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很古典的词汇，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大用了，那就是“旅人”。这两个汉字的组合，天然就带有伤感与凄惶，令人想起路途上的行色匆匆。唐诗里，涉及旅人的佳句，不胜枚举，如“萧条故国异，零落旅人同”，如“山晓旅人去，天高秋气悲”之类，都脱不开忧伤。
从1933年那个悲秋起，牟宜之就是这样一个旅人，揣着无用的、带有讽刺意味的“中央大学”名剌，走遍了日本的青山与海滨。他无心向学，满腹都是故国之思，当然也怀念着心爱的枝子，期间，曾数度返国。直到1935年秋，才彻底放弃学业，黯然归来。[1]
这个形象，人们不会陌生，看过《伊豆的舞女》的读者，或可有所感。
游子之心，异代皆同。
诗兴戛然而止了，就这样耗去了两年。两年中，他的行踪与心情，如今皆不可考了。有资料说，在日本，牟宜之“结识了郭沫若[2]等流亡日本的革命者，一起在旅日华人中传播革命思想”[3]，但未提供更详细的情况。据牟敦庭说，是丁惟汾介绍他父亲认识了流亡日本的郭沫若。
郭沫若因参加南昌起义与发表讨蒋檄文，遭蒋介石通缉，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居住在毗邻东京的千叶县市川市，在警察监视下从事著述，至1937年归国。
1933年，正是郭沫若在严密监视下，埋头治学的一年。他写出了《卜辞通纂》、《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考古著作，收获甚丰。那时节，牟宜之与他结识，“同是天涯沦落人”，谈起大革命的前尘影事，肯定有很多感慨。
后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当年对郭沫若的通缉便告失效。郭沫若立即返国，参加了抗战文化运动。国共内战起后，他一直倾向于共产党，于1947年冬季由内地赴香港。
1948年末，为出席新政协会议，郭沫若和一大批文化人从香港经朝鲜赴东北解放区。在哈尔滨和沈阳，他两次见到牟宜之。两人相谈甚欢，同忆旅日往事。那时，牟宜之一身戎装，满怀抱负，可谓前途无量。郭沫若对牟宜之相当尊重，连连说：“你的选择，是对的。”
在沈阳，两人在一家小饭馆小酌。牟宜之拿出一方刻有吴三桂名字的印章，是他在沈阳解放后，偶于街边摊上购得，请郭老帮忙鉴定。郭沫若接过，仔细端详片刻，然后说：“这肯定是吴三桂的。”言毕摩挲再三，爱不释手。见郭老喜欢，牟宜之便慨然相赠。
二人酒兴渐浓，又聊起了《秦妇吟》。唐末韦庄所作乐府诗《秦妇吟》，记黄巢动乱事，篇幅极长，内有名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但全文久已散佚，近世文人只知有此诗，但不知其详。清季民初，王国维从法国寻得此诗原文，抄录回来，方使此诗在中土重见天日。牟宜之在饮中提议，与沫若现场比试背诵此诗，看谁能抢先背完，结果是二人几乎同时背完，不分轩轾。郭沫若大为叹服，连说：“你是党内翘楚！”
分手之际，两人大概都以为，今后再见面将是常事了。哪里会知道，1949年之后郭沫若身居高位，国务繁忙，两人竟再也无缘相见。
1934年2月间，牟宜之在日本，忽然接到蔡廷锴[4]将军的一封来信。彼时蔡廷锴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刚刚失败。他本人被迫流亡海外，与牟宜之惺惺相惜，遂有此信，以示联络。此后两人曾多次书信往还，对时局、对蒋氏政策做了一些探讨。究竟是何人将牟宜之介绍给蔡廷锴的，牟宜之也搞不清楚。
两年中，牟宜之思想究竟有何变化，他是怎样调整心态的？都没有记载，后人也无法揣想。
在写完了牟宜之在东瀛的浪漫之恋后，不能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于结发之妻安茂青的态度。这是个一度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因“五四”新思潮带来了全新的婚恋观，清末至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两代青年，有不少人都遭遇了“婚姻革命”。按照习俗，家族为传宗接代计，早早就给他们定下了“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对此，他们处在两难困境中：一方面是囿于习俗，或依赖于家族提供学费，只能接受，不便反抗；另一方面又因眼界已开、思想趋新，所以绝不承认这是合法婚姻。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少数人认同了旧式美德，隐忍服从；而大多数人则将发妻“搁置”不论，视同亲属，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新式婚姻。唯有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现代婚姻，在他们的观念中，才具有唯一的合法性。
