1945年，抗战胜利，牟宜之也有大喜事了，他认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革命女性刘纯，两人情投意合，于当年在沂蒙区结婚。刘纯是沂水县人，出生于1925年12月，中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牟宜之与她结婚，既是战友们撮合，也是组织上关照，总之是一段注定的姻缘。
说来，刘纯也是一个“大有来历”的人，她是蒙阴县有名的“燕翼堂”后人，沂蒙区参议会副议长刘云浦的孙女。本书前面曾提到过的山东早期共产党人刘晓浦、刘一梦，就是她的亲属。
“燕翼堂”，是蒙阴县垛庄镇（原属沂水县）垛庄村刘姓乡绅的堂号，相传此号为乾隆皇帝御赐。“燕翼堂”鼎盛时期，曾有土地5800亩，山林千余亩，另有酱园、酒店、油坊、百货等店铺。在上海、济南等地亦设有商号，其资财在沂蒙山区首屈一指。
刘晓浦、刘一梦为叔侄，二人均出生于孟良崮附近的“燕翼堂”，又皆为主义而捐躯。
刘晓浦(1903-1931) 原名刘昱厚，早年在临沂、济南上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南通职业纺织学校。因受“五四”运动影响、屡有反帝激进行为而被开除。后考入上海大学，服膺马克思主义，曾写信劝告家庭将部分土地、财产转让给贫苦农民。1923年夏，由王尽美介绍入党。
此后，他每逢假期就返回济南，住在时任山东省参议员的二哥刘云浦公馆里，协助山东的中共负责人王尽美，借“平民学会”名义宣传共产革命。按照辈分，刘纯称刘晓浦为叔爷。
1925年，刘晓浦上海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南通、南京一带鼓动革命。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2月，由于王天生叛变，中共山东省委遭严重破坏，包括省委书记邓恩铭在内的大批人员被捕。同年春，刘晓浦受中央派遣，同刘谦初[1]、张文秋[2]到济南重建山东省委。4月，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刘晓浦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张文秋任妇女部长兼机要秘书。
其时，正是白色恐怖最甚之际，刘晓浦冒死四处活动，重建山东各地党组织，抚慰牺牲者遗属，处决叛徒，并设法营救被捕者。他将家中寄来的钱，全部用作活动经费。其间，任弼时曾亲临山东，对新省委的工作予以肯定。1929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再遭破坏，刘晓浦与妻子曹根心不幸被捕。
历史的伏脉，又在此处出现——刘晓浦的被捕，恰与康生有着直接关系。关于这件事，中共临沂市党史史志办提供了如下史料：
省委秘书长刘晓浦的妻子曹根心（原名曹文敏）是个新党员，随丈夫来山东工作之前，曾在上海泸西区当过女工。她的姐姐（曹轶欧）是当时泸西区委书记李松耶的爱人。其姐乘李松耶下乡工作之机，与地下党另一位领导干部赵容（即康生）姘居，并结为夫妇，将李松耶甩掉。
李松耶羞怒之下叛变投敌，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到山东出任国民党省党部反日会主席。其时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就设在济南城内的宋公街一个大杂院临街的房内，与“反日会”近在咫尺。平时，这个秘密机关在临街窗上挂着一顶旧礼帽，作为标志，以示屋内安全。
1929年6月的一天，曹根心出来向门外泼水，被恰巧路过的李松耶认出，他怀疑其姐也到了山东，便拟“复仇”。为弄清情况，李松耶派省公安厅侦查处秘书、改组派分子仲文焕搬进了刘晓浦夫妇住的大杂院。
仲文焕夫妇迁入之后，主动与刘晓浦接近往来，并让自己的幼女拜刘晓浦为干爹。通过近一个月的监视，当局认定刘晓浦为地下共产党员，刘晓浦也感觉有危险，于是决定搬家。当刘晓浦正在收拾东西，做搬家的准备，即有警察闯入，将刘晓浦夫妇捆绑起来，推进内室，以期诱捕其他人员。此时，为警示的黑礼帽尚未取下。
一天之后，张文秋冒雨赶往刘家开会，到了宋公街，她见警示礼帽依旧挂着，便放心推门进屋，旋即被逮捕。
在刘晓浦、张文秋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当局搜捕更甚。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一梦在青岛因叛徒告密而被捕，随后，刘谦初亦在省委机关秘密转移的途中，被便衣特务手持照片，在明水火车站认出，被捕入狱。至此，山东省委机关再次遭严重破坏。[3]
在狱中，刘晓浦仍与当局抗争，不改初衷。10月，二哥刘云浦携巨款到狱中，向他说明，要花钱将他赎出。他断然拒绝道：“不要花钱了，只有自首才能出去，那是我永远办不到的。”后系狱年余，终慷慨就义。
刘纯的堂叔刘一梦(1905-1931)，原名刘增容，是刘晓浦的侄子。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左翼作家，曾引起过鲁迅注意。早年在临沂五中上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系。
在学校里，他受叔叔刘晓浦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于1923年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共。从此，叔侄二人即在上海一带从事地下工作。
1927年，蒋光慈、钱杏村等在上海成立文学团体“太阳社”，刘一梦是其主要成员，常以“一梦”、“大觉”为笔名发表文章，抨击时弊。他写过一批文学作品，曾有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出版。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曾论及，称赞“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1928年，刘一梦由组织派往山东，任团省委书记。后他常在济南、青岛一带，以饭馆跑堂、拉洋车等职业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翌年初，共青团山东省委利用《济南日报》办了《晓风》周刊，他兼任《济南日报》副刊《晓风》的主笔，借以宣传革命。他的活动遂引起当局注意，经叛徒王天生、王复元密谋策划，当局于1929年4月9日将他逮捕。
