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天，占领华北的日寇，气焰有所削弱，在据点里轻易不敢出来了。敌后抗战，熬过了最艰难的一年。春天里，牟宜之忽然向上级提出辞职。从他的自述看来，请辞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1942年春，我即病了，经我一再请辞，蒙上级批准， 6月30日我交待完毕。我辞职时除身体不好外，我自己感觉今后工作转入点滴细密。我是粗枝大叶的人，我诚恐不胜之故。
这是已知的牟宜之生平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身体方面的状况。残酷的战争环境，严重影响到他的健康，后来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人生走向。而性格方面的考虑，也同样至关重要。
辞职以后，他仍回部队，任115师参议室主任参议，同时在战工会设计委员会（亦称设计室）复职，仍为主任委员，专门负责策反伪军的统战工作。
此次辞职，在牟宜之参加革命后尚属首次。我在研究他生平事迹时，对此颇感突兀。考察当时背景，有一件事不可忽略，即：从1942年2月起，中共开展了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运动的中心在延安，所以史称“延安整风”，而各根据地也根据中央指示相应开展，声势相当大。
延安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方告结束，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一年半时间。这一时期，又称“整顿三风阶段”，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整顿文风。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间至1945年4月，有近两年时间，又称“总结经验阶段”，是对历次“党内路线错误”进行清理，统一全党认识。
参加整风学习的人员，包括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
运动初起，其锋必锐，这是后来无数次运动证明的了。整风运动的初起阶段，对干部的思想冲击较大，党内一些不健康的苗头也有所显露。据我分析，牟宜之对于运动中的某些倾向，必会有自己的看法，觉得在地方上像他这种“身世复杂”的领导干部，难以自处，还是回到部队较为单纯。
他的预感，是正确的。1942年6月回到部队，至8、9月间，山东根据地整风运动即成高潮，天天开会，人人过关。对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来说，这不是好兆头。
据牟宜之的后代讲：
42年开始整风，因我父亲是特殊党员，工作性质特殊，黎玉和罗帅他们把我父亲保护起来，指示让他写了一份履历，不让他参加整党。人家都在开会整党，他整天带着警卫员出去转。否则以我父亲的社会关系，那一关他就过不去。
在延安整风的后半段，出现了一股极端风潮。其时，敌伪和国民党均派有特务打入陕甘宁根据地，进行破坏，毛泽东遂决定于1943年初在全党开展“审干”。这个审干活动，后来被康生弄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给很多干部和革命青年以极大伤害。康生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在各机关、学校、单位掀起抓特务、抓叛徒的高潮。延安万余名干部中，在审查中，所谓“特务”及“失足者”竟然近千人，占10%。其逼供、拷问手法骇人听闻，引发众怒，甚至引起高级领导人的抵制。
此种情况，至1943年10月才由毛泽东出面制止。随后展开甄别、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方告结束。这次所谓的“抢救”运动，是1949年之后诸多运动的滥觞，其极端的思维方法与手法也延续了下去，终至酿成民族大患。
抢救运动结束后，牟宜之愤然不已，对时任山东分局城工部部长的好友杨一辰[1]说：“延安抢救运动，最该抢救的就是康生！”
彼时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影响力，康生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从苏联归来，自觉身价颇高，作报告言必称“斯大林同志说过……”。牟宜之对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很反感，曾对人议论道：“康生怎么像斯大林的干儿子？张口闭口斯大林如何如何？”此事被人汇报上去，传到了康生耳朵里，险生意外。但当时延安整风已经结束，康生也不便就此言论整肃牟宜之，牟宜之才侥幸躲过一劫。[2]
在延安整风中派生出来的“支流”，亦是牟乃纮后来庆幸未去延安的原因，否则以当时他那样的单纯热情，身心必受重挫。
牟宜之因适时回到部队，受山东分局、115师高级领导人庇护，免于受冲击，这是他一大幸事。但也正因如此，他未能在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为1949年后仍不警觉而埋下伏笔，真乃福祸相倚的一段因果，令人徒生浩叹！
在黎玉、朱瑞、罗荣桓保护下，牟宜之于1942年9月30日写了一份自传，即《牟宜之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算是过了关。这份自传，将他自幼时至当前的大致经历，都逐一简述，线索是很清晰的。后半部分，还特别加了些必要的“反省检讨”。