这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一道难题，也是两代青年必须跨过去的障碍。
只有这样来看，枝子之于牟宜之，才有着十分美好的意义。可惜时不利兮，终是“动如参与商”[5]，永不得见。
彼时，他的表妹丁玉隽高中尚未毕业，也于1934年东渡留学，初时住在丁惟汾早年时的一位朋友家里，当年便考入了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牟宜之那时会经常去看望她一下。丁玉隽是丁惟汾唯一未赴台的子女，后为清华大学校医室保健科医生，其夫为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这位表妹夫黄万里，后来与牟宜之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此为后话。
牟宜之在日本，本可以实现长期居留，但民族耻辱时时缠绕着他，使他不能作此打算。1935年4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出访日本。牟宜之在东京亲见日本裕仁天皇和溥仪，并排骑着马从在街上走过。当时日本警察喝令所有路人全部跪下，牟宜之也只得蹲下。他看见溥仪的那副形象，觉得日本人简直就是在耍弄中国人。东三省沦陷之恨，再次刺痛了他，归国之念也就愈加坚定。
1935年秋，向“中央大学”交够了两年学费，换了个毕业证回来。牟宜之便结束了实质上的流亡，顶着“学成归来”的名义，回到了国内。
这一年，对于中共乃至现代中国，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年初，遵义会议召开；到10月中旬，北上红军就进至陕北。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反对“华北自治”，声势甚大。牟宜之当初去国时，江西苏区守土日蹇的那种窘境，现在想来，竟是恍然一梦了。
但是，红色生涯对于目前的牟宜之，仍是一种禁忌，他暂时还不能重温。牟宜之回忆说：
一九三五年我回来了，赚到一张毕业证书，邵力子[6]、丁惟汾给我找到一个门子（门路），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任外交组专门委员，每月赚二百四十元，可以不到差，其实这里是吃面子饭，不用做事。[7]
这里提到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因年代久远，绝大多数人对之已不甚了了。它的地位，相当之高，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并不管党务，而是负责指导国民政府处理国务，实际上是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有政策制定权和官员任免权。它负责提出方针政策，国民政府遵照执行。究其实质，是代表国民党中央来指导国家管理的一个智囊团。
它机构庞大，令人咂舌，下设法制、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八个专门委员会，职责就是研讨政策。有资格担任专门委员的，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或是学有专长、素负名望者，邵力子本人就是委员之一。牟宜之刚刚学成归来，就能挂名“中政会”，足见邵、丁二公的面子是相当大的。
对功利主义者来说，能登此龙门，也许是三生有幸，甚或终身基业也就在此了。牟宜之的情况不同，他骨子里是理想主义者，虽作了妥协，但并不意味着就要彻底转向。他根本不会把这个“主义”与政党当一回事，而仅把它看作是个饭碗罢了。
南京衙门既然不用去坐班，牟宜之就留在济南找事做。牟宜之在这一时期的职业，“日照市情网”上所载《牟宜之传略》，曾有涉及：
在这期间，他曾在山东省教育厅乡村教育辅导委员会、南京《旅行杂志》和《山东日报》等单位工作，由于他不断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讥讽，受到反动统治当局的多次迫害，他当《旅行杂志》记者时，曾被中统特务注销了记者身份证，失去了职业。
