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般人的推论，青年，应在20岁以后考虑涉世的问题，确立世界观与人生观。可是依我本人之经验，如果处在大动荡时代，13岁起至16岁时所受的社会影响，即可决定个人一生的走向，至于20岁之后选择的世界观，则是少年志向的放大而已。牟宜之正是如此——遇到了那样一个时代，未及弱冠，就选择了革命。
乡绅之子，加入了反叛的营垒，其间的转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
牟宜之读小学时，新旧教育交错，并不十分规范。因频繁往来于城乡，学业多有延宕，他大约在11岁时才读完初小，12岁入日照县高小，14岁高小毕业，成了一位大龄学生。这样的事，在旧时代里并不稀见。科举已废，捐官亦无可能，无论士民，皆视教育为唯一进身之途，因此即使有20岁的“老小学生”，亦不稀奇。
据牟宜之的外甥郑诺[1]回忆，牟宜之在县高小毕业之际，他的嗣父为考察他的学业水准，曾命他以“感怀”为题赋诗。牟宜之当场便写了六首诗，很令嗣父满意。这些诗稿，就存于嗣父家的书箱中，后被郑诺偶然发现。
郑诺现在仅记得其中两首，其一曰：
世事纷纷感目前，廿年海内尽烽烟，
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2]
牟宜之高小毕业时，为1923年。诗中所谓的“廿年”句，当泛指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以来，晚清及北洋时期的种种变乱。此诗意蕴老成，辞含激愤，出自一个14岁少年之手，可谓早慧之作。这是目前可见到的牟宜之最早的诗作，惜未收进《牟宜之诗》中。
1924年，牟宜之15岁，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成了中学生。念到17岁亦即1926年，转入北京中国青年会中学就读，校址就在米市大街。
三年之中，牟宜之的学业忽然走上了正轨，由家乡而赴济南，进而负笈京畿，这一变化，是缘于一位民国名人丁惟汾的资助。丁惟汾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出于怜才，但无意中却为牟宜之开启了一扇大门，一位懵懂初开的农家少年，原本沉闷的人生即为之一变，看见了外面一个广大的世界。
丁惟汾，在当今完全可尊为“世纪名人”，惜乎在中国大陆，知其名者，实在不多。我们只要稍一检索他的履历，就不得不对此公肃然起敬：
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鼎臣，日照涛雒镇官庄人。父丁以此，清末秀才，素以音韵学和文字学研究为擅长，著有《毛诗正韵》等书，深得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赞赏。丁以此以教书为业，思想开明，对清末世事深为不满，崇尚西学，倾向民主。丁惟汾幼承父教，研习国学，参加沂州府试，中廪生，因愤于政治不纲，遂倾向革命。
1903年，丁惟汾入保定师范学堂。次年，以官费赴日本明治大学研习法律专业。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与徐镜心一起被推为山东省主盟人，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并与蒋衍升在日创立《晨钟》周刊，宣扬革命。
1907年，丁惟汾归国，任山东省法政学校校长，并在山东建立同盟会分会。此期间他大力倡办“公学”，团结党人，出力甚巨，孙中山为之激赏，有赞云“唯丁是赖”。
1912年，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惟汾任山东省党部理事，次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后国会被袁世凯下令解散，丁回乡隐居。袁世凯欲称帝时，丁潜赴上海，与十七省国会议员通电讨袁，旋赴青岛起兵反袁。
1917年起，丁追随孙中山，从事党务。因黎元洪再次解散国会，丁随孙中山到广东召集非常国会，为非常国会议员。1918年，衔孙中山之命赴上海，联络北方各地青年，发行《北方周刊》，宣传三民主义。1921年孙中山再派丁回上海联络北方党员，并任国民党山东支部部长，共谋北伐。从1917至1922年，丁惟汾追随孙来往于穗、沪之间，与廖仲恺一起被并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左右之臂”。
