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牟宜之留下的大量文字材料中，有两份自传很引人注目。一份写于1942年9月30日，题为《牟宜之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系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所作；另一份《自传》，后半部分残缺，写于1956年10月5日。其背景，是第二次全国肃反运动（亦称“内部肃反”[1]）时期。
这些历史书写，在当事人自己，是非常真诚的，所述履历，翔实真切。虽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充满了不必要的过度自省，但恰是这些书写，为牟宜之激越昂扬的前半生，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线索。
在《履略》中，有一句话：“我家先代是明朝的东林党，颇重气节”。看来彼时党内的话语禁忌，尚不十分流行，牟宜之竟可作如此豪迈的自述。这个说法，后来亦引起李锐先生的注意，在为《牟宜之诗》所作序中，开篇就曾提及。
牟氏祖先与东林党有何渊源，已不可考，相信是祖辈流传下来的家训。这种标榜，可说是牟宜之一生之所求，另方面，也可从中找出他后半生迭遭打击的缘由。
东林党，因喜好“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成晚明政坛一大势力。他们自命清流，鄙视宵小，敢于直谏，不惜抗旨。现代以来，这种政治品德已逐渐式微，无怪牟宜之在晚年要徒唤奈何。
据牟宜之的两份自传，可推测牟家世居于日照乡间，三代以上世系不可考。祖父为当地一有名的中医，饱读诗书，著有《疡医耘录》、《海上续方》等专著。
父亲牟家万，字幼青，北洋法政学堂毕业。该校在天津，为清末新政时期由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办。1907年建校，1949年之后并入南开大学。该校师生思想一贯趋新，校内风潮迭起。李大钊青年时期曾在此求学6年，就是从这里起步其革命生涯的。
牟家万自清末起，就在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员，又曾在党务机关任职，思想显然不激进，且染有吸食鸦片的陋习。日寇入侵后，毅然辞职回乡，隐名埋姓务农，家道也因此中落。原有房屋十余间、田地四五十亩，因经济拮据，不断变卖，后仅余房五间、田二十七八亩。牟家万退职归乡，即为典型的乡绅，仍恪守儒家“忠孝节义”四伦。如牟宜之所说，尽管有日伪势力屡次招降，“家中有时挨饿，我家先代是明朝的东林党，颇重气节，决不当汉奸”[2]。
牟宜之辈有兄弟四人，牟宜之排行第三。长兄牟乃经，早岁亦在政府机关做小职员，后亦辞职。次兄牟乃纬，居家务农。弟牟乃纮（hóng），年轻时思想激进，崇拜牟宜之，经历颇富传奇性，后赴台湾，在台湾省政府任职，退休后终老于美国。
牟宜之，原名牟乃是，字去非。因长辈五叔无后，按照乡俗，名义上过继给五叔为嗣。由于住宅位置前后的缘故，他称亲生父母为“前宅父母”， 称五叔五婶为“后宅父母”，均一视同仁。牟宜之少小离家，投身革命，家乡沦为敌占区，忠孝不能两全。1949年以后，他才有条件返乡探亲，给了父辈颇多照拂。
他记得，父亲牟家万和长兄牟乃经都在“混机关”时，家中经济“尚称小康”。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入山东，乡绅阶层亦备受打击。据牟敦瑾回忆，她从小就很少吃到大米，灾年粮食匮乏时，小米面煎饼里还须掺入糠皮，“根本拿不成个儿”。
据牟家万的外孙郑诺回忆，外祖父牟家万“是个保守主义者，为人很低调”。老先生退职后，居家行医，广结善缘，还曾亲自教长孙牟敦广和外孙郑诺读书。
忆及幼时教育，牟宜之还是充满感激的。他五六岁时，在家乡随祖父一起生活，祖父口授他《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并诸多历史掌故，令他获益良多。中年以后，牟宜之还不无自豪地说：“这两部书，我至今差不多还能背诵。”[3]
自7岁起，牟宜之开始上学，入私塾，读《四书》。后来父亲牟家万赴济南任职，他也就随父去济南读小学。其间，父亲卸职或转往异地，牟宜之便回乡继续读私塾。如是往复几回，童年牟宜之的精神滋养，来源也就新旧杂陈，格外的丰富。7岁这一年，牟宜之曾奉师长之命，以《凤凰》为题赋诗一首，受到好评，这是牟宜之的“处女作”，可惜内容已经散佚。
据牟宜之四子牟小白回忆，牟宜之在中年以后，仍能流利背诵《左传》、《史纪》、前后《汉书》、《聊斋志异》中的整篇文章。1974年底，一次牟宜之去老战友梁必业[4]家中做客，正逢梁必业欲查找《后汉书》所载 “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5] 一句的出处，说是毛主席最近曾提到，但篇目不详。牟宜之随口报出篇名，乃《后汉书·黄琼传》也。梁必业按图索骥，果然不错，不禁大为叹服。牟宜之说：“这算什么，我还能整篇背下来呢。”于是张口便背，梁必业持书对照，诵罢，竟一字不差。[6]
牟宜之在《自传》里说：“家中有不少旧书，我自小即胡乱翻阅，我好记人名和地名，就是自小读《尚友录》[7]及《水经》[8]的关系。我喜欢读《庄子》及《古诗十九首》，思想上受到了一些放任、不满及虚无等不良影响。”
“不良影响”云云，是当时的习惯说法，而实际上则是获益匪浅。终生博闻强记，便是牟宜之少年读古书得来的好处。他思想不受羁绊，追求真性情，在他幼年的读书谱系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他的精神世界的形成，主要就来源于这种可贵的乡绅文化。
在日照当地，久有“丁、牟、秦、安、李”五大士族之说，族中多有读书人；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出了一些乡村知识分子——塾师、师爷、乡间郎中而已。这些大家族，物质生活谈不上奢华，仅能安于温饱，是典型的乡绅阶层。
民国乡绅阶层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本身的政治保守主义态度，与其子女接受新式教育后所服膺的“新潮”思想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含辛茹苦、资助培养起来的下一代，大都成了乡绅阶层的叛逆者与掘墓人。
举凡鲁迅《朝花夕拾》、郭沫若《凤凰涅槃》、萧红《呼兰河传》等，其实都含有乡绅之子所宣示的决裂态度。至于艾青[9]的长诗《我的父亲》，就更是如实描摹了双方决裂的过程。
艾青仅小牟宜之一岁，两者所处时代相同，早期的人生轨迹也极相似，都有乡村成长、逃离、向往“国民革命”、留学、投身抗战与加入共产党营垒的经历。《我的父亲》一诗，以年轻人视角去看代际差异，极具代表性。
艾青在诗中所写的“父亲”，堪为民初乡绅的典型代表——他抽水烟，看《聊斋志异》，喜欢讲“女妖和狐狸的故事”；他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是“维新派”的信徒，从《天演论》里知道了进化论，是《东方杂志》和《申报》的忠实读者；他自家有村上几百亩地，家中有雇农、婢女、老妈子；他把女儿送进教会学校，督促儿子学英文，但又用“批颊和鞭打来管束子女”……
