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两代，对牟宜之弱冠之年何去何从，都各有心结。其实乡绅牟家万哪里会想到：牟宜之如此执着于国事，恰是沿着儒家传统“家国天下”这一思路来的。革命失败亦不退缩，又正是儒家“孤臣孽子”的范式。父亲是中年人了，看重经济仕途，觉得做学问更牢靠些，但经过民初巨变，儒家章句考证的价值大打折扣，已很难笼络住学子们的心了。
父子两代人，就这样各持了儒家观念的一端，不能合拍。加之民国肇始，世事不宁，老一套功名利禄完全贬值，新的科层机制亦尚无较大吸引力，这就无怪辛亥以来的两代青年都要极度蔑视“王侯将相”了。
此次，牟宜之勉强服从家中安排，跟了表兄去上海，一是因为经济不能独立，在乡间终究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二是考虑到上海是个大都会，信息与机会都多，脱离家庭桎梏到“十里洋场”中去试水，恐怕更有利于革命活动。
上海那边接纳他的，是姨夫丁惟汾。
丁惟汾从政治中心南京退居沪上的具体原因，丁君羊在有关回忆里曾经提及：
1927年下半年，他发现以蒋介石为首的江浙财阀，“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用他这块元老派的招牌，并不听他的话。丁曾幕后支持过当时驱蒋下台的风潮。蒋对丁存有戒心，丁察觉后，于 1928年离开了南京，拒绝出席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会议，常住上海公共租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大中里，关门谢客，不问蒋的政务。陈果夫曾假惺惺地多次登门劝驾，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一趟，表示“慰勉”，但丁没有受其笼络，去青岛躲了一段时间。
1930年，丁的学生王乐平，因追随汪精卫搞国民党改组派，被蒋介石的特务在沪暗杀了。丁惟汾看清了蒋介石的心狠毒辣，觉得与他稍有政争，断难自保，因此趋向于洁身自保。他对蒋介石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有时躲得远远的；蒋介石对他也是虚与委蛇。[1]
蒋介石只信任浙人，对辛亥元老丁惟汾有猜忌是难免的。当时上层风言传布“蒋家天下丁家党”，就不是什么好话，而是猜疑的阴影，皆出自蒋的亲信“二陈”之口。丁惟汾对蒋介石这位党内新贵的专制独裁极为不满，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消极抵制。在完成了南京中央党部的组建工作之后，便闭门谢客，
丁惟汾隐退，蒋介石便顺势免去他中央党部秘书长一职，以陈果夫、陈立夫取而代之，又借助阎锡山、白崇禧等武力，将丁惟汾的实力削弱至“无害”程度。丁的门生故旧受迫不过，只得纷纷转投其他派系，待到人们又风传“蒋家天下陈家党”时，蒋氏一系才觉心里安泰多了。
蒋介石一直呼丁惟汾为“七哥”（丁在堂兄弟排行中为第七），礼遇有加，陈果夫亦每月亲自来沪，为丁公送一次薪水，面子上都做得很好。但丁惟汾的失意感却挥之不去，叹道：“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辗转思之，颇为不平，随手便写下了“阅历人情知纸厚，看开世事觉山平”之句，以抒愤懑。[2]
当牟宜之跋山涉水，倏然间站在姨夫的面前时，爷俩儿大概都相当感慨：真可谓“人生失意无南北”呀！丁惟汾早得了老家来的讯息，知道牟宜之在乡间的“胡闹”与狼狈相，遂一笑置之。
丁惟汾一直赏识这个外甥，认为孺子可教。他以往在从政之余，未能忘情于训诂学，这份学问，总要有个传薪火的后辈才好，于是便送牟宜之进了中国公学旁听。
中国公学，成立于1906年，系清末留日“海归”所倡办，有诸多革命党人在此任教，而财政上却是由两江总督端方拨银支持，因此充满了新旧杂陈的特色，也是新潮思想的摇篮。自清亡至民国初年，校内一直有激进的传统。
这所学校，原来除了大学部之外，还有中学部和进修班，自1922年始升格为大学。校风开放，社会青年无须高中文凭就可投考。教学上兼容并蓄，完全自由，无论教授们讲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皆无禁忌。胡适、冯友兰、吴晗、罗尔纲等一大批文化名人，都曾在该校读过书。
牟宜之回忆说：
于是我又到了上海，进中国公学旁听。是由丁惟汾出面写信给校长胡适才得进去的。我虽挂上了学籍，但我不经常上班（听课）。我又住进了丁惟汾家里，随丁研究训诂学。他见我读过一些经书，也还有些聪明，以为他的衣钵无后，真想教一个徒弟。的确，我对此种学问，也还有些理解，有些发明，他是很高兴的。由我的见解，曾博得章太炎、黄季刚[3]的奖誉。章、黄皆是丁的朋友，皆是研究训诂学的。
训诂学，就是当今极为走红的“国学”之精髓，内容包括古文字释义、古籍中的语法和修辞分析，因此也称音韵学和文字学。这门学问，可谓超级深奥，并非当今被泛化了的假“国学”。 “章、黄”是训诂学界的至尊，若受到他们二人的欣赏，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前途未可限量。
一个造反的学生，回过头来做如此之高雅的学问，牟宜之的心情如何呢？当然很苦闷。他说：
研究这样的学问，我知道去国计民生太远，但为了投丁惟汾之爱好并聊以消遣，且可以不完全靠家庭供给，这样混了一个时期……
他是否就此俯首于现实了呢？没有。他视南京政府为“伪政权”，是“卖国集团”，从未有过只言片语表示过拥护。当着丁惟汾的面，他也敢“揭发国民党的罪恶”。
丁惟汾是个旧派人物，很重气节，对共产党员中的自首分子一向很鄙视。牟宜之与他每有争论，必言辞激烈，他却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器重这个重气节的晚辈。
牟宜之的这一段沪上求学，时间是在1930年至1932年间。两代人就这样，维系着一种奇特的“师徒关系”。心有不甘的牟宜之，却未曾忘记使命。到上海不久，就与《时事新报》馆的编辑、地下党员吴苏中建立了组织关系，可惜吴苏中不久后被捕，关系亦随之中断。