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厅长是何思源[8]，系丁惟汾的门生，牟宜之投到何思源门下，是有这样一个渊源的。何思源与牟宜之虽是上下级，但两人形同朋友，并无尊卑之分。牟宜之口无遮拦的脾气，在何思源面前用不着收敛。那时山东省的乡村教育，因韩复榘的支持，较为活跃。梁漱溟那时就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平民教育试验。
在“乡教会”期间，因考察乡村教育现状之故，牟宜之一度曾短暂地返乡，在牟家小庄的乡村学校教过书。[9]
牟宜之在“乡教会”的时间不长，此后便到了南京，去做记者。据考，他在南京所供职的《旅行杂志》，是中国最早的旅游类刊物，系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属的中国旅行社出版，主持者庄铸九。该杂志创刊于1927年春，以铜版纸印刷，可谓顶级的豪华杂志，是面向各交通机构白领读者们的。
但《旅行杂志》的编辑部并非在南京，而是在上海仁记路（今滇池路）110号4楼。我认为，牟宜之当时可能是在南京记者站工作。至于因何事触怒了中统，不详。
杂志社的差事丢了以后，牟宜之重返济南。据他自述，早在日本未归的时候，好友赵文涛就在济南主办《山东日报》，把牟宜之也算作报社董事会的一名董事。归来以后，牟宜之常在《山东日报》社宿舍借住，顺便也给报社做些事情，或出谋画策，或负责推广。
山东省素来有办报的传统，从民初以来，不仅军阀办报，党部和三青团办报，就连中统、青帮、教会、红十字会和各行业公会也办报，当然其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办的报纸。《山东日报》系山东省政府所办，亦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与资助。此时丁惟汾出面，向韩复榘和陈立夫推荐了牟宜之，说他才堪大用，可以主持《山东日报》。两人都很买丁公的账，同意将该报交给牟宜之管理。牟宜之由此成为报社经理兼总编辑。
一份报纸在手，牟宜之又忍不住手痒，总想写一些振聋发聩的东西发表出去，能呼喊几声抗日救亡也好。彼时蒋介石摸不透华北日本驻屯军的动向，对中日和谈还抱有幻想，因此严禁各省报纸发表抗日言论。牟宜之就打擦边球，利用报纸舆论，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旁敲侧击。这种舆论游击战，使他深感当局对言论的钳制太过严密，“主张公道殊不易”，所幸报纸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保证不发表汉奸言论、不发表拥护内战的文章。
韩复榘在山东，对华北日军采取首鼠两端态度，既存附逆之心，又担心投靠之后反而可能失去地盘。牟宜之在控制了《山东日报》以后，便想尽办法遏制韩氏的投降趋势。彼时华北日本驻屯军与韩复榘的军队偶有小摩擦，牟宜之便在报纸上大做文章，赞扬韩氏“率山东军民与日军决死战斗”、“韩主席誓与山东共存亡”等等，造成令韩复榘骑虎难下之势。
韩复榘是好大喜功之人，见此大悦，遂召见牟宜之，令其“多发号外，广为宣传”。牟宜之已料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念及战事起则须养兵筹粮，势必大量用钱，便趁此机会向韩复榘提出，发号外要另拨经费。韩复榘满口答应，说是要多少，尽可向省政府支取。牟宜之领到钱后，除去十分之一用于发行报纸号外之外，其余全部存了起来，留待将来抗日之用。
当时华北五省按中日协定已处于“自治”状态，面临沦陷危险。在此情势下，山东省的报纸信息，原本就备受全国关注；加之牟宜之办报有方，《山东日报》在全国的销量是相当可观的。该报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宣部的注意，陈立夫亲予好评，特拨给额外经费以资奖励。
国土沦亡在即，能做的也仅止于此。苦闷中的牟宜之，时时在思考出路。那时“新疆王”盛世才[10]推行反蒋亲苏政策，与中共关系良好，在新疆境内有抗日言论的自由。牟宜之遂对新疆心向神往之，曾自费联络了一些新疆回族抗日人士，一度还曾拟往新疆发展。
在济南，牟宜之还结识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沂南老乡，即原东北“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11]将军，并把王德林引荐给丁惟汾、张继等国民党要人，希图借助上层力量，送王重返东北，再举义旗，自己也可随其赴关外，实现抗日理想，但最终无果。
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在牟宜之这一时期的经历中，有过深刻烙印。当年初冬，他有公差去西安，期间，坐着骡马大车过潼关，当时留有诗三首，记述了“剿共战争”荼毒当地、民众不胜凄惶的情景，颇有传神之笔。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张学良明知这是鹬蚌相争之计，但迫于军令，不得不于1935年6月率13万东北军开入潼关，坐镇西安。但10月份之后，张部与红军作战连遭惨败，损兵折将，连高级军官也多有被俘的。
