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突然去延安，事出有因。此年夏天，周恩来赴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期间，意外负伤。其缘由是，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江青陪同下，去中央党校讲课。骑马过延河时，江青嫌周恩来等一行骑得太慢，遂挥鞭打马，强行从中间跑过，致周恩来的马受惊，周恩来从马背上跌落，造成右臂骨折。
因当时治疗未处理好，骨折处愈合不理想，肘部无法伸直。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周恩来拟在8月底离开延安，乘坐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去兰州，然后转乘苏联专机赴苏。邓颖超此行，就是专程赶去陪同护理。
此次赴延安的远行队伍，规格甚高。除邓颖超外，还有数名中共高级领导人、眷属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亦有事赴延安，其中包括王明夫妇、博古、王若飞、邓发等人。行程路线是沿古蜀道，先去成都，再穿越巴山秦岭，经西安转赴延安。所乘的交通工具，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两辆大卡车。因驾驶楼空间有限，除司机外，里面仅能供两人乘坐，只有王明夫妇、王若飞、邓颖超四人分坐两部车的驾驶楼，其余人均坐在后车厢中。虽一路不免风尘仆仆，但以战时大后方的交通条件论，这已是甚为舒适的待遇了。
这一路，巉岩绝壁，贴面而起，“蜀道难”之景色令人惊叹。牟宜之生平唯此一次与如此之多的中共领导人同行，目睹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印象极深。多年后，他常对孩子们提起，记得王明爱摆老资格，常与博古开玩笑。同行者中，还有日后大名鼎鼎的胡乔木，当时看来，完全是秀才本色，随身携一本《唐诗三百首》，有空就读，还对牟宜之感叹道：“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书啊！”
山势奇伟，引得牟宜之诗兴大发。抗战以来，已有两年搁笔未作了，此次一写就是两首七律，其中《咏怀古迹》是怀诸葛古迹，中间顺带也写了途中见闻，颇有奇趣：
翠华遥落空山里，营帐常闻野寺钟。
古刹松柏栖鸦雀，陈仓栈道走村翁。
他对武侯祠内平等供奉诸葛君臣像，似深有感触，遂在诗末写道：
锦城武侯昭帝庙，一体君臣祭祀同。[1]
另一首，是写西安近郊停车休憩时所感：
《七律·从重庆到延安》
驿亭萧索鸣松涛，清晓冲寒过灞桥。
汉将屯兵在塞北，征人歇马忆前朝，
关山破碎风飘絮，乡国寥廓梦亦遥。
北望长安近咫尺，乐游原上望中条。[2]
那汉家天威，已是邈若浮云；蕞尔倭国，竟如梦魇般压在中国人心头。山河半失，敌焰嚣张，故乡远在阴霾深处，还不知何日得归？
全诗感时伤怀，最后一联“北望长安近咫尺，乐游原上望中条”，更是充满忧虑。中条山，是山西省南部山脉，彼时正是国民党军队麇集之地。就在1939年6月，国民党秘密下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在内部便称中共为“奸党”，分裂气氛愈见浓厚。国民党军遂在中条山集中了26个师，渐向晋东南的八路军129师等部挤压，与日军自张家口、北平一线的南下形成呼应，情势于八路军极为不利。
此时再看灞桥驿亭、闻松涛啸声，都是一派肃杀，牟宜之如何能不忧？
查周恩来的行程，是8月27日乘专机飞走的，因此这支队伍必是在此之前抵达延安的。进了城，牟宜之住在了延安招待所，共停留20天左右，“参观了延安一切的新设施”。具体有哪些，自传里语焉不详，想必是参观了一些学校和单位。据说，在这段期间里，他曾去寻找过1937年赴延安的昔日爱人。
关于此行中最重要的环节——毛主席召见，牟宜之在《履略》中是如此描述的：
毛主席让我去谈了两小时的话，问了我的一切，并问了在重庆及山东情形。他当时说：“你在重庆既有这样多的关系，还是回去做重庆的上层统战好。”我说：“肖华同志让我回山东，容他自己来说吧。”他赞许了。
后在《传记》里又补充道：
由周总理介绍，毛主席让我去，问询重庆的统战情况及敌后情况。本想入学学习，但肖华同志又打电话让我回山东。
综上所述，1939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住处面询牟宜之，是出于周恩来的建议，询问中最重要的关切点，显然并非重庆及山东情况。这两处，都应有正规的系统将情况上达。毛泽东最关心的，如新浪博文《康生被捕之事》所说，应是1930年初康生在上海被捕的细节。
该博文说，牟宜之实事求是讲了情况，毛泽东很满意，特召康生前来见了一下牟宜之。
当康生看见牟宜之时，的确有些紧张，可是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原来，康生早就把他在上海曾经被巡捕房短时间拘留的事向毛泽东汇报过了。
康生此前的汇报，显然与牟宜之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其中并无变节疑点。因此，谈话变得轻松起来，毛泽东特意送了牟宜之一个日记本，在扉页题了词，以为勉励。[3]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高高兴兴送牟宜之出来，“还亲切勉励宜之同志继续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4]
