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浓霜，又见冀鲁边，这已经是10月了。肖华新婚的妻子王新兰，也恰是这个时候抵达冀鲁边的，只比牟宜之早到了几天。王新兰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因叔叔王维舟[1]是四川省的早期中共党员，所以她自幼倾向共产党，开创了党史军史上的几个奇迹，即：7岁参加革命活动，9岁当红军，11岁参加长征，乃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小者，在途中险些饿毙。
王新兰后来在中央通讯学校学习电台发报，在延安与肖华相识并恋爱，毕业后组织分配她到挺纵司令部电台工作，以便与肖华会合。她先到了129师的冀南根据地，可是用了两年功夫，也过不了封锁线，即使部队护送也冲不过来。直到1939年年底，才找到空隙冲了过来，途中跑死了一匹马，被敌人打死了一匹马，才到了冀鲁边。
牟宜之回来时，肖华与王新兰新婚不久。当时肖华的驻地在簸箕武村，牟宜之那一晚闯来的情境，王新兰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他回来，那天的天气很冷，我记得。他戴个礼帽、穿一件长袍，我还以为是土匪呢。肖华连忙对我介绍，牟宜之打量了一下我，问：“这谁呀？”肖华就跟他说我是谁，他听了，只是说：“哦，哦！”也没说别的。吃完饭后，我说：“我先走，今晚在电台值班就不回来了。”肖华说：“对，你不要回来了，我们今晚要聊通宵呢。”[2]
王新兰的革命资历虽然很深，但那一年也才不过15岁。牟宜之在外闯荡了8个月，装了一肚子惊心动魄的经历，要跟肖华倾诉，乍一见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小女兵，脑子一下转不过弯而来，是可能的。这一夜，牟宜之果然就和肖华挑灯夜谈，直至天光。
离别数月，乐陵的局面有恶化的趋势，6月末，日伪军一部占领了乐陵城。挺纵司令部撤至簸武村，开始部署破路和坚壁清野。9月，挺纵两个支队杀回马枪，又收复了乐陵城，活捉了伪县长。但总的形势还是不乐观，乐陵已是连续三年收成不好，部队粮食供给发生了问题。敌人的铁壁合围政策也开始见效，不断挤压挺纵的地盘。当牟宜之还在辽县的时候，八路军总部就电告肖华：考虑到粮食紧张、敌人封锁严密，应速转移至鲁西。
部队要转移，地方政权不能垮掉。肖华马上给牟宜之安排了新的工作，让他发挥建政开拓的能力优势。本年春末，在冀鲁边已建立了津南、鲁北两个地区党委，现拟成立鲁北行政委员会，由牟宜之任主任，王叙坤[3]为副。这是一个地区级的行政机构，下辖惠民、临邑、阳信、商河、乐陵等县，目的是为统一鲁北的抗日政权，使之有一个总框架，与区党委配套。
鲁北行政委员会刚开始运作，还未及向民众公布，情况很快就有变。牟宜之说：“刚一开门，又因敌情紧张而暂时作罢，我还是任（挺纵司令部）秘书长。”
这个冬天，是冀鲁边的严冬，也是抗日战争的严冬。当时敌情紧张到什么程度？王新兰回忆说：
冀鲁边是日军在华北搞碉堡群的第一个实验区，到处有封锁沟，五华里一个岗楼，是名符其实的“铁壁合围”。到最后，部队已无集体行动的空间，只能班排行动。[4]
说走就走，就在10月底之前，挺纵司令部和大部分部队，已分批撤离了乐陵，先撤至鲁南。1939年1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肖华为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令其待机跨过津浦路，转移至鲁西。
跨过铁路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940年3月，挺进纵队配合129师开始了冀南作战，部队开进了鲁西。冀南这一场仗，打了足足有半年时间，是为讨伐有名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石友三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从马夫、护兵干起，当上了旅长、师长。他以反复无常而闻名，先后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张学良，每次都是投而复叛。失意时，曾在天津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有勾结。
1935年，石友三从失意中缓过来，投靠了宋哲元，宋哲元便给了他一个冀北保安司令的头衔，他趁机拉起了三个旅的队伍。恢复了元气。1937年“七七事变”后，石部改编为181师，后又编为69军、10兵团，名号越大，石友三的官也越当越大。
日军占领山东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占据了冀南和冀西一带，算是较大的一股力量。此期间，他为保存实力，转而与中共合作，企图借助中共支持，当“山东王”。彼时石友三的军部驻在南宫，与宋任穷部恰好相邻。邓小平、杨秀峰、宋任穷、刘志坚等中共要员都曾与之会谈，争取他共同抗日。
这个蜜月期，还不到一年。1938年底，蒋介石给了石友三一个“第39集团军司令”的名号，进而以“华北王”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共。石友三是个极端功利主义者，见有利可图，旧病立即复发，马上翻脸，开始向中共根据地发起挑衅，偷袭部队，杀害地方干部，截扣粮饷款项，故意制造磨擦。八路军本不愿与之交恶，但石友三部得寸进尺，越发嚣张，以搜捕八路军为由，一把火烧掉了登封少林寺，在民众中引起公愤。
为惩治石友三的恶行，1940年1月，在129师统一指挥下，由宋任穷、程子华、肖华、杨勇等将领分率冀南、鲁西、冀鲁边部队，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拟对石友三部发起反击。
未等八路军动手，石友三部闻讯先逃。从2月9日起，八路军跟进追击，石部在冀南6县伪军的掩护下，南逃至鲁豫交界的清丰、濮阳、濮县一带。
失去冀南地盘后，石友三心有不甘，企图向鲁西北和豫北发展，与驻林县的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联接起来，阻断八路军华北、华中及山东三个战略区的联系。
八路军随即采取反制，由115师独立旅、冀鲁边挺纵第五支队、鲁西北支队等部队，组成了“八路军华北讨逆野战军”，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程子华（后由肖华接任）。肖华就是在此时，率部进至鲁西参加作战的。