他在自传中，再三申明“我对事对人对工作，敢自信是完全基于至诚的热情”，“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有事实表现的。我最近自省，我觉得我的私心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一切可以贡献于真理”、“我们终生是对真理无条件、无限制、永远负责到底”等等。这样激昂的剖白，隐含的却是苦衷。“复杂的社会关系”无以辩白，只好这样来袒露心声。
牟宜之坦荡敢言，胸无城府，与他熟悉的领导人无不知晓。在1941年11月的反扫荡中，又经住了生死考验，因此他觉得，不能无端地怀疑他对革命“半心半意”。
尽管牟宜之违心地做了“反省”，对自己“出身成分不好”、“小资产阶级”、“流氓知识分子习气”、“夸夸其谈”、“常看不起人”等莫须有的“缺点”逐项列出，进行检讨，但言辞间仍能看出有不平之气：
我的社会关系是太复杂了，我自己真感没有比我再复杂的共产党员和抗战的同志了。
我感觉一年半来总是不少进步，虽然是进步慢。我同时又有一点感觉，即自己成分又不好，半生又是支离破碎，恐怕没有希望成为一个成熟的好干部。这说好的是谦逊，说不好是自暴自弃，整体上此感觉仍存在。
我检讨了无数次，我没做过反动事情。
这已经是隐隐的牢骚了。想必是在重归革命阵营后，他因“出身不好”和“恃才傲物”，大概没少受指责。不平则鸣，这就是鸣。自投入抗日洪流之后，他无缘回乡，在日伪反复扫荡下家道日益衰败，可谓典型的“毁家纾难”；他拒绝了丁惟汾给他安排的当朝仕途，可谓典型的“富贵于我如浮云”；却要遭人误解，其困惑与愤懑，不能不溢于言表。
好在黎玉、罗荣桓、肖华等高级领导人，全都视他为挚友，一点也没有为难他，因此，他也就不知道“运动”有何等厉害，心理上少了一道防线。他不能料想，与后来源源不断的“运动”相比，眼前的这点风波，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是容不得革命队伍中，有这种暴戾之气的。早在1939年，山东根据地曾发生过一起惨无人道的“湖西肃托”事件，牟宜之曾为此深感愤慨。
湖西，位于著名的微山湖之西。一曲优美的“微山湖畔静悄悄”背后，曾有一桩历史上真实的悲剧。湖西地区是个沃野百里的好地方，囊括苏、鲁、豫、皖四省边界十余个县。1938年12月，115师685团东进至湖西地区，改编为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
1939年5月，中共在此设立苏鲁豫区委，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下辖湖边和鲁西南两个地委，以及两个中心县委、三个直属县委，全区有党员约万名，地方武装约15000人。后苏鲁豫边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凤鸣，副主任白子明。
1939年8月，祸起萧墙。由湖边地委的组织部长王须仁首先发难，制造了莫须有的“托匪案”。接着，由王凤鸣主导，胁迫白子明，在苏鲁豫边区掀起血雨腥风的“肃托斗争”，将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1923年老党员）、军事部长张如、统战部长王文彬、青年部长孙衷文、社会部长赵万庆、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李发（红军干部）等人全部逮捕，诬为“托匪”，严刑逼供。
王凤鸣，原是685团的青年干事，后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又出任军政委员会主任。此人思想极端，手段残忍，对“自己人”下手极为狠毒。“湖西肃托”共计关押600余人，杀了300余名无辜干部。杀人之后，还要曝尸街头，以制造恐怖气氛。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1949年后为云南省委书记、南京大学和中国人大校长），亦未能幸免，被严刑拷打，几不保命。第四支队支队长梁兴初（后为著名的38军军长）也被怀疑，险遭毒手。
1939年10月26日，根据中央指示，115师政委罗荣桓带领师部所有保卫干部，在骑兵连护送下，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领导人一道，从鲁南抱犊岗出发，疾驰单县，制止了荒唐之极的“肃托”，解救了尚未被处决的干部，宣布平反与抚恤善后。
王须仁后来畏罪自杀，王凤鸣经批评教育调任686团团长，后于1941年7月竟然畏罪叛逃，投奔日伪军。抗战胜利后，王又投奔国民党42集团军郝鹏举部，终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山东各根据地零星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到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牟宜之得知“湖西肃托”真相后，心情极为沉痛。在“肃托”问题上，他曾与山东分局社会部的一位负责人发生过激烈争论。他一贯反对滥杀无辜，曾拍案而起道：“杀了那么多的革命青年，是伤天害理呀！”
从《履略》中还透露出，在这次整风中，牟宜之的党籍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山东分局和115师党委将郑重研究牟宜之的党籍问题。为此，牟宜之在《履略》中，讲清楚了入团以来的革命经历，提出了各个时期的证明人，其中还提到了关向应，但又担心年代太久，也许关向应忘记了，无法证明。