1924年，丁惟汾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国民党举行“一大”，丁惟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即赴北京组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任党务部主任，与李大钊密切合作，同负北方国民党的组建工作之责。
1927年张作霖宣言“讨赤”，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李大钊、郑镜秋、路友于等逮捕并处死刑。时丁惟汾因事外出不在使馆内，获随从通知紧急避走，方幸免于难。
后丁惟汾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任要职。1928年5月任山东省政府委员。1930年任中央党部秘书长。1931年任监察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长。抗战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1954年5月12日于台北病故。
丁惟汾长于国学研究，幼年起即秉承家训，研习古韵。从政后，亦曾与章太炎等往复商讨，析合古韵部类，多有收获。著有《诘雅堂丛集》六种，即《毛诗解故》、《毛诗韵聿[3]》、《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4]
丁惟汾的家族与牟家，是日照地方上的两大家族，不仅世代为通家之好，且有紧密的秦晋之亲。丁惟汾既是牟宜之的姨夫，又是牟宜之的远房舅舅。
从牟宜之亲生母亲那一头来论，母亲的姐姐乃丁惟汾的正妻，因此牟宜之称丁惟汾为姨夫；而从后宅五婶那一头来论，五婶丁氏系丁惟汾的本家姐妹，因此牟宜之又可称丁惟汾为舅舅。
这样的亲缘关系，给牟宜之带来的不惟是现实利益。丁惟汾作为国学大家，所给予牟宜之的气质熏陶，其意义无可估量。彼时，牟宜之以五岁幼龄，就曾亲炙丁惟汾的大师风范。丁惟汾亦将牟宜之视作自己儿子一般，期望甚殷，管教甚严。牟宜之身上，一直留有早年丁惟汾管教他时留下的疤痕，至晚年都清晰可见。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在京国民党议员被宣布为“匪徒”。与丁惟汾一同致力于宪政民主的国民党议员徐镜心，因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而被谋杀。在此险恶政局下，丁惟汾不得已离京避祸，暂时归家务农。
蛰伏期间，丁惟汾俨然一老农，斗笠蓑衣，下田耕作。有一画家邹大，亦为党人，特来探望丁公，见他亲自用铡刀铡草喂牛，心有所感，遂泼墨画了一幅《丁鼎丞饭牛图》以记佳趣。这件事，遂在党人中传为佳话。
丁家在涛雒镇官庄，与牟家小庄相距仅15公里。丁惟汾乡居时，幼年牟宜之就常随家人去丁家玩耍，丁惟汾赏识其聪慧，多予教诲。牟宜之说：“我自小即得他夫妇喜爱，我读书时即住在他家里，并经济上得他家的帮助，”据丁惟汾之女丁玉隽回忆：“他一来，我父亲就放下手里的事跟他说话。因为他特别聪明。我父亲特别喜欢他。我母亲就不高兴，因为我母亲觉得他耽误了我父亲做事。”[5]
这一点，牟宜之在《履略》中所述也有印证。他后来对自己的“少即聪慧”，还是颇为自负的：
我十六岁以后离开家庭，读书也不用功，但我脑力较好，功课尚不坏。我更喜欢中国旧文艺，及史地学，对自然科学也感兴趣，因此我对上项各种功课皆有点心得。最薄弱的一环是哲学、社会科学……
1924年，牟宜之赴济南读正谊中学，恰是丁惟汾在国民党“一大”之后赴京组建北方执行部之时。为工作便利计，丁惟汾遂将家小迁至济南，在按察司街赁屋居住，他本人则常驻北京。
1925年底，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迁至翠花胡同8号(今27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也设于此。丁惟汾常与李大钊、蔡和森、陈乔年、徐谦、李石曾、朱家骅、顾孟余等聚集于此，号为“翠花胡同派”。这一批人，后皆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丁惟汾一向淡泊于名利，对此革命经历从不炫耀，多年以后，曾对家人说过：“咱不过是平常乡叟，风云际会，遇上了孙先生而已。”[6]
