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牟宜之传》10、永忆屐痕入樱花

日照牟家 发表于2017-11-03 20:09:34

牟宜之再次闯祸,对他如何处置,丁惟汾颇费了一些脑筋。1932年11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爷俩儿大概没少辩论,从抽象理念到实际问题,估计是把话都讲透了。

日照暴动的失败,为牟宜之的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日后在《履略》和《自传》里,都有“悔其少作”式的检讨。其实那时候,盲动的“立三路线”早已结束。李立三在中央行使权力仅三个月,即从1930年6月至9月。他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头脑一热,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这是“拼家底”式的作法,当然是很快失败,他为此被迫去苏联向共产国际交代错误,后惨遭整肃,一度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这三个月的错误,令他背了一辈子包袱。1967年6月22日,在被反复批斗后,据称是“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8岁。但其秘书李慎思坚称,李立三不可能有安眠药携带在身,故死因一直是谜,无法查清。

日照暴动之时,中共的临时中央已是“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王明本人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其亲信秦邦宪(博古)在临时中央任总负责人,提出的政治纲领仍是“拼家底”。日照暴动,就是“拼光”政策的典型之作,作用虽有,精神亦可嘉,但总体上得不偿失。

丁惟汾想必是指出了盲动的无益,令牟宜之哑口无言。现实确乎很令人沮丧,尤其是具体到他个人——中国公学无法再去了,出了丁家的门,恐怕就会被国民党特工绑走。闷在丁宅里,就算把训诂学钻研得再好,又何时能见天日?丁惟汾便顺势提出:要送牟宜之去日本留学。据丁玉隽后来回忆说:

他们俩聊天时,不像是两代人,倒像同辈人,我父亲认为他很聪明,很喜欢和他聊天,他们天南地北的什么都聊。我爸爸对他说:“你现在没有正经出路,以后日子还长,你去日本学一门技术吧,以后好谋生。”[1]

老爷子早年去日本留过学,很欣赏日本的教育制度,认为去学了,必有益处。外甥已经23岁了,身无长技,不学点真本事怎么得了?

如此的安排,强于在丁宅蜗居,也强于钻故纸堆。牟宜之别无出路,只得答应。丁惟汾再三叮嘱,世事险恶,切不要再搞政治了。他说:“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你也不是。还是弄这学问吧,你比我强。”[2]

长辈的谆谆教诲,牟宜之听进去了多少,很难说,但他此刻内心的灰暗,不言而喻。此去东瀛,前途未卜,无异于放弃了少年时代既有的追求。对热血青年来说,灵魂一失,心如槁木,留学也就不是什么镀金之路了,而是无望的流亡。

丁惟汾此时,在外交部给牟宜之谋了一个“特别科员”(情报员)的虚职,每月可得固定收入,聊补留学之资。牟宜之后来在《履略》中回忆:

不用到差(上班),月支薪水百元,因此我即在日本能支持了。我在日本读书、乱跑时花钱很多,我家里也能少给我一点,主要是我的哥哥及尹萃农、丁惟汾等资助我。他们皆在赞许我是有骨气有节操的人,为我始终的主张真理、及反蒋反国民党的。

尹萃农是何许人也?不详,当为日照富绅。牟宜之晚年时曾有提及,说年轻时花此人钱甚多。彼时他也曾问过尹,为何对自己这么好?尹初始不答,凡有求必应,甚至主动送钱。待牟宜之年龄稍长,尹方告知其中原委。原来,尹有一小弟,与兄感情甚笃,相貌举止酷似牟宜之,但不幸早夭,尹便将牟宜之视若其弟,爱护有加。

总之由于多人相助,川资已足。当年中日两国人员往来,均无须办签证,上船即走。牟宜之就此挥别故土,乘桴浮于海,时间约在1933年初。

牟宜之对于此次赴日留学,后来也有说明:

