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是处在人生十字路口上了，何去何从？他难以决断。
其实，并非每个人都对生命持有哲学思考，一般地说，他人是在怎样活、时代的主调是怎样，也就怎样去活，难有例外。但总有超拔于世的人，要做哈姆雷特式的思考。
牟宜之回国后近两年内，援笔从文，做了报人，但理想仍在，还念念于破灭了的金戈铁马梦。
在报馆当总编辑，他于公于私，总有机会奔走于公卿上层。换了别人，可能会引以为荣，他却视之为“胡混”。在山东省教育厅任职的时候，亦是如此。
内心不平，必外化之。他回忆说：“我以佯狂的态度骂现实、骂国民党、骂我讨厌的人”。佯狂，就是抨击时弊，直言无忌。他在教育厅的顶头上司何思源，也拿他没办法，曾对人说：“牟宜之就是个疯子。”[1]曾一度有人想劝牟宜之入国民党，见此，也只好作罢。
给他猛一掌掴、促他猛醒的，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枪响，惊散了“华北自治”的苟安梦，激起了全国的同仇敌忾。牟宜之多次强调过，“七七事变”是他重返激进生涯的催化剂：
“七七事变”后，我估计这一次能够真打起来了，我没犹豫半分钟。我即想一定要和日本鬼子干的，因我对日本的积仇良深。日本给我直觉上是如蛇蝎一样，“畏之恶之又恨之”。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真实性。我直感中国只有借与日本作战可以求解放。我即开始发动游击队。
“七七事变”后，可以说，我在生活中重新振作起来。对于抗日，我是没有分毫犹豫的。
牟宜之所说的“开始发动游击队”，是指在山东省内组织地方抗日武装。为此，他专门去了一趟南京，为这些自发武装要名义、要钱款、要弹药，皆达成功，原因是借助了康泽之力。
康泽比牟宜之年长三岁，出身于四川安岳的贫苦农家，后投考黄埔三期，成为蒋介石的肱骨之臣。他主持创办了国民党秘密组织“复兴社”及青年组织“三青团”，掌握全国的军情组织“别动总队”，权势炙手可热。据牟宜之回忆，早年在家乡时就偶然结识了康泽，当时康泽对牟宜之极为敬佩，甚至有巴结之意。这也算是一段奇缘了。[2]
牟宜之在南京拿到了武器装备，就交给了山东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王徽绂[fú]部[3]。王徽绂是牟宜之的结拜兄弟，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惜乎这支队伍后来一部分被日军击溃，一部分投向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改编为国军（中共方面将其称为“顽军”）新编第四师特务旅，番号为“新一旅”。但其首领王徽绂对牟宜之相当感恩，在数年后仍表示：一旦条件允许，队伍就交还给牟宜之，后果然兑现了承诺。
“七七事变”之后，丁惟汾认为牟宜之在山东日久，熟悉省内情况，可为当地抗战效力，就致信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牟宜之推荐给韩，说此晚辈虽为文化人，但抗战之际或许才堪大用。韩复榘对牟宜之也十分赏识，起初常与之谈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的战争方略得失。韩虽与蒋介石有隙，但为巩固自身地位计，素喜唱高调。他嘱牟宜之要以山东人身份，多多鼓吹宣传“忠党爱国、积极抗战”，实质是想笼络人才，服从他个人权威。牟宜之本不是吹牛拍马之人，对韩原本就有腹诽，不仅没有被“收服”，反而多次犯颜直谏，当面与其“抬杠”。
后来，牟宜之干脆公开骂韩复榘首鼠两端。韩复榘知悉后，便想找牟的麻烦。为避免遭暗算，牟宜之当机立断，离开了山东，前往南京另谋出路。另一方面，亦打算再为游击队争取一些武器与经费。
据牟广丰提供的情况，大约在此期间，他父亲结识了一位女友，是一位倾心于革命的女青年，后投奔了延安，可惜最终因战乱中而信息断绝，女方也许是牺牲了。查牟宜之写的自传，内中果然提到有这样一位女士，在《履略》中称之为“我的爱人”。
这位女士，据推断，估计也是山东人，比牟宜之年纪略小。两人的相识相恋，应是在牟宜之归国那年，女方读大学期间。该女士在当年，应是个典型的左翼青年，抗战爆发后被迫辍学。
牟宜之二次去南京为王徽绂筹枪筹款，就是携爱人一道去的。到达南京的那一天，是10月26日。近在咫尺的沪凇战役，已进入最艰苦阶段。牟宜之多年以后还记得，当天，上海郊区大场、庙行防线被日军突破，国军被迫放弃苏州河北岸全部阵地，唯余孤军谢晋元团一营，在四行仓库作悲壮抵抗。11月初，日军强渡苏州河，双方激战，惨烈无比，国军每天伤亡万人以上，完全是以血肉之躯在抵挡炮火。日军三个师团继而又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策应上海方向的日军，完成了对上海的迂回包围。
国事危殆，牟宜之抵近感受，多年后仍记忆清晰，在自传中曾特别提到这一段战况。
此时南京也岌岌可危，国府开始撤退武汉，牟宜之在国民党中宣部见到了邵力子，邵力子即在仓促中拨给他一笔办报经费，计有数万大洋之多。牟宜之获此经费，不禁喜出望外，即打定主意，此款将来一定要用于抗日。