3月4日，讨逆野战军奔袭石友三集团军总部驻地——清丰县六塔集，经10余日连续作战，终将石部逐出了“两濮”地带。5月中旬，八路军又集中7个团的兵力，在东明、单县一带再歼石友三一部。经两个多月作战，共歼敌1.5万余人，结束了第一次“讨逆”战役。
6月初，在日军掩护下，石友三部与其他“顽军”共3万余人，卷土重来，重占了“两濮”及附近大片地区。
一个月后，宋任穷、肖华指挥鲁西（挺纵）、冀鲁豫、冀中、冀南等军区部队，发起第二次“讨逆”战役。7月10日，八路军将石部压迫于金堤河以南，截断了其向北发展的路径。石友三部遂收缩于濮阳、濮县间，不敢再动。
至8月中旬，第二次讨逆战役结束。此役，八路军收复东明、鄄城、观城等10余县。石友三企图分隔山东与华北八路军的意图，遂告落空。[5]
肖华部来到鲁西，加强了八路军在鲁西的实力。由于肖华所部善战，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之为“肖华支队”。
这是牟宜之作为军人参加的第一场战役，想必是印象深刻。在这以后，遵总部之命，挺纵就留在了鲁西，改名为“鲁西挺纵”，肖华同时兼任鲁西行政委员会主任。
这期间，牟宜之知悉周恩来在莫斯科疗伤结束，已于3月底回到了延安，便去信问候。周恩来曾有复信一封，叮嘱他一定要谨言慎行。可惜这封信在后来的“反扫荡”中遗失了。
牟宜之在此时也参与了鲁西的政权工作，兼任鲁西宪政促进会主任，“做了一个时期的统战工作”。
这个“宪政促进会”，其来龙去脉，今人多不知其详。其背景如下：
1939年9月9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4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员发出呼吁，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秦邦宪等7人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中，提出要实现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之权利。章伯钧等36人向大会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等37人提出《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均为同样呼声。
会后，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根据会议的决议，指定各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罗隆基、史良、褚辅成、钱端升、罗文干等19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修改宪法草案，促成宪政。
中共和有关民主党派则另外决定，拟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85人为筹备委员。此后，重庆、成都、桂林等地都发起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亦于1940年2月20日成立。[6]
这是抗战时期出现的第一波“宪政浪潮”。很明显，这个“宪政促进会”的任务，就是联络各党派人士，促进国民政府保障民主、实施宪政。牟宜之这位“骑侠式的革命家”，一生经历极其驳杂，居然有幸成为抗战时期的第一批宪政促进者。
其后一年多，牟宜之一直跟随挺纵在鲁西工作。肖华的夫人王新兰，当初绝没有想到，这位化装得跟“土匪”似的壮硕大汉，竟然是他们家的常客。王新兰回忆说，牟宜之那时一见面就叫她“小王”。提及这个，她颇为感慨，说是1949年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那么叫了，后来见面就叫官衔。
王新兰对牟宜之最深的印象有两点：一是风趣，说话随便，不讨人厌；二是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那时候，同志们有不认识的字，就问他，他有问必答。王新兰感到很奇怪：“你怎么什么字儿都认识？”
牟宜之大笑道：“《康熙字典》里没有我不认识的字儿！”
王新兰说：“你吹牛！”
她翻到了一个极生僻的字，不料牟宜之居然也认识。于是，牟宜之就得了个外号“活字典”。[7]
牟宜之的确是才兼文武的一员干将。移师鲁西时，挺纵已是家大业大，从原来几千人的地方武装，发展到1.5万人的正规部队。牟宜之在挺纵司令部，实际上是为肖华负责常务工作的。他后来曾感叹过：“我也是带过千军万马的呀！”这段经历，是他终身为之自豪的军旅生涯，也是令他暮年时颇为伤感的“当年勇”。
1940年7月，为组建省级政权，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沂南县青驼寺召开“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此会意义重大，拟成立由中共主导的第一个省级政权——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同时通过选举，成立省临时参议会（民意机关）、省各界救国总会、工青妇和文化界救国会，并进行国大代表预选。这是中共首次在省一级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政权，是为夺取全国政权积累经验的一次实验。
牟宜之与鲁西区“农救会”会长郭英[8]一道，率鲁西代表团一行60余人，去鲁南参加大会，牟宜之担任代表团团长。
彼时“牟县长”的大名，已响遍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声望甚隆。在联合大会上，牟宜之被推举为预选国大代表、省参议会筹备会委员、战工会委员、战工会设计室主任委员，开始参与省级政权的工作。因为他的特殊党员身份并未公开，除肖华、朱瑞、霍士廉、罗荣桓等高级干部外，党内外多以为他只是一位“开明人士”。
会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9]看中了牟宜之的才干，打算另有任用。不过，这里面出了一点小差错，朱瑞误以为牟宜之的老家在鲁南，所以便将牟宜之留在了沂蒙山区工作。