我去的动机,是看一下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并也是去流浪,原并没想长期住下去。我即住下,进了一个日语的补习学校,补习了三个月,又进了一个矿业学馆(笔者注:即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学习数学,这是1933年。我当时以为,既不能做政治活动了,我想成为科学家,所以我选定学数学。

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东渡之后的一段时间,是牟宜之从事革命活动以来,意志最消沉的时刻。国势危若累卵,事业迭遭挫折,有家难归,只得自我流放,他无法振作起来。

研究牟宜之的履历,有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就是牟宜之究竟于何年入党,各资料均语焉不详。他与1925年入团,但并未转为党员。中共中央在1935年4月前后取消了共青团,所有团员经过组织确认,均转为党员,不必再履行入党手续,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与将领的履历中,都有这一条。可是在此之前,团员入党是需要有一定手续的。

牟宜之《履略》里说,1931年他去沈阳时,中共满洲省委认可了他的团员身份,已在为他办理“解决党籍”事宜,就是要将他的身份转为党员。可是,因受“九·一八”事变冲击而中止。

此事后来就没再办理。严格来讲,牟宜之虽然参加过中共组织的地方暴动,身份却还只是一个团员。他入党问题的解决,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此亦为后话。

赴日以后,牟宜之与组织就完全断了联系,他这种情况,严格来说不属于“脱党”,可是在历次运动中,每次都要纠缠他的“脱党”问题,非要交待了再交待。

留学之后,牟宜之失去了人生目标,苦闷异常,经过最初的几个月苦学之后,转学至管理较为松散的“中央大学”,精神终于陷入颓废,如郁达夫《沉沦》中的角色一样,开始自暴自弃。牟宜之日后并未隐讳这种“沉沦”,他检讨道:

在日本虽入了学,但因为跟不上班,我即非常难过。我即成为浪人了,终日不上课,吃酒、嫖赌地胡来起来。我终日到处看名胜、游玩、谈恋爱等。初,我即有一个日本中央大学籍,该学校可以交上学费不到校,我即用此学籍,冒名留学生,思之真惭愧。

囿于严格的意识形态,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对自己总是过于苛刻。我以为,牟宜之在日本远没到“放浪形骸”的程度,灰颓可能是有一些的。其中提到的“谈恋爱”,倒是他留日生涯中的一抹亮色。

犹如郁达夫小说,犹如许多留日前辈的故事,牟宜之陷入了一个“俗套”的情网——爱上了日本房东的女儿。从1933年的暮春时节起,24岁的青年诗兴大发,一共为这段恋情写了7首诗,为诗人1960年之前写诗最多的一年。且内有两首,是他早年很少写的五言古风,详叙其事。这些诗,描摹其事,细腻入微;中有柔肠,千回百转,显出刚直硬汉的另一面。

第一首题曰《客居东京》,完全是一副清淡水墨画,讲清楚了这段情的缘起:

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仇雠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3]

“雨中缓过樱花桥”,不正是一幅好画么?诗人的适意与忘忧,可以想象得出来。那画中的人儿,名叫枝子,是当时日本大藏省的一名会计员,照片今已不存。从牟宜之的诗中,可揣想出这是一位窈窕、温柔、知礼的女子。

在五言古风《赠枝子小姐二》中,诗人将来龙去脉详细道来。原来这位枝子姑娘,早年丧父,无兄弟,有一姐已出嫁,只与阿娘相依为命。枝子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一间日杂铺,由母亲照看,收入并不丰,另出租房屋以用作补贴,尚可称小康。家里店铺及家务打理,内外都需要枝子枝子帮忙操持。她白日忙碌,无有暇时,晚间却又捧书夜读,是秀外慧中的那等人儿。

枝子温柔细腻,却又很刚强,沉重的劳动与勤俭的生活,她都安之若素。服饰既整洁,房间亦窗明几净,从不稍懈,处理事务沉稳而有章法。这样的姑娘,当然很令人敬佩。那么,两人是如何心生恋慕的呢?诗中写道:

我即为房客,入住进厅堂。

早晚致问候,主客本寻常。

礼循宾主分,相敬师友良。

日久生情愫,不见慕中肠。

深感伊人异,交谊又何妨?

