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的革命生涯，亦文亦武，经常变换，是大时代才能赋予他如此之多的色彩。他平生管辖范围最大的一任“地方官”，是在沂蒙山区。这样的战时地方官，与承平时期的官员截然不同，不仅要处理政务，还要经受生死考验。
那一代人的慷慨赴死，不是一句空话，革命亦不是口头宣泄。危险关头，须豁出性命去兑现方可。
一回到青驼寺，牟宜之先就奉命调往鲁中区，筹建“沂蒙临费办事处”。在1940年的10月，联合大会刚开过，中共就成立了鲁中区党委，考虑到加强管理的需要，拟在鲁中区党委之下，成立一个地区级党政机构——沂蒙区，下辖沂水、蒙阴、沂南、沂临边、费东5个县。沂蒙临费办事处，就是行政机构的筹备处。牟宜之被指派为办事处主任，自此交卸了战工会的具体工作，专在地方任职。
在今天的“沂南论坛”网页上，能查到牟宜之在办事处的短暂时期中的行踪：
1941年1月28日，沂蒙区党政军民7000余人，在沂南县举行“追掉新四军皖南事变遇难将士及纪念‘一·二八’九周年大会”。山东纵队政委黎玉、沂蒙临费办事处主任牟宜之等到会讲话，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制止内战。[1]
1941年2月，沂蒙行政区划正式确立，沂蒙地委（亦称鲁中二地委）和沂蒙区专员公署（简称沂蒙专署）同时成立，王涛[2]任沂蒙地委书记。
2月26日，沂蒙区抗日民众代表大会在沂南朱家里庄召开，有党政军、各界群众团体和地方绅士名流代表200余人参加，经3个小时的投票，公推牟宜之为沂蒙区行政专员。
会上还选举了沂蒙区参议会参议长张伯秋，副参议长邵德孚、刘云浦。其中的刘云浦，是蒙阴县著名士绅，省参议会议员。因缘巧合，4年之后，牟宜之竟然成了他的孙女婿。
这次代表会，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有些代表是伪装成走亲戚，通过敌占区来到会场的。会议一结束，为防止敌人偷袭，代表们马上解散，返回原地。
其时，中共在沂蒙根据地建立了非常完备的行政机构，共分为“行政区——专署——县政府”三级机构。沂蒙区专署即为鲁中行政区的下属机构之一。
1941年3月，山东分局、战工会、115师和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均由青驼寺迁至莒南县大店镇办公，在此驻扎至1945年8月下旬。沂蒙区专署亦在此地办公。
大店镇，现属临沂市莒南县，是笔者2012年春季山东之行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这个小镇，就坐落在莒南县城近郊，从临沂市向东、343省道的64公里处。汽车驶过，如不注意便一闪而过。当地主人陪我们驱车来到原115师司令部旧址，下得车来，便进入一典型的北方大院，里面的规模之大，令我一惊。
看了关于大店镇的介绍，才知这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个藏龙卧虎之地：
大店镇是历史文化名镇，从明万历年间到清末，这里的庄氏家族共出了8个进士，23个举人,20个拔贡、8个留洋学生、300多名官员。在明清两代，他们的土地横跨四省，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五四”运动的热心支持者，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开拓者之一。由于资产雄厚，其家族广建庄园，多达300余堂号，其中最著名的，有“七十二堂号”之称。
1941年，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15师在陈光、罗荣桓的率领下，从山西挺进山东，长期驻扎大店，将“华夏第一庄园”——庄氏庄园作为军政要枢办公处。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都曾长期驻扎在这里。大店一度成为当时山东党政军指挥中心，被称为山东的“小延安”。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朱瑞、黎玉、陈光、肖华、谷牧、万毅、江华、陈士榘都在这里工作过。[3]
这个庄氏庄园旧址，由多个四合院组成，青堂瓦舍，曲径相连，其布局令人眼花缭乱。据讲解员介绍，原庄园共有200多个院落，现在仅恢复了12个，占地即达5万余平方米。
仅这恢复了的12个院落，我们就在其中流连了半日，且尚未看完，不知当年该有何等气派？这是山东的“乔家大院”，但又远胜于平遥古城的规模。讲解员说，早年的大店镇，不仅有庄园，还有地道、城墙、城门，俨然是平原上得一座堡垒。
省战工会当年在此办公的时候，有21个省直部门，现已恢复了7个原厅局旧址。我匆匆看过，计有：省财政厅、省实业厅、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公安总局、省卫生总局、省司法厅等，旧址气象，迄今依然肃穆。
如若不来一趟大店镇，我终生都不会知道，在齐鲁平原上，竟然有如此规模的一处中国庄园。它的白墙黑瓦、月门甬道，都似有难以尽诉的历史内涵。是啊，一个民族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温故，又如何能知新？