尤其是对“脱离组织”五年间，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接触，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且再三申明：“我当时虽与党无关系，我始终是站在拥护共产党的立场，无论在任何方向与时间地点。”
好在党籍问题在黎玉、罗荣桓等人的关照下，顺利过关。牟宜之仍是作为特别党员继续工作，未受丝毫影响。大敌当前，像牟宜之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这是他本次安然过关的外部条件。可惜，当时他大概未能有如此清醒的意识，只认为是“身正不怕影子歪”。
回到部队的环境，牟宜之的确是如鱼得水。从1942年起，他迎来了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可称功勋卓著。
1942年8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即改为山东军区。1943年3月，115师又与山东军区合并（保留115师番号）。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中、鲁南、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肖华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说，从1943年初起，牟宜之又与肖华在一起工作了，心情之愉快，自不待言。
这一时期，是山东抗日局面的一大转折点。罗荣桓同时还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工作。此后，他采用精兵简政策略，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的“扫荡”和蚕食压迫，力倡“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主动战术，终使山东根据地彻底摆脱了被动局面，使敌不得不采取“重点主义”防御策略。。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牟宜之的党员身份公开，继续做他的“骑侠式的革命纵横家”，利用他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和在山东的人脉资源，对伪军首领进行策反。
1943年春，他受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委派，化装通过敌占区前往渤海区（由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而成），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接应下，对进攻八路军小清河北根据地的伪军首领王道进行策反。
王道就是王徽绂，是牟宜之的老相识。当年牟宜之在南京，曾两次为他筹集过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武器与资金。当此际，他任伪“灭共建国军”暂编第一师八团团长，正跟随日军蚕食八路军小清河北根据地。因他被日军指令留驻小清河北的斗柯据点里，处在八路军四面包围之中，欲战无力，欲守无粮，欲逃无路。所部伪军都很想念家乡，伪军官则盼望南撤，回到寿光县的丰城据点同家人团聚。
早在王道部刚开进小清河北的时候，山东军区就对王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判定他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并受到当地伪顽军的排挤，便对其采取争取策略，未进行严厉打击。牟宜之就是在此背景下，秘密潜入王道部进行劝说工作的。
时至1944年5月，王道部驻已返回寿光县西，驻扎在丰城，决定弃暗投明。罗荣桓知悉后，再次派牟宜之潜入王道部予以协助，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同时配合以强大政治攻势。7月，渤海军区为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系，以12个连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同时出击，给王道部伪军以极大压力，终致策反获得成功。
关于牟宜之两次潜入王道部策反，现潍坊地区有资料载：
牟宜之，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奎山乡牟家庄人，是王道的结拜兄弟、老朋友，他到丰城使王道分外高兴。王道把几年来的苦楚，全盘地向他倾吐出来，并请他拿个主意。牟宜之首先对王道进行了安慰，然后向他讲解了抗战形势和我党的主张，并介绍了我鲁南军区部队击毙伪“建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刘桂棠、鲁中军区部队二次讨伐吴化文战役的胜利，从而使王道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光明大道的决心。