这位吴苏中，情况不详，笔者只查到了与他有关的一条旧闻：
1930年8月，上海律师张星垣因出庭为被告的记者吴苏中（中共地下党员）涉嫌反革命罪进行辩护，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员殴打。上海律师公会专门致函警备司令部，要求严厉查究，并记录在案，其信中特别指出：“对律师加以殴辱，实为中外所未闻。”[4]
这条“旧闻”，今天读来，可能会有不旧之感。可以印证的是，从吴苏中案提交法庭的时间看，牟宜之与他的接头，应该发生在夏季之前。
与组织断了联系后，牟宜之的苦闷与无奈，可从他1930年写下的几首题画诗里体会出来。当时，他应该是随丁惟汾去了一趟南京，拜访了著名画家魏景台。画家赠他以《芦雁图》，他便题诗以为报，其中两首曰：
《七绝·题画之一》
万里长飞日已昏，芦花深处暂栖存。
小立水边无心意，汀上湿沙印爪痕。[5]
《七绝·题画之二》
冥飞云外志何雄，燕雀安知万里鸿。
且托芦花借一宿，凌晨犹自驭长风。[6]
在这里，“暂栖存”也好，“借一宿”也好，都是他心存大荒、对书斋了无兴趣的隐喻。同孚路的大中里423号，是无风无雨的港湾，但昔年与丁君羊指点江山的意气，则全然无影了。上海滩虽大，他也只能“举头望浮云，心与云俱远”[7]而已。
这段时间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实在是奇异。它为牟宜之的一生，打上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事关丁惟汾的得意门生王乐平。这个人的名字，在前面出现过。他是“改组派”分子，即汪精卫系的人物。改组派全名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南京政府建立之初，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于1928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由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发起。
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争夺南京政府最高权力失败，陈公博、顾孟余就在上海办了《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改良主义为号召，鼓吹改组国民党。这一派的力量，对蒋氏的统治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困扰。
王乐平是该派中一个活跃人物，从1929年起，他陆续发表《宣言》及《缘起》两个文件，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革命”、“篡夺北伐果实”、“穷兵黩武”、“个人专制”等罪状，自然是遭到了蒋的忌恨。
历史就在此处出现了吊诡——1930年这年，牟宜之和中共的一位特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里，均与王乐平来往密切。这位特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8]！
康生接近王乐平，是为利于反蒋，想争取王乐平这一派力量。而牟宜之，则是王乐平想争取的一股力量。王乐平想通过牟宜之，获得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支持。若丁公能够加入“改组派”，则该派的实力将变得非同小可。此外，史学界还另有一说，认为王乐平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秘密党员。
曾经在去930年倏忽交集的这三位，都是山东老乡，王乐平早年还有加入过共产党的经历。康生去接近王乐平，是奉中共特科之命，此乃党内机密。这一点，牟宜之并不知道。
就在牟宜之抵沪不过月余的时候，即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特工袭击了设在上海的改组派总部，王乐平当场中弹身亡，因此牟宜之与他交往的时间非常短。
王乐平被暗杀后, 他的朋友与老乡曾自发地开过一个纪念会，地点就在租界里。出于乡谊，康生和牟宜之都去参加了，结果两人都被租界巡捕抓获。所幸，很快又都各自被保释出来。牟宜之被释放，自然是丁惟汾出面；而保释康生的人也很有来头，是上海商会会长虞洽卿。此时的康生，为地下工作之便，正以“赵容”之名受聘于虞洽卿，做了一名文书。
据牟氏儿辈们讲，父亲曾说过：在巡捕房里，他和康生是分别关押的。几个小时后，因丁惟汾施救，先被放出，康生也在几天后获释。另有一种说法是，丁惟汾在“捞”牟宜之时，出于惜才，顺便也就“捞”出了康生。材料见近年的《党史文苑》，要点如下：
康生1930年被捕后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而这一切缘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了，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9]
这一段奇遇，如一团酵母，在牟宜之后来的人生中，竟会突然发起酵来。未脱少年稚气的牟宜之，对这一点是万想不到的。
至1931年秋，牟宜之终于坐不住冷板凳了，闻听表兄丁君羊在东北任地下党要职，就执意远赴辽宁，去找表兄，拟在东北“归队”。丁君羊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此次，若再做一次牟宜之的领路人，是决没有问题的。但不巧，当牟宜之赶到时，才知道，中共满洲省委因执行“立三路线”盲动而遭破坏，丁君羊等重要负责人已在上年的4月19日被捕入狱，其中7人现已拟枪决，朝不保夕。牟宜之正在焦灼之中，又遭遇了突发的“九·一八”事变。
日寇制造了事变之后，忙于攻城略地，暂时未理会当地的司法系统。中共满洲省委认为这是救人的最佳时机，遂于当年10月，紧急委托丁君羊的妻子于培真赴上海，去请丁惟汾设法营救。