丁惟汾此时亦从上海撤至南京，因仍与二陈不睦，便故意住在下关一家旅馆里，拒不进城。牟宜之前去看望他的当口，恰逢蒋介石亲来拜访。丁惟汾连忙吩咐牟宜之回避，牟宜之走出门时，在旅馆狭窄的露天走廊里，与身披黑大氅的蒋介石及其随从擦肩而过，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位“最高领袖”。
在南京盘桓数日，到处可见撤退前的混乱。牟宜之向军委会谋求装备无果，只得奉“中政会”外交专门委员会之命，与爱人一起，去了一趟甘肃凉州。因该地有一名日本间谍羽山梗一，长期冒充回民，从事秘密活动，牟宜之此去，即是奉命前往调查，但兵荒马乱，最终无果，空跑了一趟。
牟宜之知道，战事一起，将来山东肯定守不住。赴甘肃期间他曾起意，想把《山东日报》迁到甘肃或新疆去，将来或可避免陷于敌手，而自己则去延安，进抗大，重新投奔革命。
从甘肃回来的返程中，牟宜之做了个决断，想不去中政会复命了，立即转赴延安。他在《履略》中回忆说：
路过西安时，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调到延安去，但未蒙允许，我把我的爱人托人送去延安青训班，我即回到汉口。
牟宜之前往叩门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设在西安北新街七贤庄。在那里，牟宜之曾面见周恩来。虽投效被拒，但收获也不小。他与周公的交往，即自那时起，或明或暗，竟贯穿了牟宜之的一生。
他在这里提到的延安“青训班”，是指中共开办的培养抗日青年的培训班，当时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等，都有此类青训班。该女士去的大概是陕北公学，抵达延安时约为1938年2月。牟宜之说的所托之人，很可能是同期赴延安的几位山东莒县老乡。
其时南京已经沦陷，国府迁至武汉办公，所以牟宜之在西安送走爱人后，只能改赴武汉复命。
在武汉，他因有公事要办，曾数次去汉口原日租界中街9号的八路军办事处（今长春街57号），见到过董必武。其间，又向武汉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亦未获同意。
此事颇有蹊跷，但亦属事出有因。牟宜之虽然加入过共青团，有过参加“日照暴动”的经历，但毕竟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的赴日留学经历和“中政会”背景，以及与丁惟汾的亲属关系，都显得太过复杂，令办事处感到为难。尤其是“留日”这一段，在当时某些人看来，颇有“日本间谍”之嫌。战争期间，这一切都不易核实，人家怎肯轻易表态？对此，王明、博古坚不同意。
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便跟他谈：应利用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到敌后去发动抗日。从牟宜之的自述看，他对武汉办事处的意见深以为然，决计照办。
还没等牟宜之向“中政会”复命，武汉便又告急，国府仓促间搬迁去重庆。牟宜之必须去一趟重庆，才得以向“中政会”交差，加之他从未去过四川，也有心一睹蜀山真面目，便溯江而上去了一趟重庆。在重庆，他见到了已撤退至此的丁惟汾。丁惟汾的意见，也是鼓励他去山东敌后，老爷子说：“你不是能吗？山东北部数县已成真空地区，你有种就到那儿去抗日。”[4]于是牟宜之下了决心，辞去“中政会”的挂名差事，准备回到武汉后，再弄一点装备钱款，就返回山东了。
在武汉期间，牟宜之在武昌至汉口的轮渡上，巧遇弟弟牟乃纮，继而又联系上了原山东教育厅“乡教会”的同事于云亭，于是三人就同住在一家小客栈里，继续为抗日游击队筹枪筹款。牟宜之整日奔忙，牟乃纮则去寻找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牟乃纮小牟宜之四岁，一向崇拜这位“十哥”（大排行），他刚从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毕业，正在武汉寻找出路。
此时牟乃纮的思想，非常靠拢共产党，认为“延安就是热血青年心目中的圣地”[5]。他也想去延安，在武汉办事处遭拒之后，牟乃纮对朋友说：“共产党虽然不太相信我们，但我们不能不有个组织。”于是就在武汉和长沙间，与马冰（政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朱鸿、魏费、陈宏坤等9人一道，组织秘密结社“民社”，以“为人民”为宗旨，出版了《今天》杂志，针砭时弊。他们自奉甚俭，心怀天下，一心要以先进理论济世拯民。
在武汉，牟宜之与牟乃纮都曾去过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入党并去延安。董必武遂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周恩来又将此事告知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考虑，答复说：“把他们俩人都弄来不好吧？都来了，丁惟汾就不好说话了。让牟宜之来吧，牟乃纮就不要来了。”[6]
