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末期，苏俄已经平息了内乱，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来说，这个北方大国的重新崛起，给了迷茫之中的他们以一个启示。苏维埃俄罗斯，就等于是李大钊所提倡的“庶民的胜利”之现实版。在没有路径可走的前提下，改换制度的实践，比任何抽象的学说都更有感染力。经陈独秀、李大钊不遗余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天演论》的地位而代之，成为新一代青年的思想风尚。热心于时政的人们，对中国社会痼疾的成因及疗救办法，有了全新的解释。孙中山在此时提出“以俄为师”的主张，因缘际会，便得到了那时青年的普遍认同。
丁君羊，就是一位“以俄为师”的坚定宣传者。1925年，他为牟宜之灌输了不少新思想，决定了少年牟宜之的人生路径。
牟宜之回忆那时的思想突进，说：“初步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了解中国是在帝国主义操纵之下导致军阀混战乱，了解苏联革命成功，全民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我认识到中国只有走这一条路”。
从少年时代起，牟宜之的人生，就多与国事相纠葛。他的一辈子，几乎每件事都可与中国现代革命史相对应。
牟宜之加入革命团体后的第二年，就亲历了一场全国性的革命风潮。
在1926年初春，孙中山北上促进召开国民会议，病逝于北京，留下了革命未竟的遗愿。入夏，全国即爆发了因上海纱厂日人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而起的“五卅”运动。其后，粤港两地工人举行了著名的“省港大大罢工”，予以声援。
7月初，广东革命政府认为时机已成熟，遂在广州誓师北伐，北击吴佩孚。8月底，北伐军在两湖战场连获汀泗桥、贺胜桥大捷。10月起，先后占领武汉三镇，全歼吴佩孚部主力。继而转向江西打击孙传芳部，挥兵进占南昌、九江，随后又攻下了福建、浙江。
此即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教科书上亦称“大革命”。在那两三年中，古老中国给人感觉是处于方生方死之间，凡有热血者，皆不能安坐。
牟宜之在1925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因他与丁惟汾、丁君羊的特殊关系，得以接触到山东省早期的共产党人王尽美、邓恩铭、安哲等。入团后，牟宜之在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关向应[2]的属下，从事团的秘密工作。他参加了济南的学运活动，做了一些很有刺激性的秘密工作，诸如散发声讨五卅惨案的反帝传单、上街贴标语、秘密传递党团文件、募捐声援省港大罢工……这就是有关牟宜之简介中所说的“16岁参加革命”。这样看来，此说并非夸张。
为秘密活动便利，牟宜之所在团组织，还在司家码头租了两间房，作为工作机关，在此召集团员开会，接收广东寄来的进步刊物。司家码头系大明湖有名的四大码头之一，地处大明湖南门边，就在正谊中学（今为济南艺术中学）西邻。当年这里有一条石板路（今大明湖路）通码头，车马喧阗，是一处旅游胜景。
后牟宜之转至北京就学，不久即在青年会中学毕业，这前后，他仍在做团的工作，颇为投入。当其时，牟宜之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李大钊先生的感召，组织上也隶属于李大钊的领导。
转年，就来到大浪滔天的1927年。
对革命党人来说，这一年开年并不太平。自“三·一八”惨案后，丁惟汾、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处境极为不利，被迫移至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办公。1927年4月初，张作霖派兵闯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逮走了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郑培明等60余人，一众皆两党精英。其时丁惟汾恰巧不在使馆，正在外面联系工作。事发后，丁惟汾的随从丛玉山，设法脱身跑出东交民巷，躲在巷口等待丁返回。待丁惟汾走到巷口，听了丛玉山的报告，立即返身避走，因此幸免于难。当月底，李大钊、路友于等20名党人被张作霖处以绞刑。
在南方，“国民革命”也遭遇重大挫折。进占上海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实行“清党”，开始捕杀共产党人。东南数省，一夜间变色，共产党人牺牲惨重。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遂以武汉为大本营，与蒋对峙，形成“宁汉分流”。蒋氏此举，影响甚巨，埋下了其后数十年“兄弟阋于墙”之民族悲剧伏线，迄今影响犹存。
北方的垂死挣扎，南方的风云突变，在少年牟宜之心头会留下怎样的印记？现已无文字可考。但设身处地揣想，导师的殉难，同道者的就义，唯有激起他对事业“断头流血以从之”（李大钊语）的决心。
这一年，牟宜之18岁，初为人父，长子牟敦广在牟家小庄出生。暑假毕业后，牟宜之即离家远赴武汉，似拟投考国共两党合办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其时武汉已成为革命中心，全国革命青年无不向往之，投考这所军校者，有如过江之鲫，异常踊跃。各地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也遴选了大批党团员和普通青年投考。各路青年精英，一时云集武汉。但武汉军校录取的条件非常严苛，学员很快满额，陆续赴考者只能作为“备取生”耐心等候。鉴于此，军校在《汉口民国日报》登出启示，劝导备取生返回原籍发动群众，或另寻其他机会，同时要他们留下通讯处，“备日后有缺额时再行函示”[3]。据牟宜之自述，他当时在武汉“未及入学即派回山东”，当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的事情。
不料，当他返回山东后，武汉也突遇事变，原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转变立场，于7月15日公开“分共”。国共关系，就此完全破裂，大革命亦告完全失败。
那时节，风声鹤唳，碧血满目，对共产党人的捕杀非常恐怖。青年牟宜之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死考验。
他返回济南后，起初似仍寄居于丁宅，但身份已渐为人所知，因此丁宅亦无法长期庇护，只得前往友人的乡下老家避居。期间，与共产党山东省负责人安哲仍有密切来往，组织了“红军之友”秘密团体，密谋暴动。他回忆说：“当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修养，理论上更差”，只想为共产党革命造势，以及为牺牲的同党复仇。
