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不可被摧折的。有人说得好：你看到的年轻人，永远是以前倾的姿态在匆匆行走。牟宜之的青春时代，短暂地被困厄在线装书堆里了，他也许听见了生命一点点在崩坏。但是，信念在他心中一刻也没有死。
“凌晨犹自驭长风”，他在盼望着，曙光能照亮小窗。
天随人愿。这样的光，终于照进来了。大约是在1932年秋，家乡的老上级安哲，给他有信来，约他一定要回日照去。这个“一定”，他心领神会——归队的机会终于来了。牟宜之是怎样对丁惟汾讲起回乡理由的，不得而知。总之，他是逃离上海了，临走时，偷偷拿了姨夫的一件重要物品。
昔日与农民赌友的交往，今日算是有用了；牟宜之的家庭背景，也有用了。安哲他们，正在等待牟宜之回去。在家乡，将有一场大事发生。
牟宜之后来在《履略》里说：
我回去后，他们即策划暴动，并推我为西南乡的负责人，我当时本不同意，他们即骂我是“机会主义”，当时我也有激烈英雄主义，也就跟着犯了李立三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第二日即失败，我是第二日即逃回上海了。
从以上描述看，朝思暮想的这一场暴动，几如梦幻。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履略》是在延安整风之后所写，意识形态的框框太沉重，凡涉及“路线”，就不能不慎言，牟宜之只能草草带过。
这是中共党史上很有名的“日照暴动”，亦称“秋收暴动”，虽有冒险性质，但不是完全无意义，我们先要把背景来弄清楚。
1932年6月，国民政府汇集50万大军，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红军发起第四次"围剿"。这次进攻，计划很周密，乃分区进行：以左路10万人进攻湘鄂西苏区（夏曦部），以中、右两路30万人进攻鄂豫皖苏区（张国焘部），其余10万人先困住中央苏区。待两路得手以后，再来收拾中央苏区。
6月，先攻张国焘。张部因屡胜轻敌，事先未作防御部署，苦战月余不支，退出鄂豫皖。到翌年2月才在川北找到空隙，成立了川陕根据地。7月，对夏曦部进攻开始。夏曦是搞党内“肃反”的狂热分子，杀自己人杀得太多，以至该部红军战斗力大为减弱，临敌又硬拼死打，三个月后不支，退往两湖边界，洪湖苏区全部丢失。可叹的是，撤退路上还在“肃反”不止。这支部队直到两年后，才在贵州东北落下脚来。
“日照暴动”的时间，正是两大苏区失陷后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大约是受到当时临时中央的压力，要以行动来支援苏区。考虑到日照的群众基础较为雄厚，已有党员900人，于是指示日照中心县委组织暴动，红军鲁南游击纵队亦加入行动，以牵制国民政府，应援南方苏区。安哲时任日照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四县的党务。此次暴动，就由他担任总指挥。
彼时的山东省，独裁管制甚为严密，腾挪的空间并不大，暴动的条件是不足的，但理想主义者自有其逻辑——宁肯玉石俱焚，也不能坐以待毙。
1932年10月13日晚，暴动打响第一枪，两城、秦楼、涛雒及现岚山后村一带，同时举事，队伍冲进地主宅院，收缴民团枪支，焚烧地契，开仓分粮。暴动队伍连克数十村镇，发展至1400余人。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1]闻报，急派81师243旅运其昌[2]部，联合地主武装予以“围剿”。暴动队伍遂正面迎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据牟宜之《自传》里讲，当时国军81师展书堂[3]部正驻在临沂一带，“即开到日照来了一个大屠杀”。
暴动分南北两路。北路领导人是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司令员郑天九[4]，率部300多人，击溃山子河、大小曲河、马家店、焦家集子等处地主武装，随后南下，与鲁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陈雷[5]部，在涛雒镇外围会合，此后队伍遭地主武装狙击，苦斗数日，不得已将队伍疏散。其中的领导者陈雷，本名叫牟敦雷，系牟宜之同村的本家侄子，但年长于牟宜之两岁。
南路，由安哲、于共方（后叛变）、安子璋[6]率队，同样因寡众悬殊而失败，余部坚持到25日才最后疏散。
整个行动，从10月13日到25日，共坚持了13天，大小战斗计30余次，最激烈的有王家滩、沟洼、潮河、魏家北山、宅科、大王口等战斗。暴动虽失败，但在全国轰动甚大。
牟宜之负责的是西路，但他观察形势，认为绝无可能取胜，于是临时改变决定，西路便没有发动。事后被指为“违背决议，错误严重”。但日照西部的党组织却因此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隐蔽至抗战时期，发挥了大作用。
发动之前，牟宜之虽觉得暴动有较大的冒险性质，但在筹备过程中，还是不遗余力的。他的三子牟敦庭曾就此事回忆说：
陈雷当时是暴动的组织部长，我父亲是联络部长，负责购买武器。但是，购买武器哪里有钱？他就把我母亲的历年所存利钱全部提出，又把30亩地也给卖了，筹集资金。我母亲全然不知，到年底照旧去油坊结算时，人家才告诉她，所有利钱都提走了，地也转手了。她回家翻箱倒柜找地契，发现果然没了。[7]
当时安哲他们根本没有枪，没有暴动的条件。我爸爸偷偷卖了我娘从娘家带来的30亩地，买了一些枪。但我爸爸还是觉得暴动条件不成熟。后来解放之后，我娘还问我爸爸要这30亩地。我爸爸说：你把自己的孩子都送给革命了，还要这地干啥？[8]
牟宜之不能算富家子弟，但可算地主后代，这种毁家纾难闹革命的作法，绝非一切以利益来解释的观念所能讲得通的。人性与良知，无论什么出身，都是无法泯灭的，在青年中尤其如此。事后，牟宜之对暴动也做了反思：
我当时感到共产主义是对的，但我对暴动的作法实是反对，因此我有些消极，然而我只是自己这样想。
暴动失败，牟宜之的名字上了通缉令。第二天他就隐名去了上海，到同孚路大中里丁宅避难，家乡再不能回了。据说，前往日照镇压暴动的韩复榘部官兵，在战场找到一把精致的手枪，经向南京政府军委会核实枪号，竟是中常委丁惟汾的佩枪！省党部和驻军大感震惊，猜到这枪肯定是牟宜之拿来的，且牟宜之极有可能就躲在丁惟汾家里，但碍于情面，谁也不敢去拿人。
这手枪，便是牟宜之在回乡之前，从丁惟汾皮包里偷偷拿走的。丁惟汾得知此事后，对牟宜之大发了一通脾气。