当年牟宜之办公的沂蒙区专署，我问过讲解员，具体地点已不可考，总之是这连廊中的一个院子。
接待我们的管理处副主任陈庆合，对牟宜之的事迹了如指掌，他向我们作了如下的介绍：
牟宜之是国民党内最早拥护共产党的人士，算是“双面县长”吧，实质是为共产党做事的。他国家民族观念特别强。乐陵是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控制的第一个县政权，牟宜之就在那儿任县长。
115师挺进山东，选择落脚在冀鲁边，就是因为当地有群众基础，支持八路军。牟宜之打下的基础，使115师在乐陵扎下了根。
后来，山东省党政机关迁到了沂蒙山区，牟宜之也长期在这里的领导机关工作。他在这里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员。这个参议会的构成，是民主化的“三三制”[4]。
1941年3月，山东省党政军中心机关来到莒南，牟宜之也是这时候到莒南的。各机关在这里一共驻扎了4年半时间，到1945年9月21日才离开。
领导中心迁到莒南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加强了对敌后的扫荡，国民党也在皖南事变后加紧了反共活动。因为山东的抗日形势比较好，所以成了日寇扫荡、蚕食的重点，国民党在山东制造摩擦也比较频繁。牟宜之在莒南的时候，可以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
他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除了在鲁北之外，在沂蒙根据地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沂蒙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他是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经过努力，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到抗战后期，全国唯有山东有最完整的一块根据地。
在山东省抗日根据地，所有的政策、法规都很规范。那个时候就制定了《人权保障条例》，比联合国制定的同类法规要早得多。
群众工作，在当时也是山东根据地做得较好。党政领导都必须与参议员一起深入群众，制定的政策贴近群众，政权深得群众拥护，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省临时参议会是政策出台的最终决策者，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
牟宜之后来是滨海区参议会的副议长，也是常务议员、驻会议员（驻会议员大约有11个），做了很多工作。
中心机关刚迁来的时候，当地群众还不了解共产党，都传说共产党“红眼、杀人、吃孩子”，谁敢接触？到后来，群众都积极支持抗日。
因此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有牟宜之的功劳和贡献。中心机关在莒南扎根，打了一系列漂亮仗，开创了局面，都与牟宜之有联系。
陈庆合主任的介绍，侧重的是牟宜之在临参会所做的工作，给予的评价相当之高。他的话，我如实记录，虽然个别细节如听天书，但我认为，这就是历史，曾经是我们的真实历史，也许在今日已是一种奢望，但并不等于从来没有发生过。
当年，牟宜之和其他领导人的工作、起居都在这里。这一片青灰色的宅院，其房脊如山，层叠起伏，向着地平线延展。院落之间的一条街巷，当年曾命名为“省府大街”。在那时，这庞大庄园的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首府。
陈主任指点着院内的角角落落，颇为自豪，对我们说：
肖华讲，莒南是山东抗日时期的首府，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这里是抗日的基地与核心，是山东的“小延安”。
陈主任的办公室，就设在旧址的一个花厅里，古香古色，令人有强烈的穿越感。初春阳光，洒在院门外静静的青石板路上。除了和平宁静，使人无法作他想。今人很难设想，70年前在这里出入的戎装青年，曾有怎样的风貌。
对于沂蒙区专员公署的工作，牟宜之本人则有如下回忆：
1941年春，我被选为沂蒙区行政委员，因沂蒙区为我鲁南根据地中心的中心，工作关系特别复杂，所以我干了一年半也没成绩可言，不过在上级带领下未犯错误了。经过了大小六次扫荡，机关未蒙受大的损失。
牟宜之是个低调的人，这段话，可以说只道出了一半的事实。沂蒙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中，算是首府区域，地位特殊自不待言；但在这一年半中，牟宜之的工作绝非“没成绩可言”。比如，他所领导的沂蒙专署和下辖沂临边联县政府，在1941年4至7月，就曾组织民工6.5万余人，在沂水与汶河交汇处，兴建袁家口子大堤，使下游30多个村庄免遭水患。民众苦干三个月，开支国币1.5万元，筑堤5039米（内含石堤308米）。完工后，在堤南立石碑以示纪念，碑上刻有黎玉、范明枢[5]（省临参会参议长）、牟宜之等党政各界领导人的题词。
