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向肖华透露了康生曾经被捕的事，这是导致他后半生诸多磨难的一个因素。因为康生在1957年曾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文革期间更是权势熏天，连江青都要让他几分。这样一个被一众老革命称作“阴谋家”的人，即使在1939年尚未露出他的极端化倾向，但其身在高位，在党内举足轻重，牟宜之应是很清楚的。
讲出这件事，就会有一定的风险，牟宜之事先是否有过考虑？这个问题，在研究中不应回避。
从牟宜之一生的行事原则来推断，真实情况应该是：他从未考虑过应不应该讲，而只想到过必须要讲。他在1942年所作的自我评价是“我是纯真、率直的人”；他勉励自己和他人的名言是“我们（应该）终生对真理无条件无限制地、永远负责到底”，这些话，都可从逻辑上支持这一推断。
他必然会认为：康生被捕，是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自己作为党员，应该讲出来，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他本人对此事，也并无恶意的推测。
牟宜之此前的革命资历，毕竟是学生时代的经验，他还不可能了解：中共经过多年奋斗，在组织形态、工作惯例、斗争经验诸方面，都与20年代大不相同了。在牟宜之看来，与康生一道被捕，也许仅是革命经历中的一次有惊无险，但中共高层得知之后的反应，却较为敏感。看来，经历过顾顺章叛变惊心动魄的一幕，周恩来对任何疑点都不得不防！
到达重庆后，周恩来首先要详细询问的，无疑就是这件事。
中央特科，全称乃“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是早期中共的情报与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在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上海，其主要任务，包括收集情报，保卫中央机关安全，防止领导人被国民政府或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暗杀，同时对国民政府各重要机构进行渗透。中央特科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是营救被捕同志与惩处叛徒。
这个机构，是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的，由周恩来实际主持。下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其中保卫科（亦称红队、打狗队）的工作最为惊险，负责保卫中央机关与惩处叛徒等事宜，科长由顾顺章兼。1931年3月顾顺章叛变后，即由康生（赵容）接任。整个特科工作亦改由陈云负总责。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后，特科人员稍后亦于1935年分批撤离，机构随之解散。
至于康生在1930年2月底被捕事，何以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也是事出有因。按说，被捕时康生仅为保卫科一员，身份尚不显要，奉命去接近王乐平及偶然被捕，亦属地下工作常态，无可非议。从被捕到获释，不过是几天里的事，未见对组织有任何影响，这中间几无疑点。唯一的疑点是——周恩来对此并不知情。
从周恩来命牟宜之速来重庆面谈来看，康生在1930年时似并未向上级报告；抑或顾顺章知道后，并未向周恩来报告。
这样一件事，牟宜之只需三言五语就讲清楚了。嗣后，周恩来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事情也就搁置了下来。此外，丁惟汾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事，也未有结果。牟宜之出生入死地跑了一趟，若当即返回山东，似乎又于理不合，于是就顺理成章在周恩来领导下，做起了对在渝国民党元老的统战工作。
此时，中共中央已将情报与统战两项工作结合在一起，仍由周恩来负总责。在重庆的三个月里，牟宜之如鱼得水，独擅胜场，频繁活动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军政要员之间，了解国民党高层思想动态，力促两党团结抗战。牟宜之对此曾有回忆：
我到重庆后，又做了一些团结抗战的呼吁，当时颇为一般国民党人士和一般正义人士所采纳，尤其是党政委员会[1]副主任李济深。[2]他受我影响颇深，他每每让我去谈抗战问题、团结问题。这是我凭借关系做了点有益的事。
由于李济深的赏识，牟宜之萌发了重返国民政府中央“工作”的念头。
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这个机构，是抗战之后成立的，隶属于战时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军委会，由蒋介石自任主任，邵力子任秘书长。这个衙门里，元老麇集，是一个可令牟宜之施展才干的地方。李济深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交了一份推荐书，推荐牟宜之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
但可惜，由于牟宜之在山东的名气太“红”了，时任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的朱家骅[3]给李济深复函，说李先生此举不啻是“引狼入室”，否决了此建议。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第三把手并任“中统”局长，对情报掌握得很准。李济深无奈，将此复函给牟宜之看了。
此事的前因后果，牟宜之都及时汇报给了周恩来。此间，牟宜之还奉周恩来之命，去和白崇禧谈过“鲁大昌[4]经洛川北上的问题”。鲁大昌原为甘肃地方军阀，1931年国民政府给了他一个新编14师的番号，算是收编了。1935年9月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打了一场著名的“腊子口战役”。当时在腊子口堵截红军的，就是鲁大昌部。后鲁大昌升任新编第二军军长，又改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实际上失去了兵权，遂在兰州做了“寓公”，以高级将领身份出入于上流交际场，作囤积居奇生意。
洛川县，在延安之南，当时系八路军管辖区。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在中共党史上颇为著名。所谓“鲁大昌经洛川北上的问题”，大概是鲁大昌当时人在重庆，要带着他的“货”通过八路军防区，回到甘肃老家去。这种事情虽不大，但也需双方高度配合。
鲁大昌所携带的，绝不可能是一般物品，大概是西药之类的紧俏物资。白崇禧时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估计牟宜之与他之间，会有一些关于分享这些物资的谈判。
此期间，牟宜之还动用了在乐陵缴获的部分款项，托表妹夫黄万里[5]之父黄炎培[6]，从云南省主席龙云[7]处，买了一批云南白药。这批救急的云南白药，由周恩来分配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分给山东八路军的一部分，未等牟宜之返回，就已运到了冀鲁边。
牟宜之对自己在国民党官场上“资源丰富”这一点，颇为自负。他说过：“尤其国民党上层元老，我多半认识”，元老们也都很认同他。除了没闯过朱家骅这一关之外，其他统战工作，看来都很顺利。