据推测，于培真从辽宁到上海的这一路，就是牟宜之护送的[10]。于培真亦是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与丁君羊一同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她的父亲系哈尔滨富商，早年也是同盟会会员，与丁惟汾是挚友。从这层关系上，赴沪求援的最佳人选，确乎非于培真莫属。
这是人命关天事，丁惟汾闻报，未有稍缓，立即于11月中旬去了南京，面见正在参加国民党“四大”的张学良，晓以抗日大义，为丁君羊等一批青年说项。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院长谭延闿、何应钦等从旁帮忙。丁惟汾对张学良说：“我哥哥那个孩子，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张学良当然要买这个面子，当下就答应，立即放人。但丁惟汾担心，丁君羊若这样轻易地出狱，又会投身到中共的地下活动中去了，于是嘱张学良暂勿放人，关押一个时期再说。张学良遂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刀下留人，将枪决改为关押。
丁惟汾对丁君羊终究是怜惜，每隔一段时间，就托人送钱到东北去打点，所以丁君羊与同案难友在狱中伙食，后来一直很好，也没有再受罪。
此后，丁惟汾又派秘书王翔吾带了重金和礼物，去东北活动营救。彼时日人已占领辽宁全境，前清遗老袁金铠[11]担任了辽宁省维持会长，当活动到他门下时，他叹气道：“我人已老了，也不会再出来做事了，就做件好事吧。”这批中共地下党员30余人，遂得以交保释放。
在辽宁期间，牟宜之虽未见到丁君羊，但已与组织接上了关系，联系人是刘化一、蔡伯强。满洲省委已经着手安排牟宜之的工作，并设法为牟宜之“解决党籍”。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兵荒马乱，这个联系也中断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在这个多事之秋交缠，可谓惊心动魄。
在东北亲历事变，目睹国殇，牟宜之心痛欲裂，却见当国大佬仍在莺歌燕舞，徒然掩饰，而亡国之危就迫在眉睫了，不由奋笔写下《惊闻“九·一八”》一首以明志，诗末云：
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12]
事急矣！“国学大师”的前景，固然有名垂青史的可能，但在当下继续寻章摘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办到的。告别书斋，投笔从戎——这是牟宜之在22岁时的选择，也是那个时代中很多青年逃无可逃的选择。
恰在此时，故乡覆冰盖雪的旷野上，又传来了同道者的呼唤。
[1] 见丁基实《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2] 参见吴静波《被遗忘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原载《名人传记》杂志2012年第10期。
[3] 黄季刚，即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字季刚，又字季子，湖北省蕲春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任教授。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一起被并称为“国学大师”，他培养了曾缄、孙世扬、潘重规、高仲华、范文澜、刘赜、黄焯、陆宗达、殷孟伦、洪诚、程千帆、徐复等一大批知名学者。
[4] 见刘长、贺涛、张博岚《律师寻根——上海律师公会旧址发现记》，原载于《南方周末》 2012年8月17日。
[5]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6页。
[6]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7页。
[7] 见牟宜之《旅雁》，《牟宜之诗》第9页。
[8]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容、张溶，山东诸城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1966年后，与林彪、江青等相勾结，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将其开除党籍，撤销悼词；其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康生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擅长书法与中国画。
[9] 见王学亮《康生为何急于签署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原载于《党史文苑》2007年第5期。
[10] 据对丁君羊之女丁大于的采访影像资料，她对这一细节无法确认，但可以确定“牟宜之从头至尾都在关注此事，并参与处理”。
[11] 袁金铠（1869-1947），字洁珊，又字兆佣，辽宁省辽阳人。19岁中秀才，1904年出任辽阳警务提调。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袁金铠入督幕。1927年，张作霖主政东北时，袁任参议。张学良时代，袁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袁金铠沦为汉奸，组织辽宁地方维持会任委员长。此后任伪满州国奉天省省长、奉天省政府最高顾问、参议府参议、尚书会大臣，后因病辞去伪职。1947年3月病故于辽阳。著有《中庸集解》、《连湾杂著》、《文存》、《诗存》等，皆刊行于世。
[12] 见牟宜之《惊闻“九·一八”》，《牟宜之诗》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