1944年5月底，山东军区再次派牟宜之、孙光[3]等来到丰城,具体帮助王道筹划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4]
7月21日，王道率伪“灭共建国军”第一师一部1600余人反正，加入八路军。经过短期整顿，该部编为山东军区新编独立第一旅，王道为旅长，孙光代参谋长，刘同泰代政治部主任。牟宜之随即参与了对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
同年11月，牟宜之又协助滨海军区，成功策反莒县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5]，莫正民于当月14日率3500余人起义。此举对于山东根据地意义尤为重大，莒县一收复，鲁中根据地与滨海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沂蒙山中心区声势为之一壮。1944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山东的新胜利》，称：“莒县的解放，不仅是山东辉煌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的大胜利之一。”为此，牟宜之受到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1945年1月，在策反驻诸城伪保安大队副队长张希贤[6]的过程中，牟宜之再立大功。张希贤原为高树勋部第三旅第六团团长，与牟宜之是济南正谊中学校友。据资料载：
张希贤部的爱国官兵虽支持反正抗日，但他们思想上跟张希贤一样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为打消他们的顾虑,我方曾先后三次邀请该部上层官员到我莒南中心解放区进行参观，中共滨北地委的党政军领导热情接见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
有一次，地委特地邀请了省高级参议、原国民党乐陵县县长牟宜之先生给他们讲话。牟先生在讲话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揭露了国民党在各地捕杀共产党人、摧残抗日爱国志士的罪恶行径，赞颂了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联合各界抗日,不咎既往的宽阔胸怀。有着类似经历的牟先生现身说法，给了这些军官们极其深刻的教育和触动。[7]
1945年1月16日，在老战友、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的策应下，牟宜之协助滨北地委成功策反张希贤率1500余人来归。至此，牟宜之先后共策反伪军约6500余人，这些反正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二、三旅。此外，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10团团长韩寿臣部1800余人反正，编成独立第四旅。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计8300余人，从当时背景看，人数相当可观。
这些伪军的起义，成功打破了日军在山东构建的“重点主义”防御体系，是罗荣桓在抗战后期采取的重大战略行动。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牟宜之居功至伟。
据原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李欣[8]回忆，成功策反王道、莫正民之后，肖华对牟宜之的工作成绩极为重视，专门写了一个《策反大股伪军起义经验总结》，将山东军区各级相关部门人员召集在一起讨论，征求意见。
李欣回忆说：
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有一天把我找去，在他的办公室兼住处讨论事情。牟宜之也在那里，还有一位林一山也在。他们两个都比我年长，我们从事的工作相近。肖华就读那个材料，征求我们的意见。材料里提到的“大股伪军”，就是指王道、莫正民。材料是对成功策反他们起义的总结。就在那一次，我认识了牟宜之。
牟宜之与这两支部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我们八路军在鲁南人数并不多，比较能打仗的，也就两个团，五六千人吧。把这两支部队弄过来以后，一下增加了好几千人。这个事，反映出牟宜之的个人魅力，能让几千人的伪军反正，这种感召力很不得了啦。
认识了牟宜之后，感觉他很有亲和力。我当时是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他对我一见如故。感觉他对人非常诚恳、厚道。
他很有文才。1943年，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9]不幸牺牲。符是江西广昌人，红一军团的老红军干部。牟宜之为他写的悼念诗，头两句是“广昌符竹庭，赫赫有令名……”这两句诗，我记了一辈子。[10]
这期间，牟宜之的次子牟敦康，倾心于革命，从日照老家冒险跑来沂蒙山区，要求入伍。牟宜之对这个儿子期望甚高，觉得孩子要革命就要有知识，于是在1943年9月安排他进子弟学校学习。1944年6月，又送牟敦康去了滨江中学。学习两月之后，逢日伪扫荡，学校解散。牟敦康被疏散到牟宜之任职的独立一旅，牟敦康就缠着父亲要当兵。那一年，牟敦康才16岁，不合条件，牟宜之不同意“开后门”。牟敦康便转而央求军区参谋处处长赵凌汉[11]，后赵凌汗建议他去念抗大一分校。牟敦康遂向山东军区提出申请，由山东军区保送，进入抗大一分校（常驻费县）学习。抗大一分校后改称“山东军区教导团”，团长袁仲贤，政委梁必业，为山东军区的直属部队。
