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牟宜之青年时代的足迹看，他此前走的道路，虽不乏浪漫，但心中难免有蹈虚之感，来到乐陵，才觉踩在了坚实的土壤上。此时回首20岁时所作《少年行》，曾立誓“足涉八荒志在远”，后又踏遍半个中国寻路，终能在乐陵初试身手，可谓不负壮志矣。
在此之前，他的生涯就是负笈求学，没有行政经验，更没有号令一方的经历。但在乐陵县城的文庙中，他的行政才干，如爆发一般突然闪现，不能不说是由大时代所催生。
牟宜之性格豪爽，他也自觉做大刀阔斧的事较为适宜，做点滴细密的事则吃力。这一桩自己觅得的事业，恰是他之所长。
1938年夏秋两季，时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正在县治初见成效之时，又迎来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支队进驻乐陵。
这支“挺进纵队”，虽然名头响亮，实际上却只有100多人。不过，人虽少，个个都很精干，是八路军115师343旅司令部及政治部、教导处、警卫营的骨干。带队的主官，是原343旅政委肖华。
肖华，在中共将领中堪称少年奇才。他是江西兴国人，生于1916年，进驻乐陵城时才23岁。他12岁就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兴国暴动”。13岁任少共兴国县委书记。毛泽东极为看重他的才干，将他调入红四军。据王新兰说，在中共党史上，由地方领导干部调入军队任职的，仅此一例。他16岁就做到了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以现在的级别套，应是正军级了。肖华在17岁时，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政委，名扬军中，是在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一位青年将领。
抗战初起，他在林彪麾下任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平型关作战。此次挺进山东，他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跟随肖华而来的干部，还有周贯五、王叙坤、王辉球、刘贤权、杨忠等人，都是军中精干人物，实际上是八路军总部给冀鲁边送来了一批成熟的领导干部。他们7月中旬从山西出发，晓行夜宿，渡过汾河，穿过同蒲路，横跨太行山，跨越津浦线，费时一个半月，来到了冀鲁边的平原上。
9月27日，秋风送爽时，挺进纵队列队进城。县政府早在西关搭好了台，准备开欢迎大会，牟宜之率县府全体人员在城门口迎接。
他和肖华的初次见面，上演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
牟宜之与僚属手执小旗，等候在路边，见纵队快过完了，却未见高级指挥员通过。牟宜之便向队尾一人打听：“我是乐陵县县长，怎么没见肖华司令员？”那人手向前一指，说：“在队伍最前面，骑自行车的就是。”
牟宜之赶到前面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肖华如此年轻，于是脱口说道：“还是个娃娃嘛！”从此，肖华“娃娃司令”的名号，便在冀鲁边不胫而走，连沈鸿烈也有所耳闻。
近年央视电影频道播出过一部故事片《肖华挺进冀鲁边》，艺术地再现了这段史实，片中有大量牟宜之的戏份。影片开头，便是牟宜之迎肖华进城一节。观之，可揣想当年情境之大概。
八路军总部把肖华派来，可谓不二人选。肖华是红小鬼出身，不仅久经战阵，且富有政治工作、青年工作经验，善于团结人。其时在冀鲁边的各种抗日力量，来源不一，良莠不齐，即使是31支队，人员来源也很复杂，需要有这样一位有资历、擅协调的领导，方可镇得住，才能把几股力量扭在一起。
肖华来后，马上接过了冀鲁边的领导权，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委员则调整为符竹庭、马国瑞、李启华、杨靖远。随肖华来的干部，也都充实到各个支队中。冀鲁边原有的一些抗日队伍，纪律很差。葛孚常老人说：“那个参加抗日并不是单纯的，什么人都有，三教九流都有。白天打鬼子，晚上搞女人，乱七八糟。”即使是31支队，也有个别人存在恶习。肖华到后，把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一套办法带来，加以贯彻，使边区军政迅速规范起来。
他首先整编了队伍，将冀鲁边中共抗日武装，全部编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壮大声势，将三个支队分别命名为四、五、六支队，司令部就设在县城北关的王宅。其次是办了抗日军政学校，实际就是短训班，分批培训31支队的干部和县乡基层干部、知识青年。在此前后，乐陵县的妇女、青年、文化、工商、回教等界别的救国会纷纷成立，各村都建起了自卫团、儿童团，站岗放哨，防止汉奸混入。
当年10月，冀鲁边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刘贤权任主任，各区也相继成立了区动委会。这是个群众工作组织，专事宣传抗日、动员参军、除奸防特、筹粮筹款等工作，是县政权职能的补充，根据地自此初具规模。