刘一梦入狱后，屡遭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刘晓浦、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一道，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枪杀于济南，时人称“四五”惨案。
刘晓浦时年28岁，刘一梦26岁，皆一代英豪，同日为事业而殉难。叔侄二人牺牲后，其家人置棺敛尸，一直浮殡。刘云浦曾含泪发誓道：“共产党不取得胜利，我决不出殡。”
刘晓浦是刘家“四少爷”，他之殉难，阖门震动。自此，刘氏一门晚辈15男8女，均于抗战初期参加了共产党，其中有刘立泉、刘汇东、刘少云、刘竹泉、刘小泉、刘春泉、刘幼云、刘子泉、刘增浩、刘露泉、刘滋泉、刘增、刘稚蕴(女)、刘增蕴(女)、刘钊(女)、刘增蔼(女)、刘纯（女）。刘纯之叔刘滋泉、姨刘增霭等8位亲属都成烈士，其中刘增霭即牺牲于大青山突围战中。
当年徐向前到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时，“燕翼堂”曾慷慨捐赠八路军长短枪140余支、卖给八路军土地700余亩。
此次我北上山东，专程去拜谒过安葬刘氏忠骨的孟良崮烈士陵园。偌大的陵园中，松风飒飒，孟良崮战役解放军阵亡将士墓地宛如方阵，排列着一排排白色的五角星，寓意鲜血流尽。每一颗星，即为一名阵亡士兵，计有2000余名，令人望之不忍。刘晓浦、刘一梦、刘增霭等烈士的墓地，就在这些方阵的拱卫之中，有较高的墓碑，且彼此相距不远。
我从陵园介绍中得知，直至1994年4月5日刘氏叔侄63周年忌辰时，二人的遗体才正式出殡，安葬于此。其时山东省及北京等地1万多人，参加了安葬揭碑仪式，可谓备极哀荣。
刘纯出身于如此一个忠烈之家，中学时代就投入共产革命，自是理所当然。她本人是刘家年纪最小的“千金小姐”，不到14岁时即参加八路军，为山东公学学员，与朱瑞及其夫人陈若克极为相熟。在大青山突围中，陈若克不幸被俘牺牲，刘纯则是“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
据广丰对我讲，父亲牟宜之对母亲刘纯，有一种特别的爱怜。两人同为投奔了共产党的乡绅后代，政治选择都背离了出身，所以尤为相惜。当年下令枪杀刘纯两位长辈的元凶，是韩复榘；而后来状告韩复榘通敌、终致其毙命的人，又恰是牟宜之。这其中的恩怨情仇，都仿佛是冥冥中注定。
婚后不久，夫妇俩有一张珍贵的合影，被保留至今。照片中20岁的刘纯，身着深色的列宁装，腰扎一款很精致的女士皮带，形象美丽、单纯，但有一股英武气。很难想象就在此三年前，这样一个女孩子，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牟宜之时年已36岁，气质沉稳练达。他所戴的黑框眼镜，他前襟露出的怀表链子和衣袋插的两支钢笔，都相当醒目。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军人的标志物。
自此以后，他们两人命运相系，共赴国难。从照片中看，这一对抗战中的新人，表情充满自信，完全不可能想到，他们的后半生将要遭遇何等坎坷！
在抗战期间，牟宜之的家乡是沦陷区，以他之身份，无法潜回家乡探亲，但他对前妻安茂青及留在老家的几个子女，都一直是尽力照顾的。
1944年2月，一艘被日军征用的宁波商船上，有16名中国籍船员因不堪欺压而暴动，杀死押船的日军代表、警视厅警察和日籍船长，将船驶往山东省竹庭县柘（zhè）汪海口（现归江苏省赣榆县），将船上大量布匹、药品、纸张等物资交给了驻守在当地的八路军。[4]当年5月，沂蒙根据地干部战士都相应分到了一些布匹。牟宜之就委托次子牟敦康专程回乡一趟，将布匹带给前妻安茂青。
牟宜之与安茂青共育有三子两女，除前面介绍过的长子牟敦广、次子牟敦康外，还有长女牟敦瑾（1932年生），次女牟敦珂（1934年生）、三子牟敦庭（1936年生）。这几个子女，均在家乡成长。长子牟敦广幼年读过私塾，后负责维持家计，供养母亲，尽到了作为长子的义务，抗战期间入党，曾任中学校长、区教育助理。
次子牟敦康，1944年底入抗大一分校五大队受训。这个大队，是专门培养连排干部的。牟敦康在此一直学习到抗战结束。抗大学员生活非常艰苦，每次牟敦康到大店镇来看望父亲，牟宜之总要设法让他改善一下伙食。
牟宜之对留在家乡的几个子女的教育，也极为重视，稍有条件，就安排他们进中学读书。受父亲影响，子女们从小就倾向共产党，后陆续就读高等学校或参加工作。惜乎除牟敦康外，其余子女在1957年后备受父亲“问题”影响，经历坎坷，尤其三子敦庭，经历可称悲惨之至，令人叹息天道之不公，这都是后话了。
牟宜之结婚这一年，也是中国和4亿中国人命运发生剧烈转折的一年。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潮一过，历史又在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推进了。
1945年10月上旬，按照军委命令，华北各根据地均抽调部队，赶赴东北开辟新区。牟宜之的好友肖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一部约1000余人，渡海抵达辽宁安东（今丹东市）。
11月上旬，老首长罗荣桓亲率山东军区直属机关，从龙口乘木船渡海，从旅顺口附近的庄河县上岸，又经安东转至沈阳。牟宜之的次子牟敦康也在这支队伍里，他是随着改称为山东军区教导团的抗大一分校走的。由团政治部代主任徐洪才率队，经安东、沈阳、抚顺到达通化。
此时距日本宣布投降后仅两月余，寇亡，但征人未能解鞍。大时代的历史演进，真是不给人以片刻的喘息之机！
先后到达东北的山东、陕甘宁、冀热辽及新四军各部，计有11万人。再加上从各根据地调去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余人，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之前身，由中共名将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与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