历史教科书上，对此役均有记载，但不会提到当地百姓所受的荼毒。牟宜之在一首《潼关之夜》中，仿老杜笔法，以潼关城外一鸡毛小店女店主的口吻，控诉了内战之苦。该篇虽系七言诗，但风格与立意，酷似老杜《石壕吏》。读之，可感字字泣血，方觉生民涂炭，古今何异？
诗人从函谷关北上，抵潼关城外，夜宿小店。因这一带兵连祸结，平民被搜刮一空。欲向女店主求一钵饭而不得。诗中，借女店主口吻诉苦道：
家本贫苦无恒产，靠夫肩挑小货贩。
夫妇膝下有二男，养家共开临路店。
前年兵事夫被捉，至今消息杳不见。
兵连祸结灾不单，去年潼关又大战。
衣物店具洗劫空，二子同罹乃父难。
前月邻人信阳至，闻道长男已战死。
次男音闻亦久缺，老媪夜夜梦二子。
尚等父子同归来，问客战乱何时已？
我闻媪语心悲伤，寸心如割亦断肠！
这就是“抓壮丁”和“大兵洗劫”。我们今人的生活，距离民国久了，回顾起来，只想到它的好处，不大想到民国草根阶级几十年间所遭遇的这些。彼时的热血青年，头脑并不混沌，看事物也不会是故意颠倒的。那个“范儿”终究是亡了，不仅亡在逐鹿的战场上，亦是亡在这些琐屑的历史细节里。
诗人描述小店的破败与旅人之艰辛，也都十分传神：
炕寒席破倚败灶，灯枯烛残淡无光。
墙壁门窗多罅隙，逼人寒风律以厉。
布衾不暖体无温，披衣枯坐空战栗。
茅店鸡鸣唱几番，城头悲角吹无力。
诗的末尾，语气陡地一转，忽又有了李白《蜀道难》的雄豪，显出诗人不甘就此沉沦的愤懑之气：
潼关山路曲且折，一夜寒风冻裂地。
黄河万里坚冰寒，纵有舟楫不能济。
遥望秦岭气萧森，东望函关何历历。
白日无光风萧瑟，景物尽是征人泪。
潼关狱中之囚人，昨夜不知冻死未？
另有两首五绝，也是写“远客伤情”的。这三首，《牟宜之诗》注明是写于1936年，时序当是初冬（ “一夜北风急，荒塘初结冰。”[12]），其辞忧伤，行止简陋，只不知此去何为？
巧合的是，潼关归来不及一月，内战之祸便获解决了。12月12日，张学良忍无可忍，与杨虎城联手兵谏，扣押了正在西安督战的蒋介石，通电全国，逼蒋抗日。
事变发生后，群龙无首的国民党中枢对事变的态度，与宋美龄的态度并不一致。宋美龄闻变后，立即与澳籍友人端纳飞赴西安谈判。而国民政府对张学良劝降无效，在各界函电要求讨伐的压力下，由“中政会”做出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分兵两路迫近西安。空军也开始轰炸西安近邻。这个局势发展下去，将有不可控之后果。12月17日，斯大林有了明确意见，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中共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协商。
牟宜之很快领会到了当下局势的关键所在。据他所述，他自发地采取了行动，希图对事变结局有所影响：
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游说各要人，力倡不要进攻西安，要和平解决，联共抗日。当蒙一班国民党元老所称许，对西安事变解决或有帮助。
牟宜之熟知大势、辩才无碍，作为“中政会”的专门委员，在上层元老中的游说，对遏制国民党中枢的盲动，肯定会起到相当之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牟宜之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相扣，俱荣俱损。因此说，他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留下过印迹的。
牟宜之本人在《履略》中说，这一期间，他还为南京政府外交部做过情报工作，担负起“在山东窥察日本人动向”的任务。不过这也是“吃面子饭”，无论有没有成果，月给费用200元。牟宜之打趣说：“我当时每月收入，等于人家整年。我即成了山东的富翁了。”不过，对待外交部的这份工作，他是非常认真的，感觉到有相当的难度。
手头钱多了，生活也就舒适，牟宜之却并未忘乎所以。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扶危济困，进而也想到了要重返革命营垒：
每月的收入，我皆花费及资助了贫苦朋友、同学中的贫苦学生，我没存积钱。山东公正人士识我此，对我还不太坏。我终日想，应当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乃至想到应该再做革命工作，或想到延安去；但为当时安逸生活困住了。这是我自己每觉惭愧的一点，当然这是成分不好的一种表现。