牟宜之当年的部下、年届九旬的老人王传斌[6]，在2007年曾有一段谈话忆及当年。他那时，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儿，任中共沂南县委秘书，曾亲聆牟宜之作报告。他回忆说：
山东分局决定，任命他为沂蒙区专署及区公安专署专员，我们当时听了，都很奇怪，不知道哪里来了这么一个人物。我在沂南县农村，听过他的讲话。此人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没什么架子，跟大家一样过艰苦的生活，有时候零花钱都没有。他就去找区长，拍拍自己的衣服口袋说：“空啦，空啦，空啦！”因为他是民主人士（党员身份未公开），工作又繁重，所以区长有时候就给他拨一点点钱，让他能补补身体。[7]
专署的工作，就是处理老百姓的工作，就连日常的民事纠纷，也需要亲自办理。除了日常工作量巨大、头绪繁多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经常带领全区军民进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这一年半，实是牟宜之生平工作最辛苦、战斗最严酷的一个阶段。
在牟宜之本人不到百字的平淡自述中，其实包含的，是弹如雨下的厮杀，是绝无夸张的“鬼门关”！
牟宜之任沂蒙中心区行政首长之后的1941年，恰是华北敌后抗战最严峻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日伪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万人以上的“扫荡”共9次，千人以上的“扫荡”70余次。
其中尤以1941年11月为甚。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田俊六，指挥4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共5万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大扫荡”。敌军情报准确，来势凶猛。11月4日，日伪军趁夜长途奔袭数十里，首先袭击了马牧池村和大崮山，[8]山东纵队司令部机关猝不及防，遂被冲散，政委黎玉负伤。战斗中，横河村的聋哑妇女明德英，勇敢掩护八路军伤员，此即后来闻名全国的“乳汁救伤员”之“红嫂”。
后敌军又分兵11路，合围在沂水留田一带的115师师直机关、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山东军政委员会当即决定将机关转移。很快，后方机关和抗大一分校学员相继转移到沂南县大青山，但由于不明敌情，误入敌人“清剿”包围圈内，被三面合围，情势危殆万分。
此役，论人数，敌伪军有5.3万人，八路军仅有万余人；论装备，日伪军是机枪大炮、飞机轰炸，八路军仅有手榴弹、短枪和土炮；论战斗力，敌人是正规部队，八路军多是非战斗人员，其中机关后勤人员、女性、伤员占多数。临此危局，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桓等做出正确部署，出敌意料，向敌占区临沂方向突围，以求跳出包围圈。待敌锋头过去，再返回沂蒙中心区。
经将士用命，部队奋力向西突进，从11月30日凌晨战至下午四五点钟，机关、学员终有9000余人突围，令敌之全歼意图落空。此役极其悲壮，八路军将士伤亡甚多，遭受伤700余人、亡300余人之损失。
在反扫荡战斗中，山东分局和115师考虑到敌强我弱之势，采用的是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方法，沂蒙中心区各区、县机关亦分散转移，化整为零。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只能保持两人一组，在山区潜行。根据指示，必要时亦可“插枪”，即可将武器埋藏后解散，潜入民间。
其时日伪军队三面合围，密如梳篦，各区、县机关领导人在与敌人接战中多有牺牲。
生死攸关，命悬一发。牟宜之在沂蒙区专员任上，恰好遇到了这一劫。当年曾是沂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单昭祥[9]，就曾参加过沂蒙山反扫荡，他对牟宜之在战斗中的情况，有过如下的回忆：
牟宜之当时在山东的影响比较大。我十几岁的时候，在老家就听说了，他是山东第一个（国民党的）“民主县长”、抗日先锋，是人民的偶像。我那时在蒙阴二区，十几岁就知道“牟宜之”这三个字。我参加革命后，在1940年调到沂南县公安局做审讯股长。后来就是牟专员的下属了，他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沂水县、沂东县。
在沂南县，沂河东边就是敌占区，很危险，但沂南山区的人民的觉悟高，我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山区活动。我在县公安局的时候，有机会能见到牟专员。一般鬼子来扫荡，都不进山，我们一进山，就经常能见到牟专员。