相交半载后,缱绻情意长。

叮咛亦亲切,照料弥周详。

心照互不宣,岁齿宜相仿。

秋水剪横波,春风渡玉塘。

同伴皆怂恿,阿母亦商量,

邀我娶其女,袒腹作东床。

乍觉感宠幸,熟虑反惊惶,

彼心如明月,我意倍彷徨。

这本是一件水到渠成的好事,为何诗人在“摊牌”之际,却反倒徘徊起来?原因就是中日两国的关系目前正为敌国,如娶了佳人,牟宜之难以自处。留在敌国为婿,他断然不肯;携枝子归国,又无法安置。此来日本,原为飘蓬,他清楚自己“我本江海客人,浪迹漫八荒。微服出国门,逃难滞异邦,常立拏云志,效力在疆场”。回去的那一天,迟早要到来!

面对温柔而又有自尊的枝子,牟宜之不忍有一丁点儿的伤害,因此只有斩断情丝——

不敢枉薄幸,岂能任轻狂?

迷海回头岸,悬崖急勒缰。

顽石不可辗,白璧无瑕伤。

决然舍之去,分别在他乡。

终生不复见,犹如参与商。

祝伊结好运,永世遥相望!

汉末五言古诗,以文质相宜而空前绝后,钟嵘《诗品》赞之曰“天衣无缝,一字千金”。牟宜之从小喜欢《古诗十九首》,他的这首古风,深得《古诗十九首》神韵,哀婉质朴,意味绵长,技巧上几近浑然天成,在现代人诗中实不可多得。

另一首篇幅稍短些的五言古风,写诗人携枝子徜徉于樱花树下,赏花探幽,物我两忘,亦达到一种情境的极致。其中有佳句云:

漫匝尽樱花,缤纷任乱飞。

游人多如织,杂沓万千姿。

芸芸此中人,营营欲何为?

惟我与枝子,略不合时宜。

不履喧嚣处,有意寻幽奇。

不杂游客间,二人形相依。

相依无多语,默契两心知。

心知不能言,各自有深思。[4]

这一段白描,音韵回环,节奏急迫,极尽欲诉无言的朦胧美,与中古乐府相比,颇有神似。

此后,诗人与枝子是如何分开的?诗人是几时离开这幢东京民居的?都不见文字记载。这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恋,持续了半年多,最迟于1933年深秋告结束,留给他们各自心底的,是半个世纪不能消隐的余响。

枝子,这名字,如樱花落尽后的凄美。牟宜之与伊人别后,再看见这名字,也许触目不忍。他同年还有一首五绝《旅夜》,当是描述别后的相思之苦:

《五绝·旅夜》

羁旅愁思苦,辗转睡不成。

东瀛明月夜,共望两心同。[5]

转转反侧,寤寐思服。此情他年可待乎?牟宜之知道,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2009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牟宜之诗》。其时,牟宜之已辞世34年;枝子若在世,也几近百岁老人了。诗集出版数月就传到了日本,有《朝日新闻》社记者林望,读罢心中有莫名感动,就此事写了一篇专题报道,发表于《朝日新闻》,引起读者对70多年前这段跨国恋情的感叹。

政治,是消解不了人性的。1933年的这段爱情,止于最美时,亦不算遗憾。

[1] 见对丁玉隽的采访影像资料。

[2] 见对牟小白的采访影像资料。

[3] 见牟宜之《七律·客居东京》,《牟宜之诗》第14页。

[4] 见牟宜之《赠枝子小姐之一》,《牟宜之诗》第15页。

[5] 见牟宜之《旅夜》,《牟宜之诗》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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