大概有一年多没见到的姨夫，此次又能在一起品茗共话了。面对重归共产党的侄子，丁惟汾叹了一口气，问道：“你县长当得好好的，怎么又去当了共产党？”牟宜之从不在姨夫面前作统战宣传，只是说：“为形势所迫。”丁惟汾略一沉吟，笑了笑：“也好，只要能打鬼子就行啊。”但丁惟汾唯一的儿子丁立全不高兴。据丁君羊的女儿丁大于说，她小时随妈妈住在重庆林园的丁宅，某次牟宜之来看望丁惟汾，丁立全便当面言明“不欢迎”。牟宜之告别时，丁立全不能释怀，掏出枪来，往天棚上开了两枪以泄愤。丁惟汾在室内听到枪声，赶出来喝问：“谁开枪？”看见儿子与牟宜之对峙的神态，一语未发，脸色阴沉地回了房间。
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牟宜之住在曾家岩50号，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行事作风。他对周恩来处理军国大事的才干，非常佩服。当时周恩来负责领导白区情报工作，对于危害极大的叛徒和混入己方的敌方特工，杀与不杀，都是要通报或请示他的。据知情者说：牟宜之“在那个时候就感叹，他说这个周公每次听见要杀谁，都难于出口。或者他下命令要杀谁，真杀了，就看见他在一隅默默地流泪。这就是从他那个角度对周恩来的观察。”[8]
当然，自那时起，他也开始了解到了一些历史真相。对某些问题，渐有了独立的思考，不会像16岁那样仅有狂热了。
在牟宜之一生中，因为有重庆这段经历，周恩来于他，便有了特殊的意义。牟宜之1939年到重庆后，正遇到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原本就没有间断过，但恰从1939年5月起，骤然加剧，开始了所谓的“无差别轰炸”，即是对平民区实施狂轰滥炸。仅在“五三”、“五四”两天，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就投下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军民4572人。重庆城区几十条街巷腾起烈焰，大火烧了近3天才被扑灭。
一次，周恩来吩咐牟宜之，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处谈事情。牟宜之谈完事，步行回曾家岩的途中，忽闻空袭警报大作，市民纷纷跑向防空洞，街市一片混乱。牟宜之正在仓皇间，忽见周恩来的汽车在身边停下，周恩来本人跳下车来，一把将他拉上了车，随即命司机驶向安全地点。
原来周恩来亦是外出归来，放心不下牟宜之的安全，便重新出门，命司机开车沿路寻找。当年给周恩来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人，名叫祝华，1949年之后曾在商业部任司长，他亲眼目睹了此景。
牟宜之对此事感慨良多。
在战争期间，牟宜之做统战、策反工作，身履险地不知凡几，上级也很重视他这方面的才能，但对他本人的生死安危重视若此者，他感觉，唯周恩来一人能做到。牟广丰曾说过：“为这事儿，老爷子感激了周总理一辈子。”
在日照网《牟宜之传略》中，亦有介绍，可印证牟宜之对周的敬重：
牟宜之在后来，经常对同事们讲起与周总理在一起的情景。他说总理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兄长，又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师长。周恩来对牟宜之的历史十分清楚，高度评价了牟宜之在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斗争中的贡献。
在重庆，牟宜之成为周恩来的直接下属，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周恩来总是亲热地称他为“宜之兄”。牟宜之喜欢谈兵论战，他的见识，亦令周恩来大为欣赏。
邓颖超对牟宜之亦印象颇深。牟宜之性格豪放，又没有当过兵，所以缺了一样硬功夫——叠被子。他在曾家岩50号，还是像以往那样，潇洒不拘细节，早起从不叠被，须他人代劳。邓颖超就开玩笑似地批评他，把他叫做“牟爷”，说：“您瞧这牟爷，连被子也不叠。”
周恩来、邓颖超严于律己，从细节上也可见出。给牟宜之印象至深的是，两人的床铺一尘不染，各自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
牟宜之当年手头有点积蓄，代表团平日里伙食较差，邓颖超就鼓动年轻人去吃牟爷的“大户”。牟宜之则欣然从命，常请大家去吃麻辣猪尾巴。虽是小吃，众人却大快朵颐，谈笑间，颇有豪气。
当时的“周公馆”，周边环境很险恶。一幢三层小楼，周恩来、邓颖超和工作人员只使用了一楼和三楼，二楼和收发室的一半则由国民党人员使用。军统局长戴笠的公馆，就在不远处。因此中共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中。
但是不管怎样，毕竟是在大后方，在一群知识分子气息很浓的群体中，牟宜之还是心情舒畅的。一到吃饭，周恩来必招呼他：“宜之兄，吃饭了。”邓颖超则见面就喊他“牟爷”，那氛围，浑如大家庭。牟宜之与范长江、乔冠华、龚澎[9]等人相处甚洽，与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10]、陈家康[11]，南方局国际宣传组的王炳南[12]等尤为要好。到60年代，牟宜之与童小鹏等人曾有过通信联系。他们在信中，都讲到了当年的印象：“我们都记得你，胖胖的，爱讲笑话。怎么能忘呢？”
在重庆，牟宜之常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共话时局。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彼时正在协助国民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偶也到重庆来，常拉牟宜之去“打牙祭”，两人把酒吟诗，谈诗论赋，甚为相得。数十年后，牟宜之仍记得叶老总在嘉陵江边的即兴赋诗：“江上烟波蓑上雨，眉边霜雪笛边云，何处不思君……”[13]
然而，如此惬意的生活，在1939年9月戛然而止。此时周恩来已在延安，而邓颖超要去延安，周遂来电通知牟宜之随行。
对于牟宜之此次延安之行，现有几种说法：一是说，周恩来派牟宜之去延安学习；二是说，周恩来派牟宜之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重庆及山东统战情况；三是说，牟宜之自己要求到延安去参观学习。
这些说法，均不确。根据牟宜之本人1942年《履略》所说，应是“肖华同志电召我回来”。冀鲁边的形势复杂，肖华亟需智囊归队，这可能是离渝的一个主因。
另在1956年《传记》中，牟宜之又说：“当时的一个亲戚到了延安，周总理即命我跟他住在一起，陪同他参观，并被招待。”但这位亲戚究竟是谁，系何种身份，又是从何处去延安参观访问的？均不详。
到延安去看一看，最好能在那里学习，是牟宜之长期以来的愿望，并非此次赴延安的直接原因。牟宜之自己所说的两个原因——应肖华要求归队路过延安和陪同某人参观，才可能是确切的。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也不容忽略：此次去延安，经周恩来的介绍，牟宜之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与牟宜之谈话约两小时，询问了一些事情。即是说，他去延安，是一次专门的安排，毛泽东要面询牟宜之，了解康生当年被捕的情况。
“日色深迷雾，江流浅见沙。”[14]也许，历史的真相，是永远也挖掘不出来了。
[1] 即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