鬼子一来，我们就爬沂山，很不好爬。牟专员从年轻时起就比较胖，他上山，前面的战士用草绳拉着，后面的警卫员用手推一下，才上得去。
牟专员提倡“精兵简政”，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允许部队向老百姓要吃的。这里的老百姓种花生，牟专员不许我们去讨要。当时饿的呀，眼冒火星。
有一天半夜，牟专员叫侦查股长和我过去。去了才知道，他弄来一把花生，给我们充饥。那时候的上下级关系，现在没法比。每次扫荡过后回来，大家就在一起念叨，少了谁少了谁，感情都很深。
牟专员那么胖的身体，在山里转，还作诗，真不简单。
1941年秋，日寇对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就是要围住沂南这一块。那时115师都转移到滨海、蒙山外围去了。那个“铁壁合围”名不虚传，十里一个司令部，五里一个指挥部，密不透风。有些乡支部书记、村支部书记意志不坚定，都“反水”了，出来打白旗。
那时候牟专员为我们作动员，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如何应对“扫荡”，要求我们坚壁清野，精简机构，迎接反扫荡。
日本兵的武器好，枪法准，我们不能硬打。专署和县政府（沂南行署）就分开了，各自突围。不分开的话，活不到后来。
我们机关在转移中，县长赵致平被打死了，县政府秘书、侦查股长、妇救会长都给日本人逮去了，后来弄到东北下厂烧窑去了，很惨。当时我们是逃出来的最大一股，包括县委书记李铎、组织部长秦昆、宣传部长吴克东、公安局长刘莱之，还有卫生员等人，其中公安局长刘莱之牺牲了。队伍后来又分成两股，我带了武装排走，七个人死里逃生。
后来我们才知道，牟专员他们在沂水，向高湖[10]方向突围了，那是沂蒙区的边缘地区了。他们在那儿进行了高湖战斗，我们是在姚店[11]这边。
我们七个商量说：咱们是县里突围出来的最大一股。专署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好歹没听到坏消息，没有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形势严峻，我们这样多的人，很难掩蔽，还得分散。
当时，听说县大队往北脱身了，我们就去了三个人找县大队。剩下四个人还得分开，不然目标太大，我和另一位同志留在了鲁山。
到11月，下雪了，大雪不见人，我们俩还穿着单衣。有老乡偷偷给了我们两条棉裤，我们就望着北斗星往北走。见了一条河，我们想，水是往东流的，东面就是咱们根据地了，于是就往东走。
进了一个村子，待了不大一会儿，就听老乡喊：“鬼子又来了！又来了！”我们很紧张。过了一会儿，听老乡又喊：“是115师回来了！”原来是“反扫荡”开始了，115师又开进了沂蒙。
我们到了司令部，见牟专员也在，我们县委书记李铎也在。能看见牟专员，这真是天大的喜事！他们进行了高湖战斗，往北面突围，就躲过去了。向西走的，也突出去了。我们是向东突围的，损失最大。[12]
这一段回忆，绘声绘色，胜于所有的书面资料，从中可以窥见反扫荡战斗之残酷。王传斌在回忆时也提到了牟宜之的这段经历：
他身体肥胖，行动艰难。反扫荡时，有时候山路非常难走，同行的人就想了一些办法。给他腰上拴上绳子，在前面有人拉。后面的人就用打场用的耙子，推他的臀部，就这样爬上山去。尽管这样难，他还是乐观的。[13]
就在11月大扫荡中，敌伪杀害、抓走根据地军民1.4万多人。50多天中，部队连排干部伤亡情况惨烈，地方干部多有牺牲，根据地高级干部亦有重大伤亡。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及夫人辛锐、115师政治部敌工部长王立人、国际友人德共党员汉斯·希伯等牺牲，省战工会副主任李澄之、山东公学校长朱蓂阶等被俘。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夫人陈若克（时任山东分局妇委会执委、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员），由大崮山撤退途中不幸落入敌手，被押解到沂水城日军司令部，受尽酷刑，怀抱刚出生的婴儿英勇就义。根据地损失之惨重，可见一斑。
牟宜之的好友谷牧，时任山东分局秘书主任。11月14日，日军集中7000余人反复合击蒙山地区，在沂南县柳红峪一带包围了八路军115师司令部驻地。谷牧指挥特务营阻击日军，掩护司令部转移。在激战中，被子弹击中后背，身负重伤，幸被当地民兵救下，藏于农家。据谷牧后来回忆，负伤后他血流满襟，人事不省，醒来后即见月朗星疏，已是躺在担架上了。
分局秘书主任在战场下落不明，这个消息令山东分局高层大为震动，急忙派人四处寻找，终于打探到了谷牧的下落，但该地周边已被日伪军占领，形势复杂。分局便责成牟宜之带领专署警卫连，前去将谷牧接回。牟宜之遂亲自带队穿插过去。两人在老乡家中相见，不禁抱头痛哭。牟宜之这一次，对谷牧可称得上是“有救命之恩”。
对牟宜之在反扫荡中的表现，几位老首长在《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中，有如下介绍：
