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之际，穿过沦陷区抵达曹县，并非平安路。其间不知牟宜之经历了多少风险，他对这些，从来都不喜欢表功。
到曹县，是1938年3月20日前后。这个日子，恰与74年后（2012年）我去鲁北搜集资料的时间吻合。在华北，这个季节正是早春，乍暖还寒，遍地麦苗返青。可是牟宜之当年所见，却是兵戈遍地，无一安生处了。
他原计划，是想联络地方武装首领王援徽，拟以该部为基本队伍，在山区游击抗日，定能坚持下去。
此时的山东省政府，已经改朝换代，悬在牟宜之头上的那柄利剑不在了。早在1月11日 ，蒋介石就在开封以开会为名，将韩复榘诱捕，次日押至汉口。随后便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给枪毙掉了。山东省主席换了沈鸿烈[1]，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也换了人。
这位沈鸿烈，是清末留日学生，念过海军军校，归国后成为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心腹，是东北海军的创始人。后被蒋介石所看重，任命为青岛市市长，用以牵制韩复榘。“七七事变”后，青岛不保，沈鸿烈坚决执行了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炸毁了多家日商工厂，然后撤退，算是有了大功。蒋介石在换将之际，自然就想到了他。
说来，那韩复榘的毙命和沈鸿烈的攫升，都与牟宜之有些关系。牟宜之上年去南京、武汉筹款，顺带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揭发韩复榘亲日通敌之罪。他跑遍了中政会、中央党部、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军委会，以个人名义，控告韩复榘叛国，举发他近年的媚日通敌劣迹，引起国民党中枢的警觉。后来，韩复榘果然临敌而逃，坐实了罪名。他的被杀，牟宜之的控告可说起了很大作用。韩复榘伏法后，山东民众无不拍手称快，牟宜之为此很感自豪。
而沈鸿烈的“功绩”，其实也来源于牟宜之的一个建议。“七七事变”后，日军在青岛外海集聚了大批军舰，伺机登陆。牟宜之断定青岛不久必失，就向民国元老张继提出，应炸毁青岛的日商工厂建筑，不致将来资敌。张继对牟宜之一向器重，对此议深以为然，便以自己名义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提出方案，获通过后执行。
1937年12月7日，沈鸿烈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待机炸毁日商在青岛的所有工厂。28日晚，他下令执行，从青岛市内到四方、沧口，连绵20里爆炸声起伏不绝。沈连夜电告南京，蒋复电对沈的作为颇致嘉许。惜乎方案未能按牟宜之原计划制定，破坏得还不够彻底。
这位沈鸿烈，是个典型的民初新派人物，有颇为儒雅的“民国范儿”，似并不难接近。
牟宜之若想在山东拉起队伍，就要从沈鸿烈这里求得一个名义，是谓名正言顺。恰在这时，丁惟汾的一位同盟会老友，成了牟宜之的有力奥援。这位老同盟会员，与沈鸿烈同名，名曰张鸿烈[2]。
张鸿烈是河南人，1910年在开封加入同盟会，恰系丁惟汾的属下，两人交谊不浅。民国之后，张鸿烈曾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省政府秘书长。中原大战之后，张老先生调来山东，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算是协助韩复榘。韩复渠被毙了，张鸿烈却没有倒台，此时也在曹县办公。牟宜之便找到这位长辈，透露了自己寻机晋身之意。
张鸿烈甚为爽快，立即将牟宜之引荐给新主席沈鸿烈。牟宜之在回忆这一幕时，语句颇为幽默：
张鸿烈首先说我是丁惟汾亲戚，次说我在南京政府吃得开。沈大悦，设宴招待，即席委为县长。他还认为，这个干部可以栽培，除给我路费外，格外给了我二百元钱以示拉拢。
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场面当代人似乎也不陌生。
所委任的县长辖地，就是山东北部的乐陵。我去了这地方之后，才知在山东方言里，乐陵的“乐”，要读作“lào”，否则当地人不知你说的是何处。
沈鸿烈为何给了牟宜之这块地方，且如此痛快？其实，这不过是顺水人情罢了。
在较为权威的《牟宜之传略》中，可以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当时，省会济南已经沦陷，但日寇由于兵力有限，战线还未能巩固下来，一时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将他们占领的地区派兵驻守，在这种情况下，鲁西北出现了几个日寇占领后没有留驻武装力量的“空白”县，乐陵便是其中的一个。这里土匪遍地，司令如毛，你争我夺，混战不断。他们虽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但许多土匪武装与日寇明来暗往，狼狈为奸。县政府不是被这一伙土豪恶霸手中的土匪武装控制，就是被那一股地主劣绅掌握的土匪武装夺取。县长三天一换，五天一变。当县长的要是稍微对几大土匪豪绅表示不敬，便有掉头的危险。所以，作乐陵县长是叫谁谁不去的差事。牟宜之也知道，要想抗日，必须有实力，有革命的武装和政权。他知道，乐陵离八路军129师开辟地冀中南革命根据地很近。于是，毅然接受了沈鸿烈的“任命”，只带两个人，冒着危险，奔赴乐陵任职。一路上，历尽重重艰险，来到了乐陵。[3]
