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有一句名言：“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到了另一个房间。”[1]这句话，原出自俄国著名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2]的戏剧《智慧的痛苦》。这句话，含有高度智慧，拿去衡量世事，屡试而不爽。
此吊诡之象，在很多人的命运上，都能体现出来。很多人，终其一生的努力，也没有摆脱这个历史的“魔咒”。
考察牟宜之的履历，1939年亦即他30岁这一年，有个很奇怪的轨迹——他绕着中国转了大半圈，绕道越南去了一趟重庆；然后，又去了一趟延安，才取道太行山返回山东。
这一趟，走得不容易。4月初从冀鲁边启程，先是微服潜入沦陷区天津，乘船南下香港、越南，等于出了一趟国。再从越南入境，抵达昆明后，转赴重庆。回程的路途，亦是相当复杂。
这一趟，走过了沦陷区、国民党辖区和共产党的数个边区，屡历险境。即使在自己人的地盘上，也需有不同系统的部队予以接送。间关万里，所为者何？
在公开的牟宜之传记文字中，对这次长途跋涉，一般是如此介绍的：
1939年，周恩来同志从重庆打电报给肖华同志调牟宜之去重庆工作，牟宜之接到命令后，化装成汪伪高级军官，从鲁西北出发，先到天津乘客轮南下越南，之后又机智地同法国殖民当局周旋，办好了护照手续，从河内坐火车经老街、河口来到国民党的后方——昆明，又从昆明来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指导下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3]
这已属很有传奇色彩的调动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这次以千里跋涉为前奏的“统战工作”，仅仅做了三个月，就又有了变动：
在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后，周恩来同志派牟宜之回延安学习。在延安，牟宜之在周恩来同志介绍下见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仔细询问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的形势，并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开展作了重要的指示，由于冀鲁边区形势日益残酷，肖华同志向延安总部电报请示要牟宜之回冀鲁边区工作，周恩来同志同意肖华的要求，派牟宜之回山东，并嘱托邓小平同志带牟宜之一起先回太行山总部，从总部再派人送牟宜之回冀鲁边区。[4]
在从重庆取道延安、太行山回山东的这一路上，牟宜之与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同行。在延安，毛泽东还专门抽出时间，邀他到自己的窑洞长谈。这种待遇，非同寻常。
据说牟宜之第四子牟小白说：这是因为当时中共方面提出，请丁惟汾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所以中共中央紧急调派牟宜之去重庆，以便就近做些相应的工作。丁惟汾的的女儿丁玉隽对此事曾有回忆：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丁惟汾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5]
牟宜之因丁惟汾而去重庆，这是牟氏亲属提供的一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网络上也有另一种说法，颇令人深思。
在新浪“英桃木的博客”上，有两篇博文都提到了牟宜之赴重庆事，一篇为《李士群之死》，一篇为《康生被捕之事》。该网友似掌握较为全面的历史资料，他对这段史实作了如下说明：
……牟宜之在上海曾经和康生一起被捕过。得知这一情况，肖华同志不敢怠慢，立刻把牟宜之送到重庆，直接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表面上，牟宜之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经常活动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由于事关重大，1939年的秋天，由邓颖超同志亲自陪同，牟宜之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直接汇报。
伏脉千里的“灰线”，原来在这里！
牟宜之入党后，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春，短短几个月间，在挺纵司令部秘书长职位上，就两次触碰“政治高压线”。对江青的意见，幸有肖华主张不宜干预领导人私事而作罢；但牟宜之与肖华聊天时，未加考虑，便提及1930年初在上海自己曾与康生一起，蹲过巡捕房的班房。
据说，牟宜之在巡捕房仅呆了几个小时，康生也不过才几天，就分别被保释。按说，巡捕房毕竟不是国民党监狱，更不是日本宪兵队监狱，仅仅是广义上的“敌人监狱”。坐了几天这样的牢房，旋即被保出，又未发生任何后果，根本不成其为历史疑点。但问题在于：康生被捕之时，乃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眼下又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为中共中央情报与反间谍部门的最高领导者。那么，他在上海曾经被捕这一节，就成了一件大事。在狱中，他可否有过变节行为？此段经历，是否已向组织交代清楚？乃是相当敏感之问题。
从上述材料推断，肖华得知此事后，无论是出于忠诚还是出于尽职，都不可能擅自压下，定会向中共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汇报，一经上报，亦必会惊动毛泽东。如康生有什么变节嫌疑，则全党安危即有不测。为放心起见，上级才有命令下来，命牟宜之必须冒极大风险千里跋涉，直接向周恩来面陈。