葛孚常评价说：“肖华在这里办学习班，组织抗日队伍，除霸安良，确实肖华有功劳。肖华最大的功劳是团结。”
牟宜之对娃娃司令肖华的才干，是心悦诚服的。他后来回忆说：
肖华同志到达乐陵，并带去大批干部及政策等文件，我们（县政府）才有所遵循，乐陵才成为根据地模型（典范），并为该一带根据地中心。
牟宜之饱读诗书，肖华也是才华横溢，两人一见如故，遂结成终身莫逆。肖华的到来，可以说改变了牟宜之的人生道路，使得他“归队”的梦想成真。
但两人毕竟原属两个阵营，所以牟宜之与肖华的走近，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这一年的10月，原驻鲁西聊城的沈鸿烈，顶不住日军的扫荡，转移到鲁北来，将省府驻在惠民，并把吴化文的手枪旅摆在附近，作为保驾。不久，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恶化，沈鸿烈就起意要把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雀占鸠巢。为实现这一图谋，他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联手，实施所谓“冀鲁联防”计划，拟在山东方向用“软实力”挤压挺进纵队，在河北方向用武力消灭挺纵的津南部队，以期最终将八路军赶走。
沈鸿烈写信给牟宜之，将计划告知，并嘱咐牟宜之“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政府，必须独揽党政军三权，一切事务不容共产党、八路军插手。要尽最大可能约束他们，限制他们发展”，具体做法是“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务使八路军因“断粮”而离开。
因担心牟宜之底气不足，沈鸿烈还在信中特地提到“党国元老”丁惟汾，说八路军考虑到这一层关系，绝不敢对你牟宜之有所为难。
这封信的内容，迅速被军政委员会侦知。其时肖华等人对牟宜之的政治立场和为人，尚不十分了解，闻讯后立即加强了对牟宜之的提防。另一方面，又派人到百姓中去，调查牟宜之究竟持何种政治态度。反馈回来的情况，相当不错，都说牟县长“进步、开明”，这使得肖华等人喜出望外。
肖华率队开赴乐陵，固然是为加强冀鲁边的领导，但同时也是看中了冀鲁边的抗日基础较好，这样一块立足之地，当然要设法牢牢巩固住。于是肖华便派五支队政委刘贤权[1]与牟宜之进行接触，以期加强合作。
据刘贤权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他去县府拜访时，牟宜之正为沈鸿烈的来信颇费踌躇，如若听令而同室操戈，他于心不忍；如若抗命不遵，则可能被调离，一番心血便将付之东流。谈到沉痛处，牟宜之说：“我去年隐居乡里的时候，常吟古人的《颂柏》诗，诗云：‘毕竟天家栋梁器，何容久卧白云乡。’总觉得自己空怀壮志，却没有施展之地。现在可好，连当个七品县令都如此之难，实在是世事难测啊！”叹息毕，不禁流露出归隐之意，又说，“我决不能为图个官位，就做出令亲痛仇快的事来。”
刘贤权连忙劝牟宜之不必如此消沉：“若牟县长离开乐陵，当局另派一人来，听命于沈，岂不是要涂炭一方？你牟先生有仁有义，当今国运不济，正是报国效民的时候。有我们支持，群众拥护，你何虑有之？”
牟宜之听罢，大受鼓舞，霍然起身，紧紧抓住刘贤权的臂膀，表示谢意。嗣后，牟宜之通过朱集镇大常村的村长常浩天，与肖华取得了直接联系。
这位从中引见的常村长，是一位年长的妇女干部，工作能力甚是了得，是时代造就出的一位革命老太太，声名远播，毛泽东曾为她题写“大爱为国，革命母亲”，肖华曾拜她为干娘。
这以后，肖华便多次与牟宜之会晤，共商大计。倾谈间，觉得彼此肝胆相照，遂成无话不谈之密友。王新兰说：“那时候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
一天晚上，肖华、牟宜之、常浩天三人来到一片枣林深处，共商抗战大计。谈到热烈时，三人紧紧握手，结为兄弟之盟。肖华触景生情，说道：“三国时有个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现在我们岂不是枣园三结义吗？”牟宜之遂激动地举手发誓道：“我们发誓，像这些老枣树一样，不怕狂风暴雨，不怕刀山火海，无论环境多恶劣，也要抗战到底，为民造福。”此事后来在当地传为佳话，流传至今。[2]
这一片枣园，迄今犹在，已命名为“结义园”。我此行乐陵，专门去结义园瞻仰过。园址处在一片枣林的汪洋之中，仿佛千军万马中的核心。园内立有巨大石碑一块，上有三人握手的浮雕。园中还有千年“枣王”数株，枝柯极苍劲，确乎不同凡响。
挺纵初建，百事待兴，牟宜之就将县政府掌握的资金800元大洋，交给了肖华。那年月的800大洋，数目惊人，可解决很大问题。多年以后，牟宜之还常跟肖华开玩笑说：“别忘了，第一笔我就给了你800块大洋！”
曾任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的王定烈[3]将军，当时是肖华的保卫员。他对肖华与牟宜之的合作，有过如下回忆：
他（肖司令）积极争取国民党乐陵县县长牟宜之，不久，二人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他和牟宜之县长商定了一系列治县、安民的政策，以县政府名义，贴出布告，力求深入民心。[4]