牟宜之上任之前，他所面临的局势，是有喜有忧。忧的是，山东失土太多，日军战线已经压到鲁南去了，在临沂与国军对峙。喜的是，由于敌后空白点甚多，各县不分党派，纷纷插旗抗日。“抗日救国会”、“人民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队”、“自卫团”等各种名义的抗日武装，遍地开花，其中有很多实际上是中共掌握的武装。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4]，头脑很敏锐，他提出要趁韩复榘逃跑和日寇未至的空隙，发展抗日武装。年初元旦，他领导了著名的泰安徂徕山起义，拉起了一支队伍。由起初的100余人，发展到后来的几万人。八路军山东纵队，就是在这支队伍基础上组建的。
正面战场，恰好从牟宜之抵达曹县的那一天开始，国军发起了台儿庄会战，主战场就在山东。国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激战半月，打退两路来犯日军，歼敌1.8万多人，为抗战初期罕见大胜，全国军民为之一振。
牟宜之将要去的这个乐陵县，属于冀鲁交界处，论抗日，也有很大的优势。这里，是山东各地抗日武装发动最早之处。“七七事变”后，中共鲁北、津南党组织动作很快，在盐山、宁津、乐陵、庆云这四个县都拉起了武装。后在盐山县宣布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由邢仁甫担任司令。
就在牟宜之到来前不久，华北救国军伏击由天津南下的伪军一部，随后破袭津浦铁路，一度收复了盐山、无棣、庆云、乐陵、阳信等县城。牟宜之走马上任之时，邢仁甫的队伍已发展到1700多人，活跃在乐陵以及附近各县。
牟宜之心里有底了：吾道不孤矣！这个救国军，实际上就是鲁北的“八路军”，
鲁北一带，也有一支依附于沈鸿烈的部队，势力颇大，为首者叫刘景良[5]。这个刘景良，是个又抗日又反共的复杂人物。他系土匪出身，后被国民政府鲁东民团招安，只是一个副官，“七七事变”之后，竟被委以华北第一路游击司令。可是他这个国军的游击司令，却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华北救国军，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后来在乐陵，队伍被伪军击溃，刘景良只身前往利津，又拉起一支队伍来，渐渐坐大，重新投靠国民政府，在利津建立县政权。又将司令部设在惠民县城，开始对各地武装进行收编委任，竟然一口气委派了8个旅长、团长，还有包括乐陵在内的18个县的县长和保安团长。
沈鸿烈见他颇有作为，就委任他为山东省第五专区行政特派员兼保安司令。他见乐陵的邢仁甫部不买他的帐，如鲠在喉，曾三次出兵去打，但均未占上风。
牟宜之摸清楚了情况后，知道这个刘景良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就请省府张鸿烈给刘景良写了封信，然后持信去见刘景良。刘景良得知牟宜之在南京有“背景”，自然很恭谨，也是一番盛情款待。这位草莽军人，对牟宜之的文韬武略十分钦佩，要聘牟为“最高顾问”，几次请牟为他的部队训话。但牟宜之早将这支队伍的本质看穿，认为“是一支不可救药的土匪部队”。
刘景良跟邢仁甫闹摩擦的事，当然也就摆到了桌面上。牟宜之说，自己愿以乐陵县县长身份，从中“缓冲”，请刘景良尽快去乐陵谈判。刘景良求之不得，欣然同意。
乐陵这个地方，若从济南出发，向北过黄河，坐汽车也要跑小半天。我在去那里时，路上曾经想过：牟宜之当年从更南面的曹县北上时，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后来问牟尚高，才得知当年牟宜之是带了两个人同行。那两位，都是青年，愿随牟宜之去闯荡一番。其中一位名叫杨嘉民，另一位叫王亦山[6]。这个王亦山，还是在半路上“捡”来的。其时他只是个学生，懵懂无知，在家赌输了钱，急着想借钱翻本。牟宜之见了，便开导他说：“现在这么多事需要做，还弄那个干啥？走，你跟我走。”遂载着王亦山一路前行。后来在路上，为王亦山弄到一辆破自行车，三人就都骑自行车，一路风餐露宿。
日军入侵之后，山东地面上治安不好，土匪猖獗。路过临邑时，他们被号称“抗日第一军”的土匪王月舟部绑票，被掳去所有值钱的财物，性命几乎不保。牟宜之机警应对，坦言自己是去乐陵协调各部共同抗日，以凛然正气与广博知识，慑服了匪首王月舟。
王月舟为下台阶，故意攀扯起关系来。王月舟早年曾在日照籍团长牟之敬手下当过兵，牟之敬恰又是牟宜之的本家堂兄。这样一说，便一切烟消云散，王月舟以上宾之礼款待了牟宜之三人。三人吃饱喝足，在热炕上兴奋得一夜未眠，天一亮就给王月舟留下一封劝勉信，然后骑车飞驰20华里，方脱离险境。
