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牟宜之经历了生平最大的一次戏剧性场面。这一幕，也是他人生经历的重大转折。
大约在10月下旬，沈鸿烈致函肖华，说要前来乐陵洽谈政务。肖华与纵队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等商讨对策，分析沈此来的意图，大家都认为来者不善。
肖华遂决定在县政府备宴席招待，不能失礼，但同时为防意外变故，也令六支队政委周贯五安排好军事警戒，电召庆云、无棣、盐山三县交汇处的六支队一部火速赶回，又责成县“动委会”主任王国华发动群众防变。
牟宜之料定，沈鸿烈此来，是肯定要对他这个“赤化县长”施加压力的，于是与肖华等人商议了对策。牟宜之的打算是，如不能维持现状，则不如就此决裂。肖华等人考虑到事已至此，别无良策，便都支持他的想法。
月底，沈鸿烈与鲁北行署专员薛儒华，带领大队兵力，乘汽车浩荡而来。据周贯五的回忆文章说，省主席此来，随行有一个旅的兵力，但有关县史也有说是一个营或一个警卫排的。按当时国民党军制，一个旅至少也有3000人以上，这样的行动，可谓重兵压境了。此时冀鲁边全部中共领导的部队，虽已达到万余人，但能够紧急回防乐陵县城的，也仅止一个营，因此我认为，来一个旅似不可能，大约是一个营，有几百人之众。肖华的提防，是有道理的，纵队司令部遂分析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应对准备。
沈鸿烈一行步入文庙的县府大门，肖华、牟宜之、邓克明、符竹庭等人将其迎入院内。沈鸿烈稍事客套，便昂然入席。在席上，他对战局表示悲观，叹道：“日军强悍，我国力弱。动辄落后，商战而败，工战而败，连农业也相形见绌……”
牟宜之听不得这种丧气话，便插话道：“这能怪谁？都是当局对外无统制之策，对内无富国之心，乐岁则挥霍无度，灾歉则束手待毙，民生才所以枯萎。”
沈鸿烈闻言，勃然变色，呵斥了一句：“放肆！”牟宜之亦随之怒目以对。
肖华当即表示牟县长说得对，也反驳道：“日寇固然强悍，我方也毋庸讳言国弱民穷，但落后也不能任人欺负，更不能坐视国家灭亡。”
随即双方人员又是一番唇枪舌战，争论至白热化，沈再次催促挺进纵队撤离乐陵，被符竹庭严词驳回。沈鸿烈怒道：“即便是抗日，也轮不到你们！”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唯肖华神色如常，起身予以驳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让我们抗日，岂不是拂逆了蒋委员长庐山讲话的意旨?”
沈鸿烈一时哑然，少顷，忽然起身道：“道理我懂，而且沈某更懂得你们应该尽快撤出山东，否则不但夺了我的地盘，还夺了我的部下。”随即，他扭头朝着牟宜之，声色俱厉地喝道，“立即随我回省府！”
这一声断喝，暴露了沈鸿烈此行的目的。牟宜之在乐陵，已成为他的眼中钉。他兴师动众来此，就是想以武力为后盾，将牟宜之劫持走。
沈鸿烈接着又训斥道：“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一边说，一边将桌子拍得啪啪作响。
牟宜之遂反驳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他看沈鸿烈的暴怒之态，十分好笑，便又说：“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
沈鸿烈见威吓不成，便又软下来，说省府已有委任，调任牟宜之为省府秘书主任，希望牟县长能从长计议，现在就去省府走马上任。牟宜之知道经此冲突，决裂已不可避免，于是严词拒绝。
沈鸿烈见说不通，便一脸怒气，带领亲随走出大厅。两个马弁遂冲上前来，一左一右挟持着牟宜之，将他推上了沈的汽车。
挺纵这方面的人都很着急，欲上前解救牟宜之，但碍于此纠纷毕竟系国民党内部事务，不好干涉。却见肖华只是纹丝不动，站在县政府门口，目送一列车队扬尘远去。
当沈鸿烈的车队驶至城外南关时，忽然发觉情况不对，前面，约有两万名老百姓拦阻于道，汽车无法前行。放眼看去，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只听得人声鼎沸，群情汹汹。这是按照挺纵司令部和边区特委的部署，由各群众团体发动起来的老百姓，在县动委会主任王国华[1]带领下，路谏沈鸿烈。
军政学校的学员们也参加了行动，学员燕明[2]等骨干分子，率众高呼口号：“拥护牟先生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反对破坏抗日者！”
沈鸿烈从没见过这种群众场面，满心慌乱，下令司机开车冲过去。这时，在人群最前面的几百名老叟老妪，全都跪倒在地，恳请沈主席留下某县长。
这个场面，司机哪里还敢发动汽车。沈鸿烈遂命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威慑，但群众并不退缩，不少青壮年愤愤不平，卷起了衣袖争相向前。
见威慑无效，沈鸿烈知道此番是带不走牟宜之了。他多少还是要顾及舆情的，只得将牟宜之推下车去。县民见牟县长终于被留下，这才放开了一条路，沈鸿烈连忙率车队狼狈离开。
此事遂成为乐陵县一大传奇，当地百姓为此创作了民谣《留牟县长抗日歌》，乐陵老辈人中，至今有人还会唱。
这次劫持不成，沈鸿烈面子丢尽，回到惠民后破口大骂，发誓道：“不赶走挺纵，不搞掉肖华，我死不瞑目!”但他尝到了肖华、牟宜之的厉害，再不敢造次。转过年之后，日军开始“扫荡”鲁北，沈鸿烈自顾不暇，也无心再管冀鲁边的事了，带着他的省府机关转移到鲁南去了。[3]
沈鸿烈退缩之后，“冀鲁联防”等于瓦解，挺纵声势大振。边区各民团与土匪帮会见此，无不望风归附。冀鲁边根据地终于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势力的压力，争取到了较大发展空间。牟宜之协助肖华完成“和沈打鹿”的战略意图，功不可没。即使在今日乐陵史志上，关于这一节，也是写得颇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后，牟宜之又毅然做了个决定：辞去县长职务，专搞军事。数月以来，在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全党抓武装”的方针指导下，他倾注了很多精力在县公安大队的军事工作上，觉得自己对县府事务无法很好地兼顾，这一摊工作还不如交出去。继任县长的人选，他也考虑好了，就交给他带来的王亦山。于是他向肖华提出，辞掉县长，带领县大队加入八路军建制。