因此，现在也有资料说：牟宜之就是在此时，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示董必武，将牟宜之发展为“特殊党员”（秘密党员），在党内不公开身份，以便于统战工作。这个说法，难以查证，可聊备一说。其时中共长江局就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据此分析，牟宜之当然很可能与长江局达成了某种默契。
此次在武汉的“三人行”，另一位是个老大哥，年长牟宜之4岁，名叫于云亭[7]。此人亦大有来历，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原为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特派员，1932年加入中共，曾任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文登乡师）校长。他曾利用校长身份，引入不少中共党员任教或读书。该校中共党支部成立时，经他提议，由他的学生谷牧[8]（原名刘家语）任支部书记。
1934年，该校中共地下组织遭破坏，于云亭本人也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后经何思源保释出狱，旋辞去校长职务并脱党。从1934年8月起，任山东省教育厅乡村教育辅导委员会委员。牟宜之在“乡教会”任职时，与于云亭是同事，因思想倾向相同之故，非常投契。
在1932年脱颖而出的谷牧，后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军工作，之后又调山东分局，恰与牟宜之同在一地，两人遂成好友。
牟乃纮在武汉投效无门，很感无奈，经过激烈的内心冲突，只得听任丁惟汾推荐，去了谷正纲[9]门下做秘书。谷正纲是国民党CC派骨干人物，时任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那时第三战区在江苏、浙江两省指挥作战，牟乃纮离开武汉后，当是去了江浙一带。
此去，兄弟俩在政治上就分道扬镳了，永为殊途。1948年，牟乃纮曾任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社会局（相当于工商管理局）主任秘书兼市党部委员，后在解放军围城之际，携妻儿及长兄牟乃经之子共8人，随国民党军21兵团刘安琪部撤往台湾，后在台湾省政府社会处任主任秘书，绝口不提往事，平安一生。退休后，全家于1984年移居美国。
所幸，牟宜之的幼子牟广丰于1998年赴美国公干，素未谋面的叔侄俩，才终得相逢。牟乃纮得知牟宜之后来的情况，不胜唏嘘，说：“当初我没去成延安，也好。否则我怎么能活得过‘十哥’啊！”2002年，牟乃纮先生故于洛杉矶，终身未能返乡。
我此次北上搜集资料时，有幸在北京空军医院见到了卧病在床的朱鸿老人。朱鸿当年在武汉，曾与牟乃纮一起办过刊物，分手后他加入中共，后一直在军队做文职工作，曾任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空军报》社社长，现已年届九旬。他对牟宜之、牟乃纮印象至深，说自武汉一别，与牟氏兄弟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抗战期间，与牟宜之尚有书信往来，1949年进城后，阴差阳错，反而失去了联系。提到当年，老人颇动感情，未忘武汉时期的牟乃纮，当年称呼仍改不了口：
乃紘同志是我的革命带路人。我知道他去了台湾，当时还不知道是去做地下工作呢，还是跟着谷正纲走了。后来在《炎黄春秋》上读到李锐的文章，里面提到了牟宜之的诗，我又去买了《牟宜之诗》来看。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李锐转给了牟广丰，建立了联系，才比较多地了解了牟宜之、牟乃纮后来的情况。我对牟宜之非常尊敬（双手合十），论革命，他是老前辈，我是晚一点的了。
与我一起去见朱鸿老人的，还有牟乃纮之子牟永宁。永宁乍闻此言，当场几乎落泪，感慨道：
我父亲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直爽，也看不惯国民党官场。过去的经历，在台湾不敢讲。他是你的革命带路人，在台湾那种氛围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原以为我父亲是政校毕业的，是正宗的国民党，结果几乎等于共产党了。看来20世纪的人，命运变化真是太剧烈了。[10]
解放战争时期指挥青岛围城作战的，是时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许世友。临战之际，许世友发电报给已在北平的牟宜之，请牟宜之修书劝降牟乃纮，牟宜之遂照办。牟乃纮接到“十哥”的劝降书信，是去是留，无法定夺，简直痛不欲生……
天道轮回，直令人无语，我们还是回到1938年初的历史现场。牟宜之这一趟间关万里，从武汉回乡后，却见山河异色。在上年末，日寇强渡黄河，进袭山东。负责黄河防务的韩复榘，率10万国军不战而逃，济南、兖州、泗水、济宁、青岛等处相继失陷。韩的第三集团军和山东省政府一退再退，最后西撤至曹县。
山东家乡，已是处处烽火了。
牟宜之少年时曾目睹日军在济南烧杀，对之有铭心之恨，此时便抱定“吾与汝偕亡”之信念，要再执干戈、重开人生，上战场去与民族之敌拼一场。当下便取道青岛，去了曹县，谋求抗日途径。此一去，便开始了他极富传奇性的军旅生涯。