日本侵略者对沂蒙区先后进行了多次“扫荡”。特别是11月的大“扫荡”，出动了五万兵力，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形势十分严重。宜之同志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同敌人在山沟里周旋。他们一面打击敌人，一面支持群众反“扫荡”。
在反“扫荡”中，牟宜之与专署公安局长徐欣三[14]带领专署警卫连，掩护机关和部分老百姓向山里转移。转移途中，这支队伍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陷入绝境。牟宜之临危不乱，写下绝命书，鼓舞部下与日寇血战到底。当时山下有炮击，天上有飞机轰炸，情况万分危急，他的队伍与日寇近在咫尺，彼此用肉眼都能看得清楚。敌人用掷弹筒、迫击炮猛烈轰击牟宜之所在的阵地，炮弹就在他周围爆炸。但他面不改色，用日语对敌方高喊：“你们打得不准，还得练练本事，才能打着老子！”如此一直坚持到天黑，部队仗着对地形的熟悉，出其不意打开一个缺口，才冲出了包围圈。
牟宜之所著《八斤鞋》一书里，有一篇故事题为《房老五》，开头就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在这个东西仅150里，南北也不过200里的沂蒙山根据地里，敌人集中了五万以上的兵力，反复地梳篦式地“扫荡”了50多天。
当时，我是沂蒙区的专员，因为守土有责，始终没有离开沂蒙山区。我带着一个警卫连掩护老弱疏散，几次战斗的伤亡，只剩20几个人了，都住在沂水北大山里的黄草安子。
后日军发觉了这支队伍的行踪，从20里外的郑家疃（tuǎn）出动，很快运动到了黄草安子附近，枪炮齐鸣。牟宜之连忙率队向北面的艾山转移。
在东奔西走中，牟宜之脚上长了一个“鸡眼”，行走艰难；又因天气恶劣，患了伤风感冒，脸色蜡黄，双目赤红，可谓内外交迫。
这一支小小的孤军，之所以没有像切·格瓦拉那样悲壮地覆灭，全赖根据地老百姓的掩护。当地农民在极度艰难中，为牟宜之一行提供食宿，照顾伤病员，并自愿参与站岗放哨，成为一道可靠的屏障。
牟宜之对“战争的伟力植根于老百姓之中”这一点，体会尤为深刻。他真诚地认为：自己在从事着圣贤的事业，他本人所代表的政权，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政权。他做专员，爱民如子，与前来打官司的老百姓同吃同睡，一点架子没有。战争中老百姓在柴草米粮上的点滴付出，他都铭记于心，反扫荡结束后他必亲自处理，加倍偿还。
据牟尚高提供，关于那个冬季期军民浴血奋战的情景，有两件事令牟宜之终生难忘，时有提及：
有位乡绅长者，年过七旬，须发飘然，有仙道之风。此翁家资巨富且仗义疏财。共产党、八路军来到沂蒙后，为支持抗战，老翁将田产浮财、民团武装悉数捐献给抗日民主政府，誓与日寇拼到底。在沂蒙专署组织群众转移途中，老翁与牟宜之于途中邂逅，老翁对牟宜之说：“牟专员，我从内心里感激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我们抗日。现在我田无一垅，身无分文，无以为报，我给你磕个头吧！”说着扑通下跪，以头叩地。牟宜之忙将其搀起，二人均泪流满面。
牟宜之所率队伍在反扫荡中遭日军围困，断炊数日，军民无以果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见到牟宜之，从怀里掏出一卷不掺糠的煎饼，对牟宜之说：“牟专员，这是细粮煎饼，俺们全家舍不得吃，留给你吃。俺们饿着没啥，你吃饱了好领着队伍打鬼子。[15]
此一役，沂蒙区各级干部经受了严酷考验，沂南县垛庄、长山等区都有村干部因拒绝交出公粮而被敌人杀害。在紧急关头发生动摇的极少数人，事后都受到了批评教育；对出卖同志造成严重后果的，则给予严惩。沂蒙专署曾有明确规定，对个别必须严惩的变节者，各乡镇须报请县政府批准后方可执行，严防滥杀。
随后，牟宜之与公安局长徐欣三前往沂南县，主持执行了对其中一个叛徒的惩处。由徐欣三带领两名公安人员，化妆进入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张家峪子村，抓住并审问了出卖沂蒙专署粮食科长李逸民[16]的变节分子张某，当场斩首。此次惩处，对敌伪震动极大。反扫荡后，沂蒙区处决的叛徒仅此一人，其余的皆给予警告。
对于牟宜之的忠勇，《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这次反扫荡中，牟宜之同志不屈不挠，始终在内线顽强坚持斗争，他领导的队伍没有插一条枪，受到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的表扬。
这种评价，须拿到抗战严酷时期的背景下去看，方可懂得其中分量。“始终在内线”、“没有插一条枪”，均是缘于不怕死——牟宜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死里逃生是考验，艰苦的敌后生活亦是考验。根据地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1942年，山东久旱不雨，部队缺粮，八路军的干部伙食与战士相同，都是地瓜藤和烂梨子做的煎饼。牟宜之曾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尝到过一滴酱油。这样的布衣蔬食，他甘之如饴。据《八斤鞋》一书里的描写，他在专署办公的时候，从专署食堂的打来的饭，就是几个高粱地瓜面蒸饼、一碗菠菜汤。书里还透露，在反扫荡期间牟宜之率领的警卫连，想弄到一点充饥的红薯亦颇为不易。