与毛泽东的谈话，应是非常愉快的。毛泽东熟知文史，牟宜之亦文史兼通，两人除了谈到具体问题外，定会有些其他海阔天空的内容。牟宜之豪爽旷达，此种性格当为毛泽东所欣赏，认为才堪大用，去周恩来处工作最为相宜。
在谈话中，还有一个插曲。毛泽东听说牟宜之是山东人，便兴冲冲道：“我这里有你的一个老乡。”牟宜之心里当然明白，这是在说江青（山东诸城人）。毛泽东遂命警卫员去找江青来，见一下老乡。
当初，牟宜之曾想打电报反对毛主席与江青结婚，虽经肖华劝阻作罢，他还是耿耿于怀，又在周恩来面前提及此事，表示不解。周恩来告诫他说：主席已正式结婚，此事就不要再说了。
江青进得门来，见远方来客不是别人，原是昔日于青岛丁宅中认识的牟宜之，神情便略略有异，但仍十分镇定，丝毫未提及往事，只是假作初识。牟宜之早已掂出此事的分量，也就佯作不识。这一微妙的心理活动，使得他躲过了最危险的一劫，避免了像杨帆后来那样的命运。
在延安，牟宜之为毛泽东所赏识，此事后来在山东分局和根据地基层干部中传开，几乎无人不晓。
彼时延安乃是有志青年麇集的地方，各类学校蓬蓬勃勃，牟宜之当然为之心动，想留下来学习。但肖华催得很急，连毛泽东也挽留不成，牟宜之只有从命，准备返回冀鲁边。此时恰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等人要从延安前往八路军太行山总部，经周恩来打招呼，牟宜之便与他们同行。
这也是一段佳话。邓小平从晋冀豫根据地[5]到延安来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经曾希圣[6]介绍，认识了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两人互有好感，不久即结婚。新婚数天后，邓小平夫妇便匆匆返回太行山。新娘子卓琳当年23岁，身着双排扣、束腰的“列宁装”，满脸喜气。
9月1日，天高气爽时，这一行人就出发了。
延安20 余日，一切都感新鲜。临别之际，牟宜之有诗题赠延安招待所。此招待所，可能就是杨家湾干部招待所，系抗战时期设立的中央干部招待所。诗曰：
《七绝·题赠延安招待所》
清风送爽又金秋，万里征程此淹留。
惠我高谊何以报？归来奉上敌寇头。[7]
延安条件艰苦，所谓“中央干部招待所”，亦不可能有何等奢华。彼时延安气氛尚宽松，令牟宜之感动的，当是那种战友同事间充满信任感的“高谊”。
唯有一细节，曾使牟宜之心有不快。在与毛主席谈话后，牟宜之曾有事路过主席的窑洞窗口，便朝里略张望了一下。不想从另外一孔窑洞门内，冲出一中年干部来，对着牟宜之厉声呵斥，严加查问。
牟宜之对此十分不解：革命队伍中，何来如此蛮横的态度？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柯庆施，[8]时为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这算是纯净秋空中的一丝阴翳吧，不会影响到牟宜之对延安的好感。但他万万想不到，数年之后，类似的阴翳会渐渐增大，成为沉重不堪的阴云。他与毛泽东所谈到的康生，在数年之后，将在延安制造无数的冤狱。再往后数十年，他此行遇到的两位“旧识”，更是泯灭天良，推波助澜，在神州大地上搅动起滔天浊浪来！
[1] 见牟宜之《七律·咏怀古迹》，原载于《牟宜之诗》第34页。
[2] 见牟宜之《七律·从重庆到延安》，原载于《牟宜之诗》第35页。
[3] 根据王传斌2007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录音记录，见新浪视频。
[4] 见《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
[5] 晋冀豫根据地，1937年10月由八路军129师在山西太行和太岳山区建立，1938年4月扩建为晋冀豫根据地。1941年1月和冀鲁豫及鲁西根据地合并为晋冀鲁豫边区，人口2500余万。
[6] 曾希圣(1904-1968)，湖南兴宁人。历任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等职。抗战争间，先后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南方局等处工作。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7师政委兼19旅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委、二野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等职。1949年后，历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7] 牟宜之《七绝·题赠延安招待所》，原载于《牟宜之诗》第36页。
[8]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共，1928年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后历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抗日战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后历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65年4月在成都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