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变换大王旗之际，年轻的牟宜之悲愤莫名，甚至不惜孤注一掷。山东地方，那时有中外几股势力交错，尚有空隙，恰好为急于复仇的牟宜之提供了一个空间。
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上半年的一年间，牟宜之究竟有何活动，在他的两份自传中，都讲得不甚清晰，对少年时的鲁莽似有悔意。
经钩沉辑佚，牟宜之这时期大致的情况是，从武汉返回后，济南也难以立足。与组织仍有联系的事，又被家人探知，老父立即派人将牟宜之追回家中。为拴住少年不羁之心，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匆忙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娶了本县芦家村一个18岁农家女子为妻，即原配夫人安茂青。
安茂青家境不错，其父曾是北洋时期山东地方法院一个普通法官，家中有田产。其父在安茂青6岁时去世，遗嘱写明有30亩地留给安茂青。田地可租给佃户，每年种一茬麦子、一茬黄豆，刨除佃户所得之外，该地块每年产生的麦子收入与榨油、豆粕的赢利，都归安茂青，钱就存于当地一家油坊的账房，以供按时支用。
这时的牟宜之尚在学龄，牟氏的几位本家长辈，就联合聘请了一位塾师，教子弟们读私塾，将牟宜之牢牢拴住。父亲想，这样双管齐下，这个不守本分的孩子，该老老实实蛰伏了吧？但长辈们这些守旧的作法，怎能让见过世面的少年人心服？一次，牟宜之随长辈坐汽车去济南，找了个空隙，便跑掉了。
牟宜之在济南滞留时，又恰逢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发生，这再次给他以强烈刺激。
这个事件，有一个大背景。汪精卫“分共”之后，宁汉合流，南京政府成为国民党的唯一中心。后蒋介石因党内争斗失利，有过一个短时期的“下野”。1928年1月，他重返国民党中枢，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党政军权集于一身。4月，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手，开始“二次北伐”，击败奉系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政治命运。
二次北伐时，日本不欲中国统一，竭力加以阻挠，见北伐军逼近济南，便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率军克复济南，日军遂于5月3日以中国军人抢劫日本侨民为由挑起事端，闯入中方所设的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野蛮枪杀。交涉署的其余职员，也同时遇害。此后，日军气焰甚嚣张，又扣押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将国民革命军7000余人缴械。蒋介石考虑再三，只得屈辱忍让，率军退出了济南，日军遂入城肆意焚掠、屠杀。期间死难中国军民人数，迄今说法不一，从6000余人到1.7万人不等。
济南惨案发生时，牟家人大惊，再次将牟宜之从济南追回，管制更严。眼见内外境况都毫无亮色，牟宜之也只好“就范”了一个时期。此期间，次子牟敦康出生。
蛰居约有年余，牟宜之的反叛，便以另外的形式表露出来了，他背着家人，出去偷偷赌博。那结果，自然是赢少输多，负了一些债。然在这期间，有机会结识了一些颇为豪爽的农民“赌友”。
1929年，他在乡间的青纱帐里销磨岁月，转眼就是20岁了。收入《牟宜之诗》的第一首诗，就是于此年所作，诗曰：
《七律·少年行》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1]
从诗意推测，少年牟宜之在人群之中，当是很有领袖风范的。他的才气与胸襟，令人刮目，在草莽江湖上亦如是。
这年，山东也变得不安宁起来，蒋、冯、阎“中原大战”已在酝酿中，山东必将首当其冲。一时间，城乡间都人心惶惶。
牟宜之趁此机会，干脆不回家了，与农民朋友们泡在一起。这时候，中共山东省委的负责人是任国桢。两年来，山东省委虽两遭破坏，但恢复亦很快，工运、兵运各方面都有条不紊进行。牟宜之常与组织有联系，打算将来收编这群农民赌徒，“插旗造反”[2]。老父得知后，又惊又怒，遂将牟宜之痛打了一顿。
牟宜之的活动，国民党县党部也有所察觉，牟宜之在《履略》中回忆：