后王月舟未听劝告，终于覆灭，但其手下一个连长，为牟宜之所感召，后来竟率20余人十几条枪来乐陵投奔，最终加入了八路军。
牟宜之多年以后，曾为少年儿童写了一本抗日故事《八斤鞋》，于1957年7月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印数26000册。开篇《匪窟历险记》一文，写的就是这段轶事。书中插图中，牟宜之等三人均打绑腿，腰束皮带，一副准军人模样，牟宜之还戴着一顶当时工人中流行的前进帽，当是比较符合真实。
曹县至乐陵，行程计有1000多华里，要途经十几个县境，还要绕过许多敌伪据点。牟宜之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说，这一路，是“冒了生死的危险”。
乐陵，是个一马平川的地方。在田野里看到的不是麦苗，而是一望无际的上百万株枣树。枣树不高，枝桠繁盛，一支人马若进入枣林，倏忽间就能无影无踪。平日里我们所见枣树，无非是那种“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房前之景。而在乐陵，初来乍到者，置身于上百万株枣树之中时，你猜会如何？会晕眩！
牟宜之当年所见，就是这样的一片汪洋大海……
[1] 沈鸿烈（1882-1969），字成章。湖北天门人。18岁中秀才，入日本海军兵校学习，1911年回国，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是东北海军的实际缔造者。沈鸿烈一向对蒋介石不满，抗战初期却成了蒋介石赏识的人。1938年1月至1941年秋，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后因反共失策，难以支撑，改任农业部长。
[2] 张鸿烈（1886-1962），字幼山，河南固始人。1910年冬，在开封入同盟会。1911年赴宁、汉参加革命军。南北议和后，任河南省临时议会议员。1914年赴美留学，次年回国。1925年任中州大学校长兼任河南省教育厅长，1930年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39年赴渝，任行政院参议兼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1944年任河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6年任河南省议会副议长。1949年赴台，1962年病逝于台北。
[3] 见日照市政府官网“日照市情网”所载《牟宜之传略》。
[4] 黎玉(1906-1986)，原名李兴唐，山西崞县人。1926年9月在崞县中学加入中共。后历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委书记、北平市委委员兼职工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等职。1936年被中共北方局派往山东任省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亲自领导了徂徕山起义，1938年以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主任。1945年起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中共山东分局代书记、华东局第二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1949年之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起，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第一常务副部长。文革中遭受迫害。1978年起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顾问、农业机械部顾问。是第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6年5月病逝于北京。
[5] 刘景良(1899-1944)，山东临朐人。曾聚众为匪，被国民党鲁东民团指挥赵明远先剿后抚，收为副官。1935年随赵明远驻防惠民城。1937年，刘景良拉起游击队自称司令，在乐陵、阳信、利津等县同日军交战。1938年3月，日军弃惠民，刘再进惠民城，并被国民党委任为第五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曾于6月向西进犯八路军驻地。1939年3月，刘遭日伪军袭击身受重伤。1942年春，被日伪军抓获，后逃脱。1944年2月，刘景良再次被日伪军抓获，英勇就义。
[6] 王亦山，履历不详，后于1962年至1974年间，任北京语言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