牟敦康总算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开始了他极为传奇的军旅生涯。刚参军时身体瘦小，全副装备在身，连行军都显吃力，梁必业政委见了，心有不忍，便让他进了骑兵队。
1944年10月5日，牟宜之被任命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后升任政委）。罗荣桓、黎玉、肖华三位首长签署的委任状，被牟氏后人精心保存至今。
这一年，八路军在山东已是兵强马壮，频频向日伪发动攻势，全年进行较大战役15次，歼日伪军6万人，攻克县城9座，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到1945年，山东军区拥有13个主力团，全区共有兵力10万人。同年4月，牟宜之被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前往延安参加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这个会议后来宣布取消。牟宜之于半途折返山东。到同年8月，日伪势力愈蹙，山东军区部署全面反攻，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另动员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子弟兵团”负责后勤与伤员救助。
八路军分兵五路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8.15”日本宣布投降时，山东省之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地区，除铁路沿线和零星城市外，均已光复。
这番景象，在1938年肖华率东进挺进纵队机关百余人入鲁时，实很难想象。这里面，即有牟宜之的大功劳。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12]。回望当初反扫荡时的“忧心一片乱离情”[13]，牟宜之可以额手称庆、浮一大白了。
[1] 杨一辰(1905-1980) ，原名杨翼宸，字德如，又名台三。山东金乡人。1927年由邓恩铭、丁君羊介绍加入中共，192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1929年1月被捕，后越狱逃至沈阳。1930年起，历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满洲临时省委组织部长、沈阳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奉天特委书记等职。1933年在沈阳被捕，被伪满高等法院判12年徒刑。后在多方面帮助下获释，返回金乡从事抗日活动。1942年到山东分局任组织科长，后历任山东分局城工部部长、济南市委书记、华东局城工部部长、华东野战军兵站政委、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省委第二副书记等职。1949年后，历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华南分局组织部长、第一书记，国务院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城市服务部部长、第二商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1958年冬，因在政治局内部会议上反对浮夸风而被贬任青海省商业厅厅长。1961年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文革中因不肯做伪证而遭四人帮迫害，1967年5月起被关押。1980年获平反，恢复名誉，并任河南省副省长。同年10月15日，病故于郑州。
[2] 见对牟敦庭的采访影像资料。
[3] 孙光，即孙靖宇（？-1946），原名孙荣，曾用过孙耀先、孙晓文、孙光等名，黑龙江勃利人。是勃利县早期的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勃利县委委员，大四站区委书记。“九·一八”之后流亡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0年回国到延安。后调往鲁中南区，任抗大一分校军事教员、115师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科长。1945年4月山东军区组建开辟东北新区的部队，担任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员兼三江专员公署专员，于同年10月，由东北人民自治军第7纵队万毅部下一个连护送，乘火车抵达哈尔滨。在苏军协助下，建立了勃利、林口、方正、依兰、桦南、桦川、富锦、双鸭山、鹤岗、集贤、通河、佳木斯等市县的中共政权，为开辟合江地区根据地作出过一定贡献。于1946年8月在哈尔滨道外被士兵误伤，不幸身亡，时年36岁。
[4] 见袁帅、刘培泉 、刘佳慧《调转枪口的伪军》，原载于《潍坊晚报》2011年9月4日。