党部虽想抓我们，因为我家庭当时尚是封建势力，并因我与国民党中央常委丁惟汾有亲戚关系，并未敢动手捕我。
牟家万此时看自己的儿子，经过1927年事变，竟渐渐往“顽劣”的路上走了，想必很沮丧，要慨叹世道为何江河日下。其实，牟宜之心心念念于暴动，也绝非无源之水。1930年6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之决议，将城乡暴动作为工作要旨。当时中共领导层是太心急了一些，曾数次写信给山东省委，批评他们“右倾”。牟宜之那时未脱离组织，“插旗造反”成为他头脑中的热词，不是偶然。
鲁迅是亲历当年事变的人，内心震动也相当不小，他后来说：
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越到后来，这队伍也就越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3]
此语出于《二心集》，该书收入1930-1931年间所写杂文，当是指1927年后共产党队伍及同情者的情形。
牟宜之没有颓唐，他的革命启蒙人丁君羊，此时亦相当坚定。“四·一二”之后，丁君羊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并一直负责省委组织工作。1928年6月率山东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929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东北，化名“李易山”在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宣传、组织工作。1930年4月被捕入狱，与饶漱石、赵尚志、杨靖宇等人一起，已被张学良定为枪决。后丁惟汾亲赴南京，面见张学良，予以营救。“九·一八”事变之后，丁君羊等30余名同案难友，方同时获释。
丁君羊大难不死，固然可庆幸，但他后来的经历，却颇令人感叹，这里提前交代一下。他获释后，未再与组织联系，接受了丁惟汾的资助，赴德国留学，主修土木工程，从此脱党。丁惟汾虽爱惜侄儿，但对丁君羊此举颇为不屑，后曾对牟宜之提起，说：“要干就干到底！”丁学成后，于1938年回国，先后任国民政府方面的昆明市工务局局长、山东省建设厅厅长。
1945年，中共代表团应邀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曾在周恩来、吴玉章等人陪同下，专赴“林园”与丁惟汾叙旧。谈话之间，毛泽东曾问：“君羊同志好吧？”他对这位以往的战友，仍有挂念。[4]
1948年，解放军攻克济南，丁君羊没有逃走，而是欣然“归队”。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嘱丁君羊马上给丁惟汾写信，劝其勿去台湾。丁君羊受命，连写了两封信，由组织通过秘密渠道转交，但因故均未送到。1949年之后，丁君羊作为“统战人士”，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55年由于胡风事件，在全国引发第二轮“肃反运动”，丁君羊在劫难逃，其历史问题受到当局严厉审查，被定为“叛徒”。
从50年代至70年代，他两次被捕，文革中被所谓“刘少奇专案组”带到北京，威逼其对“刘少奇叛变”问题作伪证，之后便杳无音讯。直至1973年，家人才得知他在江西一个厂矿劳改，得了大病，几乎丧命。至1978年尘埃落定，组织方才查清事实，给他落实了政策。其间屈辱，一言难尽。1988年2月，丁君羊在上海病逝，享年87岁。
丁君羊，这个人不应被历史遗忘。他原名丁履俱，参加革命后改名丁君羊、丁群，脱党后改名丁基实，用此名直到晚年。
世事沧桑，个人之力无法左右。相比之下，牟宜之是幸运的。因年纪尚轻，未经大的磨难。牟家万见他不习诗书，不务稼穑，一心只想造反，打也无效，只得托付牟宜之的一位表兄（郑诺之父），将其带往上海。彼时丁惟汾与蒋介石有隙，倦于问政，正在上海闲居。孩子交到这位姻亲手中，老爷子才算放心了。
[1]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2] 见牟宜之《自传》未刊稿。
[3] 见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载于《二心集》。
[4] 见丁基实《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