回顾数年来的反复，他真不想再过那种“贤愚共零落，贵贱同埋没”[11]的混沌日子了。用不了多久，即至而立之年，何忍再蹉跎下去？
这样，他心有所系，便不再徘徊，只顾朝着那一条新路走去了。
[1] 见肖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所写《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原载于《人民日报》 1985年6月30日。
[2] 后康泽于1947年任国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1948年在襄阳之役中被俘。1949年之后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1961年被批准监外就医，1964年获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1967年在文革中受冲击，死于北京。
[3] 王徽绂(1902-1957)，后改名王道，山东诸城人。早年毕业于济南法政大学，曾任国民党莒县县党部常委，后去青岛。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与王立亭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并接受国民党“山东纵队第六梯队第28支队”的番号。不久被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编为国军新编第四师特务旅，后改编为暂编第一师第二旅，任参谋长。因受师长吴化文排斥打击，1942年10月投靠日军，被编为“灭共建国军”第八团，任团长。1944年7月21日，率1600余人在寿光地区反正，所部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旅长王道，政委牟宜之，参谋长赵凌汉，政治部主任郭卓辛。此后历任鲁中南军分区司令员、青州警备司令等职。1949年后，历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省一届人大代表、省体委主任等职。
[4] 见对牟敦庭的采访影像资料。
[5] 见对牟广丰的采访影像资料。
[6] 此情况由原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空军报》社社长朱鸿提供。
[7] 于云亭（1905-2003），原名于质彬。山东乳山人。1949年后，历任济南师范学校校长、济南市教育局局长、济南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市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任委员。文革中受到冲击，在市图书馆整理书刊数年。1978年后再次入党，历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济南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9年3月离休。2003年1月在济南逝世。
[8] 谷牧（1914-2009），山东荣成人。我国经济建设领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文革末期之后，历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200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96岁。
[9] 谷正纲（1902-1993），字叔常，贵州安顺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入苏联莫斯科孙中山大学进修。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学校训育主任、训政时期立法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国农工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社会部长，一度兼任农林部长、内政部长、“国民大会”秘书长等职。赴台后，任蒋介石官邸幕僚。
[10] 牟永宁，1944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1970年代在美国留学，伊利诺理工学院硕士毕业，参加“保钓运动”后，冒风险回归大陆，后为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曾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常委。1989年移居美国，现身份为美籍华人。
[11] 见白居易《五绝·对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