[5] 莫正民(1913-1983)原名举正，字正民，后更名余生，山东五莲人。1928年投军入张宗昌丶张步云等部，职至大队长。1937年回乡拉队伍抗日，自任司令。中共党员王东丶王乃征等进入该部协助工作，发展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同年6月，他征得王东年等同意后，投靠国民党军新六师高树勋部，编为独立第二旅，任旅长，年底随高部至冀鲁边区。1939年冬，奉命与八路军作战被困，率部往鲁南撤退，途中投降日军。回乡后，组织了“反共自卫团”。翌年3月率部投靠国民党51军，任鲁苏战区独立第33支队司令。1942年春又降日，被委任为“鲁南灭共军”支队长，率部进犯莒南根据地，遭八路军痛击，遂与八路军滨海军区建立了联系。此后，滨海军区遂派谷凤鸣等人进入莫部开展工作。同年底，他任莒县伪县大队副大队长。1944年9月，日军草野青大队至鲁中“扫荡”，被八路军全歼，使莫正民深受触动。经牟宜之和滨海军区做工作，终于决定反正。1944年11月14日，山东军区组织滨海丶鲁中军区主力将莒城包围，莫率所部3500余人撤出城外，宣布反正，使八路军在一夜间攻克莒城及16个外围据点，解放700余村庄及30余万人民。反正后，莫部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任旅长。1945年5月，中共滨海军区党委批准他为特别党员。1952年7月，随辽宁军区解放一团集体转业，历任东北农场管理局秘书处处长、萨尔图牧场场长、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副院长、红色草原农垦局局长，自奉甚俭。于1983年病故。
[6] 张希贤（1904-1961）原名张则昔。山东诸城人。1922年考入济南正谊中学。192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诸城三区区长兼常备队队长、团长、旅长等职。1942年9月投降日军，任皇协军第一支队司令等职。1943年6月后，经八路军山东军区滨北办事处争取， 于1945年1月率千余名官兵反正。队伍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三旅，任旅长。该部在泊里战役和二次解放诸城的战斗中做出很大贡献。1949年后，历任山东烟草公司副经理、华东税务管理专卖处副处长、上海烟酒糖业公司副经理等职。
[7] 见《调转枪口的伪军》，原载于《潍坊晚报》2011年9月4日。
[8] 李欣，1917年生于福建长汀。193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中共。1937年任中共青岛特别支部书记，组织筹划了青岛崂山起义。1938年任中共鲁东南工委委员，奉命往东北军万毅部做工作，后任中共东北军57军112师工委委员。1940年起，历任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科长、高级党校支部书记、宣传部干事、中共东北军新111师工委委员、滨海支队政洽部副主任、山东军区东北挺进纵队第1支队政委。1946年起，历任东北民主联军19旅政治部主任、1纵3师政治部主任、1纵政治部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东北野战军1纵1师政治部主任、1纵2师政治部主任。第4野战军独立21师政委、38军113师政委。1950年以后，历任驻东德政务参赞兼文化参赞、驻英国政务参赞兼领事部主任。1957年入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第4期学习，1960年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1975年调解放军政治学院任一系政委。1985年离休。
[9] 符竹庭（1912-1943）江西广昌人。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抗战爆发后，参加过平型关大战，1939年随115师东进挺进纵队到山东冀鲁边。1943年4月，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委。11月，滨海军区奉命攻占赣榆城，符竹庭和军区司令员陈士榘率部将该城包围。利用内线打开城门，经过战斗，迫使1600多名伪军投诚。后攻城部队撤出赣榆城，转移到黑林镇马旦头村。11月26日晨，敌援军实施报复性扫荡，合击滨海军区机关，符竹庭指挥警卫部队奋勇还击，不幸坠马受伤，经德国著名医生罗生特大夫全力抢救，终因伤重，光荣殉国，年仅31岁。
[10] 见对李欣的采访影像资料。
[11] 赵凌汉，简历不详。1938年，任中共淄博特委委员。1944年任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参谋长。1949年任福建建德军分区司令员。后调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工作。1958年5月，在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被打成“肖克、李达反党宗派小集团” 成员。后任解放军体育学院副院长，1978年获平反。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2] 见《诗经·鲁颂·閟宫》。
[13] 见牟宜之诗《反扫荡之三》，载于《牟宜之诗》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