相识几个月来，肖华对牟宜之越来越倚重，对他参军的要求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便委任牟宜之为挺进纵队司令部秘书长，除司令部日常工作外，还负责冀鲁边区的统战工作。
至于牟宜之带来的乐陵县大队，恰逢挺进纵队正在扩充编制，这支队伍便与津南、运河、商河等新建支队一样，编入了八路军的正规军部队，番号为“挺进纵队泰山支队”（后为11支队），由牟宜之任支队司令。自这一刻起，他从名到实，都算是正式“归队”了。
这一人事更动，由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出面，与沈鸿烈交涉。沈鸿烈别无良策，只得接受了牟宜之的方案，由王亦山继任乐陵县长。这位由牟宜之一手培养起来的新干部，已相当成熟，接任新一届抗日县长之后，一直做到了1940年9月。
在抗战八年中，乐陵共有九任抗日民主县长，其中牟宜之的任期并不算太长，仅从1938年3月就任至10月，但他无疑是留给县民印象最深的一位。
此前的牟宜之，梳理过古籍，主编过报纸，是座上宾，是行政官。虽然也曾在诗中自比“英雄”[4]，蔑视王侯[5]，但这些都是书生意气，唯有从此刻起，才圆了“投笔从戎事国殇”的梦，成为军人。在他的私人相册里，开始出现他身着八路军制服的威武形象。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6]，这是不知多代书生在年轻时的狂想，写出这豪放诗句的陆游本人，其实后来也有哀叹：“二十抱此志，五十犹臞(qú)儒”。[7]而牟宜之，尚未到而立之年，即如愿以偿从军报国，可谓幸甚。
也许，后来者多有不解：他为何要选择如此一条人生路？
这恰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真义所在。国势将倾，似牟宜之这般深受儒家“家国观念”熏陶的人，最痛恨的就是报国无门的无助感。乡绅一辈的忠君爱国情怀，与青年知识分子弃旧图新的抱负，在“五四”之后奇特地交汇，熔铸了整整一代有大抱负的青年。
“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螘(yǐ)殊。”[8]这种在价值观上与庸常人的殊异，用不着作什么特别解释。求仁得仁，乐在其中而已。在功名利禄脆弱得像一张纸的民国年代，牟宜之的选择，于情于理皆不悖。
在挺纵司令部秘书长任上，牟宜之终可以发挥他的长项了，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此间，他曾与肖华一道去与高树勋、吴化文、米永和等国民党将领谈判，商定互不攻击事，并为后来的策反打下了基础。在1949年之前的整个战争期间，他主要做的就是这类工作。这种特殊性质的工作，使他免受了党内运动的冲击，这是幸事，但也为后来他在和平时期的“不检点”埋下了伏笔。这些福祸因果，他于此时，是根本不可能想到的。
“幸福”这个命题，应是指人能够做得成自己最愿做的事，且受到尊重。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的春季，这段时间，应是牟宜之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牟县长”变成了“牟司令”，他扬鞭跃马于乐陵道上的心情，不知该有何等恣意？研究牟宜之的生平可知：他对于统领 “泰山支队”千余健儿的豪情，至晚年仍念念不忘。
然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金圣叹语）。历史恰在这一时期，在牟宜之的人生中开始投下了不易察觉的阴影。他不知，肖华亦不知。
1938年底，牟宜之做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一件因肖华力阻，没有做成，从而避免了1949年之后可能降于他的横祸。但另一件事做成了，致使他晚年深陷泥沼，奔走无门。
他想做这两件事，不独是出于心直口快，更是出于“绝对拥护真理”的信念。他完全不懂：“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9]！
大约在1938年11月左右，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了挺纵司令部，牟宜之闻知，吃了一惊。
江青，即是当年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旁听生李云鹤，1935年以“蓝苹”之名进入上海电影界，后成为明星演员。1937年7月中旬，李云鹤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9月，初次见到毛泽东。后改名为江青，又入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任教。1938年8月，从鲁艺调至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
早年牟宜之就认识这位李云鹤，知道她的一些事情和当时青岛进步青年对她的评价，对其印象不佳，认为她人品有问题。牟宜之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必要对此事表明态度，于是便以个人名义，拟了一份电报稿，欲通过挺纵司令部的电台发给延安，反对毛主席与江青结婚。肖华看过电报稿后觉得不妥，力劝牟宜之不可，这才作罢。不过，自此之后，肖华对江青就存了一份戒心。
据肖华之子肖云说：