这个秋季，牟宜之向肖华提出了入党要求。就牟宜之来看，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他的履历，是经得起推敲的——自从1925年起，他就在关向应的属下做共青团的秘密工作；他的革命启蒙人丁君羊，在党内也是有相当知名度的，虽然一度脱离了组织，但抗日的实绩是明摆着的。就目前乐陵的情势看，正是他归队的最好时机。
牟宜之的要求，很快获冀鲁边区党委通过，由李启华[5]、李宽和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算是“重新入党”。考虑到便于他今后做统战工作，因此将他作为“特别党员”，在党内亦不公开党员身份。后来在山东分局，除了朱瑞、罗荣桓、肖华、霍士廉[6]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之外，其余人都以为牟宜之的身份是个“开明绅士”。
但是，当党执政后，身份与资历成为一种标准，牟宜之的党龄就成了一个问题。虽然在“九·一八”前后，满洲省委为他办理过转党手续，但未有结果，因此他的党龄严格来说不能从1925年算起，而只能从1938年算起。这样，原本是一位大革命时的早期干部，现在却变为“三八式”的抗战干部了。这个关节点，使他在后来的评级升职上吃亏不小，但他本人并不在乎，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就行”。
这以后，牟宜之便接受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按照八路军的一套做法，彻底改造了县政府和县公安大队，将县府积蓄的钱粮也全数交给挺进纵队。这样，乐陵县政府就完全融入了中共冀鲁边党政军体系，此例在国民党县级政权中绝无仅有。
对牟宜之的表现，肖华深表敬佩，将情况汇报给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周恩来和罗荣桓对牟宜之在乐陵的作为都做了高度评价。周恩来说：“倘若在抗日战争伊始，中国有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7]
此时肖华为改善鲁北局面，敲定了“和沈打鹿”的策略，即：稳住沈鸿烈，击退鹿钟麟，从而打破“冀鲁联防”。1938年10月，八路军总部有指示，同意肖华采取主动，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便决定单刀赴会去见沈鸿烈。其时战友们都很担心，不主张肖华冒此风险，牟宜之也力劝肖华不要去，但肖华不听。牟宜之不放心，决定一同前往。
肖华为避免沈鸿烈生疑，只带了侦察科长刘友芝和一个骑兵班作为护卫，便和牟宜之一道，轻装简从去了惠民。当时担任肖华警卫的王定烈，后来回忆了当时情形:“在去惠民的路上，担任保卫的我很紧张，手枪里的子弹早早顶上膛，汗水把手中的缰绳都浸透了。肖华同志却信马由缰,兴致勃勃。”[8]离惠民还有30华里，就见吴化文的部队已戒备森严，岗哨连绵不断。
此时恰逢沈鸿烈到惠民不久，鲁北各县的国民党地方官、民团首领和地方豪强轮番接风，正忙得不亦乐乎。沈鸿烈官邸大院的戏楼上，正在演出《天官赐福》，各乡各镇“司令”座位后面，都打着一面姓氏旗号，不伦不类。经通报后，沈鸿烈故意简慢，派人把肖华安置在旅馆住下，就再无下文了。
肖华趁这个机会，偕牟宜之前去拜访了刘景良。刘景良一见白皮红心的牟县长，按捺不住恼怒，大骂起来，牟宜之也不相让，反唇相讥。刘景良毕竟投鼠忌器，也不敢对牟宜之如何。
在“候见”期间，肖华一行人就在旅馆自己刻蜡板，花钱去文印店油印了传单《给惠民各界的慰问信》，大家一起到街上去散发。他们还到医院慰问伤员，去街头和学校演讲。肖华的风度与文采，引起了市民轰动，满城争道“肖司令”。沈鸿烈这才感到了压力，遂以“上宾之礼”在旧县衙后院接待肖华。
其时县衙大堂、二堂、三堂的台阶上，前后共站了五层荷枪实弹的卫兵。那场面，对比十分强烈——沈鸿烈一身笔挺的将校戎装，饱经世故；肖华军装俭朴，但风华正茂。这不仅是政治归属的不同，更多的是两代人精神气质的不同。
经过三个小时艰难的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以王新兰的话说，肖华这一次是“舌战群儒”。谈毕，沈鸿烈送肖华步出大堂，脸上竟流露出钦敬之色，执意要宴请肖华。
宴席摆在文庙，场面十分盛大，桌上燕窝鱼翅，应有尽有。席间有牟宜之作陪。在酒桌上，沈鸿烈提出，山东近年多灾，筹饷困难，请八路军考虑，可以去河北地界征粮派款，或干脆退回山西防区。他此意，是想逼挺纵出境。肖华则以“蒋委员长庐山讲话”为根据，据理力争，称抗战之责人人有份。稍后，话题又转到了“摩擦”问题，肖华当即申明：“八路军铲除的只是汉奸、土匪。即使有摩擦，也责不在我，沈主席可详察。”接着又说，“沈主席您委任的乐陵县长牟宜之，深知我军在乐陵的所作所为。”牟宜之遂起身，慨然道：“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人民无不箪食壶浆迎接。”沈鸿烈闻听，当即脸色就不好。肖华只当看不见，仍与牟宜之谈笑风生。
沈鸿烈又讲：“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
肖华笑道：“我军为抗日进驻乐陵，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各界赞扬与拥护。敢问牟县长，我们应该没有什么使你感到不便的地方吧?”