这样一个新旧混杂的人物，少年人对其评价是：
在最动荡的时代里，
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
想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
中庸，保守，吝啬，自满，
……
父亲的一生，当然不能成其为楷模。少年艾青的内心所想，完全是别一世界：
为了从废墟中救起自己，
为了追求一个至善的理想，
我又离开了我的村庄，
即使我的脚踝淋着鲜血，
我也不会停止前进……[10]
与此非常相似的决裂，很快也将在少年牟宜之身上体现出来。
牟宜之的母亲牟秦氏，是贫户出身，言传身教，对他影响也颇大。牟氏一族因家产有限，人口众多，祖、父两代均不擅积累，日子过得很紧。牟宜之年幼时绝无锦衣玉食之乐，见本族兄弟吃外婆家捎来的东西，穿外婆家捎来的新衣，心知自己外婆家是没有这些余物的，心里难过。母亲就教训他，要立志自己“创好饭吃”。母亲说：“凭一个男人，只要努力，长大后会书作（有文化）更好，即使失去力气也能挣饭吃，不像是女人，裹上脚就残废了，就没有作为。”[11]
母亲朴素而积极的价值观，对幼年牟宜之的影响甚巨，使得他从小就不信鬼神命运，下了决心要努力“创出好饭吃”。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母亲虽然家贫，但来自母家的一层亲戚关系，却给牟宜之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人生，使他少小离家，走入了20世纪逐鹿中原的大舞台，成就了他亦武亦文的壮阔一生。这层关系，即使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也堪称奇缘。
[1] “内部肃反”运动开始于1955年下半年，至1957年底基本结束。基于1954年、1955年接连发生的高饶事件、潘扬事件、胡风事件等，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认为“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揭露和肃清的”。按照部署，全国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机关、学校、军队、企业等单位，均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内部肃反）。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布的数字，内部肃反运动在全国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8.1万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3800多人。
[2] 见《牟宜之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未刊稿）。
[3] 见牟宜之《自传》（未刊稿）。
[4] 梁必业（1916—2002），江西庐陵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2年转入中共，历任干事、科长、技术书记、军团政治部指导员、宣传队长、俱乐部主任、总务处长等职。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总务处长，师教导大队政治教员，师直属队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师政治部组织部长兼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山东军区教导团第一团政委。第一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一师政委，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东野”第一纵队政委，解放军第38军政委，“四野”第13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950年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干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教育长，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第二政委，总政副主任兼总政组织部长。文革中受迫害。1974年起，历任总政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5] 1974年1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信中借用了《后汉书·黄琼传》中此句之意。峣[yáo]：高的样子。皦[jiǎo]：此处意为清白。
[6] 见电视文献纪录片《诗人牟宜之》剧本。
[7] 《尚友录》，明代杂书，廖用贤编著，共计22卷，搜集古人事例轶闻，以韵为纲，以姓为目。
[8] 《水经》，中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成书约在三国，后世多认为著者为桑钦。《水经》简要记述了137条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南北朝郦道元，在此基础上扩充撰成《水经注》，记载河流水道1252条，达30万余字.
[9] 艾青（1910-1996），现代诗人。本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1928年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32年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旋被捕，在狱中作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举成名。抗战爆发后，在汉口、重庆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后陆续出版诗集《北方》、《大堰河》（1939）、《火把》（1941）、《向太阳》（1947年）等。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1949年后，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曾被贬至黑龙江农垦、新疆劳动，创作中断20余年。1979年获平反，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0] 见艾青《我的父亲》，原载于《艾青诗选》第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月出版。
[11] 见牟宜之《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