这一来，牟宜之便要与肖华分开了。不过，再后来，他们的命运又有交集，可谓缘分未尽。
牟宜之重归队伍，是肖华为他打开的大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10]，牟宜之终生都铭感于心。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志趣上，两人都甚为投缘。那种至纫高谊，不因时局的变化而淡薄。在反右与文革中，两人先后“落马”，但在政治迫害的高压下，彼此互证清白，绝不苟且。
瞿秋白先生曾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牟宜之与肖华的友谊，即如是。
[1] 王维舟(1887-1970)，四川宣汉县人。1927年加入中共，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抗战时期任129师385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1946年4月调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9年任解放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员。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0年，因受迫害含恨辞世。
[2] 见对王新兰的采访影像资料。
[3] 王叙坤（1914-1999）又名王力生。江西吉安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转为党员。历任排长、连指导员、政治处敌工干事、组织科长、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组织干事，343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政委兼鲁北支队支队长，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政委兼大西军分区司令员，115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山东纵队第4支队和第2旅政委，山东军区滨海独立军分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分区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四野预备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任辽东军区171师师长，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第68军副军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4] 见对王新兰的采访影像资料。
[5]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役中遭到八路军的打击后，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冀南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的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起意谋杀石友三（一说是奉蒋介石密令制裁）。同年12月1日，高树勋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在会议中将其绑架，后活埋于黄河岸边。
[6] 参见“百度知道”之“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词条。
[7] 见对王新兰的采访影像资料。
[8] 郭英（1899-1973），原名金粟，山东冠县人。1932年加入中共，曾任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珠河抗日游击队党支部宣传委员，队长为赵尚志。1934年执行任务时在上海被捕，西安事变后获释。1937年9月，回到山东冠县组织青年抗日游击队。1938年任八路军卫河支队司令员，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1940年后，历任鲁西区委民运部长、鲁西区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冀鲁豫边区抗联主任、冀鲁豫边区合作社主任等职。1947年任黄河河防指挥部政委。1949年后，历任平原省交通厅航运局长、内蒙古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调任山东省政协常委，于1973年4月病逝。
[9] 朱瑞(1905一1948)，安徽宿迁人。早年考取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入苏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共，1929年回国。历任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战爆发后，历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为建立晋冀豫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39年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与司令员徐向前同赴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1946年10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 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
[10] 见《诗经·秦风·无衣》，意为“谁说我没有军装，我有同你一样的战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