牟宜之，却留在原地没有动。
由于他具有“骑侠式的革命纵横家”之特殊本领，遂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像他这样熟知国民党情况的通才实在太少了，因此理所当然被摆在了这个特殊岗位上。
另一方面，牟宜之受命在新四军担任职务，也与山东战后的局面有关。1945年8月13日，战工会改为山东省政府。8月15日，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等下达指示，部队番号改称“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机关亦称山东解放军总部。
8月17日，山东军区指挥山东解放军第二师、鲁中军区11团和山东军区特务团及地方武装，经26天激战，攻克了国民党军占据的临沂城。8月21日，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等领导机关，由莒南大店镇迁往临沂城。10月下旬，中共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华中和山东的工作。新四军军部和部分主力也从苏北开来，进驻沂蒙山区。
陈毅其时为新四军军长，在罗荣桓赴东北后，又接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牟宜之此时，正是在陈毅麾下。想必是老首长罗荣桓、黎玉都向陈毅力荐了这位“革命纵横家”。
此时虽云胜利，但仍需牟宜之冒险犯难，再闯虎穴。
山东当时的形势还是很复杂的，日本虽已宣布投降，但省会济南仍由日军占领，受降和防务交接尚未进行，中共冀鲁豫军区及地方部队与日、伪、顽军之间，仍有激烈战斗。济南周围的长清、章丘、平阴等县，均为中共军队经过战斗而光复。
战后的山东，中共仍将面临与国民党、日伪残余势力频生冲突的复杂局面。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的何思源，恰是牟宜之的老上司。山东分局之所以将牟宜之留下，估计就是出于这一层考虑。
当时国共双方都各自任命了自己的济南市市长，山东分局也建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杨一辰、赵笃生、蒋方宇、杜明等组成，杨一辰任书记。由于国民党方面毕竟处在“正统”地位，其势力终是抢先进入了济南市。
8月末，国民党济南市市长张金铭，接管了伪济南市政府。 9月1日在日军护送下，何思源率徐振中部进入济南。此后，山东各地大批伪军被收编为“国军”，伪军力量基本被国民党军吸纳。
9月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正式接收伪山东省机关，开始在济南办公。10月10日下午，青岛济南战区受降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部由泰安乘火车抵达济南，济南防务交接遂告完成。
此时，中共的部队仅占领了济南东南部山区和南部市郊。在济南周边县域，双方的武装冲突不断。到当年12月初，中共华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有指令，目前暂不攻克济南，地下党的工作应循“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原则。这样一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办事处作为中共公开机构，驻在济南，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在民众中扩大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牟宜之于此时又发挥了他的长项。老首长们后来对他的评价是：“善于团结各个阶层、各种地位的人士，侃侃而谈，说古论今，不卑不亢，以理服人，很有革命纵横家的风度。”[5]
比如，在与时任山东省主席的何思源打交道时，老首长们说他“虽置身危地，仍然是义正词严，当面指斥其反动行为，毫无假借。”[6]何思源当时很怕见他，常以公务繁忙来推脱。牟宜之就不客气地说：“你忙个什么？出了济南城，还不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但后来在北平解放时期，何思源改变立场向中共输诚之后，牟宜之又能够与何思源毫无芥蒂、结为至交。
在济南办事处期间，牟宜之还与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杨一辰等人密切合作。杨一辰与牟宜之，两人缘分不浅，是中学时代的好友，由丁君羊介绍一起加入共青团。1929年，杨一辰在中共山东省委工作时，因省委遭破坏，曾与刘一梦同时被捕，后幸而越狱逃出，奔至沈阳，在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工作，又与丁君羊成为同事。后杨一辰在1958年的命运，与牟宜之极其相似，而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屈辱则更甚之，此乃后话。
日伪势力被解除之后，国共之间的战与和，就成了时代的主潮。1945年10月10号，国民党与中共举行重庆谈判。1946年1月，国共双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和平建国、实现宪政。
当月，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负责解决各地国共军队的冲突。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美国方面代表罗伯逊。