[2] 李济深（1885-1959），原名济琛，字任潮，生于广西梧州。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等职。1926年任参谋总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次年至香港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就任民革中央主席。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 朱家骅（1933-1963），字骝先、湘麟，浙江湖州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外交界的泰斗级人物，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历任历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理院长，行政院和考试院副院长、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中央调查局局长等职。
[4] 鲁大昌（1889-1962），字嵩龄，甘肃临夏人。地方军阀出身，曾任国军新编十四师师长、新编第二军军长、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等职。1949年逃居岷县，被解放军捕获。劳改期间，因病保外就医，于1962年在兰州病逝。
[5] 黄万里（1911-2001），黄炎培的第三子。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成右派，是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夫人即是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
[6]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者和教育家，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1917年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曾任主席。1945年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7] 龙云（1884-1962）字志舟，原名登云，云南昭通人。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1948年12月，从南京出走香港，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0年1月从香港赴北京，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6月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1980年获平反昭雪。
[8] 见《牟宜之诗》学术恳谈记录，原载于共识网。
[9] 龚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6年加入中共，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1949年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
[10] 童小鹏（1914-2007），福建长汀人。1930年参加红军并入党，在红四军、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局任秘书。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毛泽东秘书；西安事变后，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任机要科科长，南方局秘书处处长，中共驻重庆、南京代表团副秘书长，南方局副秘书长。1947年后，任中央城工部秘书长。1949年后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到1966年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文革中下放干校。1977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11] 陈家康（1913-1970）原名陈宽，曾用名陈有容，湖北广济（今武穴）人。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上海市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抗战爆发后，1938年起，历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党员培训班主任、周恩来的秘书兼英文翻译、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对外宣传组副组长。1944年奉调回延，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科长。1945年4月以秘书身份随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董必武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宪章会议。1950年起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1956年任首任驻埃大使等职。1966年至1970年任外交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1970年7月病逝于湖南茶陵外交部干校。1980年获平反。
[12] 王炳南(1909-1988)，陕西乾县人。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共。1929年赴日留学。1931年转去德国，后任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1936年春，回到国内，在西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做统战工作。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委、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委。抗战时期，历任中共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南方局候补委员等职。1945年，参加重庆谈判工作，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1947年春撤到华北解放区，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组长。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1975年，出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后任顾问。
[13] 参见牟尚高为日照市牟宜之纪念馆所写的解说词。
[14] 见宋代诗人晁公溯《新津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