这一说法，也具有一定的逻辑性。
牟宜之出于保密原则，在《履略》和《传记》中，对此都使用了含糊的说法。他的解释，也为后世一般传记文字所采用，故真相长期被湮没。他之调往重庆，就不难理解了：因事涉党内最高机密，故赴汤蹈火也必有此一行。
牟宜之穿越沦陷区赴渝，其惊险程度，正如老革命所说的，“把脑袋别到了裤腰带上”。
据葛孚常老人说：牟宜之当初是与杜步舟一起出发去天津的。杜步舟与牟宜之同庚，时任挺纵第六支队八团三营营长，此行是奉命去延安学习。两人原打算一路同行，但杜步舟在天津因故被阻滞，没能走得了，牟宜之便只能单身闯虎穴了。在《履略》中，牟宜之是这样简述赴渝行程的：
肖华主任批准我微服化装到了天津，经烟台、上海、厦门、汕头到香港，又转折到安南（越南）的海防，经河内、老街到昆明，搭汽车经贵阳到重庆。
在天津的时候，他是隐藏在一个同情共产党的伪政府人员家中，就躲在这家的夹壁墙里。有一天，忽然听见外面来了客人，与主人谈话，谈起山东有不少名人投奔了共产党，其中就点了牟宜之的名。牟宜之心里一紧，知道自己上了日伪的黑名单，此后就更加小心了。
东南沿海的航线，此时厦门以北各港口，均沦于敌手，惟汕头及以南未失，汕头仍由国军第四战区独立第九旅防守。牟宜之在天津，是由地下党接应，登船后沿途烟台、上海、厦门三地，皆为虎穴狼窝所在，其经历情境，堪比当今最经典之谍战剧。至于船上是否有地下党掩护，不得而知。
船过上海时，忽然长时间地停泊于外滩码头，不动了，牟宜之心里开始不安，担心停泊时间长了会出事。果然，不久就有一队日本兵登上船，对旅客逐个进行盘查，诘问甚严。牟宜之虽然伪造了汪伪高级军官的身份，长袍礼帽，气度俨然，但毕竟禁不住刨根问底。看看敌兵渐近，周围不断有人被抓走，他“心都蹦到嗓子眼儿了”，想这下是肯定躲不过了。
生死一线之际，牟宜之横下心来，面对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镇定自若。看他举手投足间的从容，负责检查他的日军士兵认为“这一定是个大官”，态度较为客气。牟宜之又跟那日本兵说了几句日语，那日本兵不由心生敬畏，竟对牟宜之立正敬礼，问也未问，就检查别人去了。一场劫难，侥幸就此躲过。
此后至汕头之南的几处中转港口，均未被日军占领。其时法国尚未沦陷，越南为法国殖民地，也算是盟邦领土，所以到汕头之后，就算是脱离了险境。
在冀鲁边，战友们称牟宜之是“骑侠式的革命纵横家”，喻其擅长孤胆周旋于敌营。“英雄虎胆”的故事，向来是谍战影视剧的卖点，其真正的原型人物，就是牟宜之这样的“骑侠式的革命家”。这一路化装潜行，精彩迭出，后牟宜之曾撰文回忆经此段经历，发表在1955年《旅行家》杂志第10期上，题为《一次难忘的旅行》（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笔者在这写作本书时，居然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查到了牟公当年的手稿，当即购回）。
1939年4月下旬，牟宜之过香港，此时内地正有大批文化人流亡于此，使弹丸之岛成了抗日宣传的中心之一。牟宜之遂写了《华北八路军抗战情形》一文，交给香港《大公报》，于 4月22日和23日分两天发表。国民党方面中央通讯社的香港分社，亦有牟宜之的旧识，牟便也为他们写了一则电讯稿，将八路军在华北的情况告知大后方民众。
此时滇缅公路尚未修建，从昆明去重庆要经贵阳，走一个大大的“之字形”。坐着老式汽车，在滇黔大山中盘旋颠陟，其间不知吃了有多少苦，约在5月中旬，方抵达重庆。
雾都重庆，在1937年11月底，便成战时陪都。周恩来于1938年底即率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来重庆，至1946年5月止，前后共计9年。来渝后，为便于工作，周以个人名义租赁了曾家岩50号，作为中共南方局在渝主要办公处（位于现渝中区中山四路）。这幢小楼，遂被人称为“周公馆”。
牟宜之到达后，就住进了这个著名的周公馆：
在重庆我即住到周副主席恩来家，他问明了我的一切，并又经肖主任电报的介绍与证实。我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个时期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当然是要急切地问明一些事情。不过，关于康生被捕事件的汇报，周恩来听后是否满意？三个月后，周恩来为何又要将牟宜之送去延安？牟宜之面见毛泽东，究竟是事先有安排还是临时决定？康生被捕问题最后是如何一个了结？这些，至今都还令人颇费猜详。
[1] 见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原载于《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21-352页。
[2] 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俄国剧作家。出身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法学系和数理学系。大学时代结交不少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青年。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受到株连。1828年出任俄国驻波斯大使，在波斯人对俄国驻德黑兰使馆的袭击事件中丧生。格里鲍耶陀夫的戏剧代表作《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反映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政治和思想冲突。
[3] 参见日照市情网《牟宜之传略》。
[4] 参见日照市情网《牟宜之传略》。
[5] 见丁玉隽《我的父亲丁惟汾》，原载于《时代教育》2007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