北平军调部由周恩来、张群和美国特使马歇尔领导，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其任务是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牟宜之与国民党元老张群熟悉，又精通国民党方面的事务，于是在此时奉命参加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的工作，与原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邝任农[7]搭档，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这个任命，极有可能是出于叶剑英的建议。
在战争期间，牟宜之保留下来的一张全身戎装照，就是在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工作时照的。因工作需要，他特地换上了一身质地较好的军装，气度不凡，望之俨然。
牟宜之在军调小组一直工作到1946年5月，亦即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因东北战局吃紧，急需策反人才，他又奉命紧急调往东北，刘纯亦随行。
抗战八年，生灵涂炭。战后民众尚未休养生息，转瞬间内战又起。“借问谁家地，埋没蒿里茔。”[8]牟宜之在渡海赴东北的一路上，瞻望未来局面，想必是心情非常沉重。
[1] 刘谦初（1897-1931）原名刘德元，字乾初，化名黄伯襄。山东平度人。毛泽东的亲家，毛岸英之妻刘思齐之生父。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与李大钊领导的学生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燕大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1927年1月加入中共。早年在湖北工作，与毛泽东结识，并与张文秋结婚。1927年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2月调至山东，重建中共山东省委，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7月，省委再遭破坏，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邓恩铭等21人被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1960年3月其遗骨迁葬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2] 张文秋，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京山县委妇女部长、组织部长、县总工会秘书及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历任鄂豫边区宣传部长、汉川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少共湖北省委机要秘书，上海浦东、沪西区委组织部长，山东省委妇女部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32年起，先后在上海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做国际情报工作，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上海浦东区委做机要工作。抗战爆发后，历任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政治处民运股长兼《生活星期刊》主编，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后方留守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延安联防军政治部后方学校校长、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组织科长、干部科长等职。1949年之后，历任中国银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国盲人福利会总干事。
[3] 参见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史志办整理《关于刘晓浦同志的生平资料》。
[4] 见牟宜之《八斤鞋》中《一船布》一文。牟宜之还以此事为素材，为连环画《海上歼敌》撰写了文字脚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
[5] 见《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
[6] 同前。
[7] 邝任农（1910-2003），原名邝有槐，江西寻乌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县游击队中队长，营党代表，特务团团长，师、军、军团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15师供给部部长。1939年起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鲁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济南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鲁中军区副司令员、济南警备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1949年任“三野”后勤司令员。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党委书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66年任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后任空军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8] 见李白《上留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