这一时期，是牟宜之寄居丁家、并得丁家资助最力之时。牟宜之曾忆及，“那时丁惟汾还不显贵”，对他的慷慨资助，实为爱才。
牟宜之自少年时起，就呼姨夫为“丁老师”。在他心目中，“师”的地位要远高于“亲”。年龄稍长以后，能作古风与格律诗，若遇友朋赞誉，他必申明：“我的诗是‘丁老师’教的。”神色之间，不无自豪感。
至1926年，牟宜之转入北京中国青年会中学，则是丁惟汾举家迁至北京之后，转学事宜，也应是丁惟汾一手操办的。
牟宜之的中学岁月，恰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相重合，其间国事多有震荡。1925年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工潮迭起。牟宜之进京就读之年，又正逢“三·一八”惨案爆发，举国民意腾沸。
在这个当今几乎家喻户晓的著名事件中，丁惟汾，是一个主要角色。
“三·一八”这天，首都北京5000名学生、市民反对列强干涉的请愿行动，即由丁惟汾、李大钊等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党人策动。队伍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开枪，霎时，请愿民众血流遍地，死伤枕籍。率队的丁惟汾，当时正位于队伍的最前方，一山东籍士兵听出了丁惟汾讲话的乡音，生了恻隐之心，匆促中将他按倒在地，丁才得以逃出生天。次日，丁惟汾的名字，便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他只得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避难。
这些国事家事，无异对少年牟宜之刺激至深。几年前，他在乡间所作的《感怀》诗中，就曾流露出深重的家国之忧，现在穿州过府，目睹乱局，就更无法漠然置之了。
北洋政府颟顸守旧，已不可能自我更新。在南方，孙中山屡遭挫败，决心刷新国民党，联俄联共，酝酿北伐，共产党人踊跃参与其中，在南方数省大力动员工农。国共两党，泯然无异，这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丁惟汾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二大”期间，也与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毛泽东、林伯渠多有过从，彼此相敬。
在这个背景下，共产主义思潮在青年人当中，必然呈蓬勃之势。牟宜之，就是这个大潮中的一滴水。
他服膺共产主义思潮，既是必然，也有偶然。就在正谊中学读书期间，济南丁宅中，与牟宜之同住一室的，还有一位青年——丁君羊。这位丁君羊，字基实，乃丁惟汾之侄，亦即牟宜之的表兄。
丁惟汾之兄丁惟淞英年早逝，遗有长子丁立同、次子丁君羊。丁惟汾对两位侄子视同己出，管教甚严，赴日本留学时，亦携丁立同一起前往。辛亥革命时，丁立同曾入陈其美部，参加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后因反北洋军阀而被害，丁惟汾为此甚觉痛惜。丁立同死后，丁惟汾对丁君羊更为呵护，丁君羊就读中学、大学以及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几乎都由丁惟汾供给。
丁君羊也是个非凡人物。牟宜之与丁君羊同住济南丁宅时，丁君羊的身份，是中共山东省委的负责人。
这又是一段奇缘。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年轻人是最易于倾向革命的一族。牟宜之受表兄丁君羊的影响，下决心投身于共产革命，就是在当时奠定的基础。这一段经历，令他多年不忘，经常忆及。在晚年落难时，这段记忆，更是他可堪慰藉的一个精神支撑。
想来，他们联床夜话时，应是充满了“迢迢望气中原夜，又有湛卢剑倚门”[7]的豪气。这样的时代，这样的选择，都是他们的宿命。
[1] 郑诺，生于1926年，山东日照人。1943年17岁时参加八路军。1949年之后在嘉定县政府秘书处任职，离休之前为上海市嘉定区工商局局长。
[2] 见电视文献纪录片《诗人牟宜之》文字脚本。
[3] 聿[yù]：“筆”的本字，此处为“述”之意。
[4] 参见“百度百科”之丁惟汾词条。
[5] 见对丁玉隽的采访影像资料。
[6] 见对牟小白的采访影像资料。
[7] 见龚自珍《已亥杂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