牟宜之连连摆手道：“肖司令，哪里话，哪里话！”
双方话不投机，都无心喝酒，不到一个小时就散席了。沈鸿烈对牟宜之的处置，已有考虑，于是特地留下牟宜之，做了一番长谈。
在返程的路上，牟宜之对肖华说：“沈鸿烈私下对我以高官相许，要让我当专员。他这是明升暗降，要削去我这县长的实权嘛。我婉言谢绝了。”
肖华说：“沈鸿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对着我们挺进纵队来的。”[9]
这次牟宜之陪肖华面见沈鸿烈，是他与沈鸿烈正面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沈鸿烈在惠民立住了脚之后，很快就有命令下来，指示各县要修复公路。彼时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公路实为奢侈品，只因沈鸿烈有几辆汽车，要摆一摆阔，故有此令。此外还要各县分摊，出钱在惠民修建省府机关大楼。牟宜之回函，首先提出了抗日条陈，暗刺沈鸿烈不务正业，然后表态说，当此之际，民生凋敝，抗战亦需用钱，不应修复公路及大兴土木，如成命难追回，则乐陵决不能出钱做这类事。
牟宜之的这个态度，是出自本能立场，而非“挺纵”授意。沈鸿烈见信却大为震怒，认定牟宜之确已投了八路，遂下了决心要除去这个“强项令”。为此他做了周密部署，要彻底解决乐陵政权“变色”的问题。
他之所想，不过是要凭强力，拿掉一个有异心的县长，完全没有考虑到民意因素，因此，在枣乡乐陵引发了一场大风波。
[1] 刘贤权，生于1914年，江西吉安人。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了长征。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政委，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师政委。1949年以后，历任副军长，军政委，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铁道兵政委、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顾问。
[2] 参见卞文超、李玉胜、贾鹏《“娃娃司令”肖华在乐陵 轻骑从简智斗沈鸿烈》，原载于2011年2月23日《齐鲁晚报》。
[3] 王定烈，出生于1918年，四川宣汉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红5军43团团部书记、长征后，随西路军西征，经历高台溃败，被俘。1937年返回延安。抗战时期，为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部警卫连战士、班长、保卫员（肖华警卫员）。1939年后，历任挺进纵队五支队指导员、骑兵连政委、营教导员、营长、支队长、副团长、团长。1945年，奉命率部南下创建豫中嵖岈山根据地，后历任团长、副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1951年后，任航空兵第23师师长、航空兵18师师长并率部参加抗美援朝。1958年任15航校校长，后历任空军指挥所主任、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参谋长。1982年11月至1985年7月，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4] 见王定烈《八路军的“娃娃司令”——忆老首长肖华同志》，原载于《中共乐陵地方史·第一卷》第241页。
[5] 时为中共冀鲁边区特委书记。
[6] 霍士廉（1909-1996），山西省忻县（今忻州）人。1936年加人中共，历任中共陕北关中特委宣传科长、富县县委书记、陕甘宁边（特）区党委秘书长。1938年奉命由延安赴山东，历任清河特委书记，大鲁南区党委政权部长兼统战部长，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省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长，鲁中区委书记兼鲁中军区政委、党校校长，沂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8年调任华东局秘书处长。1949年后，历任浙江省民政厅长，省政府、省委秘书长、省长，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1977年后，历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兼军区第一政委，国家农业部部长、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任中顾委委员。
[7] 见日照市情网所载《牟宜之传略》。
[8] 同前。
[9] 参见周贯五《回忆同沈鸿烈的一场斗争》，载于《中共乐陵地方史·第一卷》第182-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