牟宜之在这里所作的检讨，可以见出，在那时革命队伍中就有所谓“血统论”，动辄就迫使人从“出身”、“成分”上挖思想根源。谬误积累，渐成浊流，终酿成后来的滔天大祸。
这时期牟宜之的犹豫，当然不是什么“地主成分”的问题，贫苦娃也有官当大了腐败掉的。我分析，他的徘徊，在于情况不明。出国近三年，与国内革命暌隔日久，一是担心过去蛮干的阴影还在，二是几年的脱离，不知该向组织如何解释。对于重返营垒，一时还鼓不起勇气来。
五年前，他就写过“极目山河伤破碎”[13]。那时候，不过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现在，真的是山河破碎了，且国将不国。“松花江上”的哀吟四处荡起，催得有良心的人坐卧不安……
牟宜之的内心，在作苦苦挣扎：难道大好年华时，就这么蹉跎下去吗？
[1] 牟宜之1950年在济南市建设局长任上，有一本绿皮工作日记，其中写有简历一篇，称“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期间回国数次”。
[2] 郭沫若 （1892-1978），字鼎堂，四川省乐山人。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新诗奠基人。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奴隶制社会》等。
[3] 见卞文超、梁胜楠《投笔从戎事国殇》，原载于 2009年8月26日《大众日报》。
[4]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行伍出身，由士兵逐级升为民国陆军上将。追随孙中山参加过第一次北伐，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即粤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时，与蒋光鼐率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从而名声鹊起。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失败后流亡海外，周游数十国考察。1949年以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5] 见杜甫《赠卫八处士》。
[6] 邵力子(1881-1967)，近代教育家、政治家，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1928年2月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49年以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为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常委。同时在全国文联、华侨事务委员会等机构任各种要职。
[7] 此职务又称“外交部额外科科员”，见牟宜之1950年绿皮工作日记。
[8] 何思源（1896年-1982年），山东菏泽人，著名教育家。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何鲁丽是其女儿。
[9] 此情况由牟宜之三子牟敦庭提供，敦庭于1936年出生于日照牟家小庄。
[10] 盛世才（1895-1970），辽宁开原人。民国陆军上将，自1933年到1944年间曾全面控制新疆的军事、政治，号称“新疆王”。1949年后到台湾，1970年病逝于台北。
[11] 王德林（1873-1938) ，山东沂南人。1895年逃荒东北，1899年联络百余人入山抗击沙俄入侵者，被称为“义盗”。1917年，吉林督军孟恩远将其部收编。1932年初，他率部反正抗日，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接连收复失地。日军遂派重兵进剿“救国军”，王德林部被迫化整为零。1933年，他率伤员及眷属退入苏联境内，曾受到斯大林接见。1933年归国，奔走于各地，呼吁抗日救亡。1935年中共领导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曾提名他为总司令，因病重未能就任。“七七事变”后，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于豫、鲁等地筹组抗日武装。1938年病逝。
[12] 见牟宜之《五绝·北风》，《牟宜之诗》第31页
[13] 见牟宜之《题画之三》，《牟宜之诗》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