其时，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省党组织的最早创建者王尽美，已于1925年病逝；另一位“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委员邓恩铭则已被捕，正身陷狱中。牟宜之此时的直接领导人，唯有安哲。
这位安哲，其实仅年长牟宜之三岁，原为济南“省立一中”的学生。1925年他发起组织了“少年日照学会”，为共产党的外围青年组织。1926年春，安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即被派到武汉参加大革命，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回济南，任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
考证中共将各地工农武装定名为“红军”的时间，是在1928年5月间，安哲与牟宜之秘密组织“红军之友”事，当在此后不久。
青年人易于激进，敢于舍身与强大势力搏斗，乃人之常情。但慷慨激昂者易，坚忍不拔者难；能够面对斧钺加颈而面不改色的，就更难乎其难。牟宜之，气率直，性沉毅，不是巧伪善变之浮泛青年，他在大势看似无望的时刻，于选定的道路上坚执地走下去，矢志不渝，即使赴死也在所不惜。这一点，很快在他的行动中体现了出来。
这个时候，原本可以作为牟宜之“保护伞”的丁惟汾，又是何种态度呢？
丁惟汾，长期负责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人称“党皇帝”，是共产党方面公认的“国民党中派”代表人物。他与国民党右派，在政治取向上是泾渭分明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声势复起，谢持、邹鲁、张继等“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共。张继曾力劝丁惟汾参加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遭丁拒绝。张继原本与丁惟汾私交甚厚，为此事，两人关系渐趋冷淡。
然丁惟汾与中共重要人物，反而是颇有渊源。在国民党“一大”时期，丁惟汾不仅与毛泽东、林伯渠过从较密，还曾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共事过一段时间。
中共早期工运领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陈为人，与丁惟汾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丁君羊1921年曾入上海同济大学读书，陈为人在丁家见到丁君羊后，印象颇佳，后于1927年，特向中共中央推荐，委派丁君羊负责山东省委的组织工作。
丁惟汾对于苏俄革命和共产党的主张，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曾与王尽美一起赴苏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王乐平向丁惟汾报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并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组织工农、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丁惟汾听罢，颇为赞同，表示要坚定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他当时曾写信给堂弟丁惟溪，劝其将在家经营的“汇昌银号”停业。他告诫堂弟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
但国共分裂以后，丁惟汾最终还是选择了蒋介石。个中原因，丁君羊在近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得较为客观：
丁惟汾是同盟会时的元老，曾任过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训练部部长，尤其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有较高的威望，这一点蒋介石是清楚的。蒋介石为了笼络北方党人。就不得不拉丁惟汾以充门面。丁对元老派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本有反感，曾说过“胡是真小人，汪是伪君子”，与胡、汪合作从个人感情上已不可能。丁惟汾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但毕竟不懂马列主义；他的政治理想，与共产党的最终理想也很难完全一致。在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很难用几句话可以概括，最后他总是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4]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地位显赫。这样一来，牟宜之与姨夫丁惟汾，就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阵营中人。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5]牟宜之说服不了姨夫，也知道万不能在此时给姨夫添麻烦，济南的丁宅，不能再住了。于是他栖身友人处，仍在济南一带活动，于刀丛密布中提着头干革命。
[1]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组织。1925年1月，团的“三大”决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 关向应（1902年-1946年），中共早期著名军事领导人，辽宁金县人。1925年9至11月任共青团济南地方执委会书记。同年12月至1926年10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委会委员、共青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任共青团山东区执委会书记。后调往河南省工作。
[3] 见彭捷、张少林《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湖校区》，原载《武汉党史》2012年第一期。
[4] 见丁基实《我所知道的丁惟汾》，原载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出版。
[5] 见辛弃疾《鹧鸪天·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