肖华对江青一直保持距离，多少受牟宜之影响。此人是当年父亲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冀鲁边后争取的第一个国民党县长。此人是山东人，对江青底细很熟悉，当毛泽东要结婚的消息传到山东时，牟宜之连夜找我的父亲，说：“江青这个人我知道，品行不好，得赶快给毛主席发个报，不能娶她。”父亲当时吓了一跳，告诫牟“不要胡说”。[10]
当时在延安，反对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人，大有人在。张闻天曾综合大家意见，写过一封劝阻信。后在1939年，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也让秘书杨帆[11]写了关于江青在上海的情况报告，然后发电报给延安，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
杨帆是牟宜之的同代人，比牟宜之小三岁，系北平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曾以“殷杨”之名在上海从事过戏剧活动，因偶然机缘从军，跟了项英当秘书。他在上海演艺圈待过，因此熟悉“蓝苹”往事。江青的报复心极强，当时就在心里记下了这笔账。
1949年以后，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第二任局长。1953年1月，不幸患上目疾，经诊断是由于脑垂体瘤而引起的，遂赴莫斯科诊治。在莫斯科遇见蔡畅[12]，蔡畅对他说，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恰好蔡畅要去看望江青，便约了杨帆同去。见面之后，江青觉得杨帆面熟，便细问来历，这才知道，原来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就是当年的殷扬！
江青不动声色，在心里又翻开了这笔老账。1954年年底，她动用公权力制造冤案，将杨帆打入囹圄，后于1965年判处16年徒刑。杨帆前后共计被关押26年，身心俱毁，至1979年才蒙允许回到上海治病。
多亏了肖华的一句话，否则，牟宜之的命运，就将是与杨帆同样。命运残酷如许——同是热血青年，在报效之初，他们可曾想到过这一点吗？
千钧一发之际，牟宜之总算躲了过去，但在另一件事上，他却没有躲过。
[1] 王国华(1920-1944)，山东沾化人。1938年加入中共并参加八路军，历任营教导员、团副政委、团政委等职。1944年率部在河北省黄骅县一带抗击日军，消灭日军1个大队。后遭增援日军包围，与敌人激战4昼夜，不幸牺牲。
[2] 燕明（1918年-1994），原名张均铸，河北南皮人。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鲁边地方队部宣传部长，冀鲁边区一专区青年抗日救国总会主任，一地委青委书记、人武部科长等职。1942年以后，历任冀鲁边一地委委员、民运部长，渤海区一地委委员，沧县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1949年以后，历任浙江省衢州地委、嘉兴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省计委副主任，上海市农业局局长、市农委副主任、顾问等职。
[3] 参见周贯五《回忆同沈鸿烈的一场斗争》，载于《中共乐陵地方史·第一卷》第185-188页。
[4] 如“落难英雄暂逍遥”、“英雄情绪乱如麻”等。
[5] 如“王侯将相了无意”。
[6] 见陆游《观大散关图有感》。
[7] 见陆游《观大散关图有感》。
[8] 见陆游《观大散关图有感》。
[9] 见闻一多诗《一句话》。
[10] 见温相《上将肖华文革倒台真相》，原载于“飞扬军事网”。
[11] 杨帆，1912年出生，江苏常熟人。原名石蕴华，别名殷杨。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曾任教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37年加入中共，在上海从事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1939年，率领上海人民慰问新四军代表团赴皖南。后留在新四军军部任项英的秘书，后历任军法处副处长、处长等职。1949年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1954年12月31日突遭逮捕，身陷“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冤案，1956年被判刑16年，前后关押共26年。1980年4月，公安部予以平反并恢复其党籍。1983年8月，中共中央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晚年双目失明。
[12] 蔡畅（1900-1990），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湖南湘乡人。1919年与其兄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参加新民学会。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加入中共。1924年和李富春结婚。同年底由法国转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湖北省委妇女部长、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参加过长征，是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1935年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