这个心已经跑野了的牛犊，不套上笼头，教人如何放心？丁惟汾一时想不出办法，就牢牢地盯住了牟宜之，走到哪里都带着。
就是在这一时期，牟宜之的命运阴差阳错，与一位“万万惹不起”的人物有了一面之识。是在1932年前后，牟宜之曾见过在青岛大学当图书管理员[9]的李云鹤。这个李云鹤，就是江青。她上午在中文系平旁听几门功课，下午负责借书，晚上看管阅览室，每月有30块大洋的薪水，算是半工半读。
江青时年17岁，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关系，后入党。据牟家儿辈讲：彼时丁惟汾跟“二陈”闹矛盾，一度避居于青岛。江青因是丁惟汾子女的家庭教师，故常去丁宅。牟宜之也随丁惟汾去了青岛，由此认识了江青。
江青在那时，是一位活跃人物，在年轻人圈子里知名度颇高。据牟敦瑾讲，父亲牟宜之对这位李云鹤“挺瞧不起”，因她曾在济南闹过一次恋爱风波，致使男方投大明湖自杀，法院为此案开庭审理，李云鹤被传唤出庭，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10]。
对牟宜之来说，这是又一个命运之结，真是逃无可逃！
牟宜之避居上海后，暂时无虞了，但他心不能安，还牵挂着一起举事的那些战友们。与牟宜之一道被通缉的，当然首推安哲。安哲倒也无事，但他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
暴动失败后，安哲藏匿于乡间，扮成吊孝人，躲过了搜捕，辗转到了辽宁大连，与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安哲昔日在武汉的同学）接上关系。张洛书遂安排他到旅顺某民众学堂，做了一名教员。此期间，另外一些参加日照暴动的党员，亦先后潜来大连，安哲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后将他们中的部分人又派回了日照，与中共北平市委派到日照的郑培宣一起，着手恢复党组织。
1933年4月，安哲化名王德海，担任了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以拉黄包车的职业作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动员群众参加抗日义勇军、建立反日同盟会。这期间，他还主办了特委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秘密宣传抗日。
同年6月23日，叛徒张柏生将安哲供出，安哲遂遭日本宪兵逮捕。宪兵队对他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连续审讯，他坚不招供，宪兵无法对他定罪，只得将他作为嫌疑犯，转至“伪满洲国”奉天（沈阳）法院监狱关押。在狱中，安哲保持了民族气节，带领难友绝食，反对狱方虐待。由于酷刑折磨，他身心俱损，患了严重的肺病，于1934年冬瘐死狱中，殉国时年仅28岁。
安哲死难之时，牟宜之正被迫流落异邦。不过，东三省早成“沦丧之土”，即使牟宜之有心、丁惟汾有力，也无法援手了。
国难当头，志士生命之短促，如电光火石。我们这些后人，都托了他们的福，愿忠魂安息于天堂之上，并无悔于他们当年的牺牲罢。
[1] 韩复榘（1890-1938），字向方，河北霸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阀之一。原为冯玉祥部属，曾风云一时，后归顺南京政府，官至陆军上将。1928年任河南省主席，1930年任山东省主席。与蒋介石的中央保持半独立关系。“七七事变”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后因其不战而弃守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处决。
[2] 运其昌，国军中将。长期在西北军任职，1931年8月任第81师243旅少将旅长，抗战爆发后在津浦路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曾任豫西游击纵队中将司令， 1948年5月30日在河南驻马店被解放军俘虏。
[3] 展书堂，国军少将，河南周口人。保定陆军学堂九期肄业，原为西北军宋哲元部，后划归冯玉祥部，随韩复榘入山东，长驻临沂，任国军81师师长。抗战爆发后，曾参加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
[4] 郑天九（1905-1933），原名郑鸿锡，字天九，曾化名丁九，山东日照东港区小后村镇山子河村人。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日照党组织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5] 陈雷（1907-1991），原名牟春霆，又名牟敦雷，山东日照奎山街道牟家小庄人。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组织部长，日照党组织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暴动后遭通缉，赴上海，由党组织派往天津，之后又赴延安。1948年任青岛市军管会主任。1949年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兼秘书长，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省纪检委员会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山东省第五届、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1991年在济南因病逝世，享年84岁。
[6] 安子璋（1902-1940），曾用名安春生，山东日照东港区秦家庄村人，1930年加入中共，五莲山区革命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7] 见对牟敦庭的采访录像记录。
[8] 见电视文献纪录片《诗人牟宜之》文字脚本。
[9] 一说为录事，即誊写员。
[10] 据对牟敦瑾采访的影像资料。但查现有的江青传记资料，均无关于此事记载，待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