一次牟宜之患了病，无法坚持行军打仗，战友们就把他送到一个山洞里，疗养了一个月。这个山洞，仅能遮风挡雨，其余一切都谈不到。在一个月里，衣服不能换，身上长满了虱子，由于下意识地挠痒，结果伤口和衣服粘在一块儿，一脱衣就钻心地痛。
面对这样的艰苦，他处之泰然。1941年，牟宜之在反扫荡中也偶有闲情，挥毫赋诗，得七律两首：
《七律·反扫荡之一》
战罢黄昏暂宿营，饥肠辘辘起雷声。
秋深戎服寒似铁，日久馊粮硬如冰。
荒芜田园灾后业，萧条门户劫余生。
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17]
《七律·反扫荡之二》
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18]
1942年初，诗人又有七律《反扫荡》两首。其“之三”有佳句曰：
野戍荒郊闻鬼哭，阳关大道少人行。
何年涤荡平胡虏？载戢干戈不用兵。[19]
其“之四”有佳句曰：
倒地辄眠同豕鹿，此身无病弥坚顽。
微闻妇孺低语声，指点斯人似是官。[20]
以上各诗，均是战罢归来的即兴之作。其气概，无须过多阐释。诗中形象写实的诗句，可见敌寇荼毒之苦，亦可见百姓的向心力。诗人既有痛惜战争创伤的大悲悯，也有战后自嘲的幽默心情。
“今番又是何人死”——如此诗句，未曾以血浴战袍者，如何写得出？
据牟广丰讲：父亲重新归队之后，总是隐隐感到有人视他为异类，不十分信任。牟宜之对此并不埋怨，而是愿以性命与敌相搏，以自证清白，求得自身能配得上“革命者”的无上称号。
国难当头，岂有苟活之理？彼一代人，多有效法圣贤之心，每每执着若此，殊令人叹。
[1] 见“沂南论坛”之《1941年的沂南大事》。
[2] 王涛（1915-1998）原名王富春，山东沂水人。1929年加入中共。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民运科科长，中共泰山地委民运部部长，沂蒙、沂山地委书记。1949年后，历任鲁中南行署副主任，山东省总工会副主席，中共山东分局工业部部长，中央重工业部司长，建材工业部部长助理，上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上海市建委副主任，上海市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受迫害。1977年后，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3] 参见“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暨山东省政府旧址管理处”提供资料。
[4] 1941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
[5] 范明枢(1866-1947) ，字明枢。山东泰安人。幼年家贫，勤奋苦读。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泰安劝学所所长，创办女子小学及县教育图书社；继赴济南创办省立模范小学，并任职于省教育厅。1914年后，历任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监、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济南乡村师范图书馆主任。1932年春，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获释后即到泰城东山口村筹办民众小学，任校长，并受冯玉祥委托在泰山前麓创办武训小学15处，任总校长。1936年夏，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七·七”事变后，组织泰安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泰安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同年夏，奔赴沂蒙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任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中共山东分局的支持下，建立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组织抗敌自卫军，配合八路军作战。1940年2月，当选为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副主任。同年7月，被推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1945年8月任省参议会参议长。1946年加入中共，时年81岁。1947年，1947年病逝于乐陵县。
[6] 王传斌，1922年出生，山东莱芜人。1933年参加“少共”组织；1937年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和尚洞”抗日武装起义，编入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第一团。1938年奉调进入沂蒙地区，任二支队青年干事、青年大队长。负伤后转入地方，1940年起，历任中共九分区委干事、横河乡支部书记、依汶区委书记、沂南县委秘书兼党训班主任，沂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沂蒙地委（鲁中二地委）秘书、科长，鲁中南团校教导主任等职；1950年起，历任山东省团委常委、山东省团校教育长、副校长；华东团工委秘书长。1955年后，历任团中央统战部、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全国青联秘书长，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亚非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文革后期，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1972年起，先后任驻意大利大使馆政务参赞兼驻圣马力诺共和国总领事，驻尼日尔、巴基斯坦大使。1987年至1996年任全国老龄委副主任。
[7] 根据王传斌2007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录音记录，见新浪视频。
[8] 网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此事疑有奸细。日伪军夜行军数十里，沿途放哨民兵竟无察觉，殊为可疑。但事后查无结果，遂成历史谜疑。
[9] 单昭祥，1921年出生，山东蒙阴人。战争年代曾任区保卫委员、县公安局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公安局郊区一分局、朝阳分局局长，北京朝阳区委第一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水利气象局局长、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市政府农林办副主任。1978年后，历任国家农机总局副局长兼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北京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兼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1982年任首都绿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86年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兼首都绿化委常务副主任；1996年离休。
[10] 高湖水库，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沂南县境内，三面环山。
[11] 姚店子镇，现属沂水县。
[12] 见对单昭祥的采访影像记录。
[13] 根据王传斌2007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录音记录，见新浪视频。
[14] 徐欣三，又名徐森，1914年出生于山东安丘，1937年入党，任安丘六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后，历任沂蒙地委社会部科长、沂蒙专区公安局长、鲁中区公安局科长、沂山专区公安局长、淄博特区公安局长；1948年12月任北京市公安局郊四分局局长；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公安学校校长、国营774厂顾问。
[15] 参见牟尚高为日照市牟宜之事迹纪念馆写的解说词。
[16] 李逸民(1914-1941)原名李本修。山东临胸人。1933年考入济南乡村师范，毕业后，回临朐书院小学任教。1938年加入中共，任中共临朐县委组织部长、县副参议长。1940年任中共临朐县委书记。1941年春，任沂蒙专署粮食科长。同年1 1月，在反扫荡中因叛徒告密，牺牲于莒南县野猪旺村。
[17]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40页。
[18]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41页。
[19]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44页。
[20]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