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春寒料峭之时，我来到山东日照，满目是早春的薄雾与麦苗返青的田畴。车行之际，不由感慨系之：此地，是华夏民族上古部落“东夷”的发祥地，皇天后土，渊源深厚，的确是很不一样。
从火车车窗远眺，田野寂寥，炊烟蔼蔼，能觉出这是一片很内敛的土地。田陌中，仍然蕴涵有农耕时代的祥和气质。
牟宜之出生的这个地方，位于山东半岛南翼，地处黄海之滨，与韩日两国隔海相望。这里的海，也是内敛的，在晴和天气中波澜不惊。滨海的一大片沃土，可极目远眺，并无山丘之阻，是一个极开阔的地方。
说起日照，古籍中有几个知名度很高的典故，均发源于此。据考证，《山海经》中记载的“羲和祭日”之“汤谷”和“十日国”，就在日照。涛雒镇的天台山上，至今仍留有太阳神石、太阳神陵以及大羿陵等遗迹，十分神秘。
日照的名山天台山，据先秦编年史《竹书纪年》里说，山上“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俨然是个神仙洞府了。而天台山本身，也是个神话，传说它原本由神鳌背负，四海飘移。到了女娲补天，斩下鳌足，作为撑天的“四极”，仙山顿失着落。女娲便将仙山移到了日照这地方的海滨安放，就成了今日的天台山。
天台山，在《山海经》里叫做“琅琊台”，此名天下皆知，是道家的胜地之一。
这些，都是浪漫传说了，而现实是：从西周到战国前期，日照之地，属于莒（jǔ）国。近年在海峡两岸知名度很高的一个成语“勿忘在莒”，即典出于此，说的是齐桓公在当上国君之前的一段逃难史。
自秦以后，此地历经沿革，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设日照镇，属莒县。该名取自“日出初光先照”之意，由此首开“日照”之名。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日照镇升为县。至1985年撤县建市，现为地级市，辖有东港区、莒县、五莲县，岚山区和日照经济开发区等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垦殖，迄今已逾5000年。也就是说，自从有华夏民族的文化，就有了日照的最初开发。
虽然牟宜之的家乡牟家小庄，至今也只是一个平常小村，但地灵必致人杰，文化渊源是有踪可寻的。
我在牟家小庄追寻牟氏旧迹，是由现居济南的牟宜之六子牟尚高陪同，由现居日照的牟宜之长女牟敦瑾、三子牟敦庭接应。大姐、兄长皆古道热肠，带着我在村中盘桓了半日。
牟家小庄现属日照市经济开发区奎山街道，这里与别处的乡村一样，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门限上，房屋建筑，新旧参半。新居，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模样，外观酷似联排别墅，里面厅堂宽敞。听村支书介绍，全村现有农户460家，其中155户已迁入新居。这里农村的建设路数，也未能脱俗，是靠村委会领导四处“筹款”，计划在5年内，可以让全体村民迁入新居。
新房目前虽只有百十幢，但在早春枯黄的原野上，显得气势颇壮。村中不见有相应规模的大农业或乡村企业，但住房与办公楼却能一枝独秀，看来村支书颇有经济头脑。经过了解，得知此处距城区不过9公里远，恰在经济开发区内，作为橱窗，承蒙上级眷顾，屡次拨款。在方圆几十里内，则再无如此壮观之“新农村”了。
听敦瑾大姐介绍，村里原有东西向大街一条，将村庄分为南北两片，村北穷人居多，村南为富户聚集地。牟宜之故居，原就在村北，但现已拆去。我们逛到村南，见还有一些百年老屋。遂进入一家已被废弃的民居，见是五间瓦房，是那种北方农家典型的青堂瓦舍，敦瑾说，牟家早年间是“破落地主”，当年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相当于小康之家。
敦瑾还说，那时牟家也是五间瓦房，此外另有三间“学屋”，即牟家的私塾。
眼前的农家庭院，沐浴着早春阳光，安静得一如古代。这种环境，我是不陌生的，当年我下乡插队八年，每日居处，就是在这样带有泥土味的小平房里。知青那会儿，只觉得乡村天地很逼仄，久了会使人沉沦，总想冲到地平线以外去。但那时没有想过：在20世纪上半叶，有很多农家子弟，就是在这青堂瓦舍里接受的乡村教育，然后走向异国他乡，大展拳脚，甚或最后成为大人物的。
牟宜之，即是这样一位农家子弟。他家的三间“学屋”，很遗憾不知是什么样子。“学屋”于他，应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标志。他的成长，他少年时的出走他乡，就得益于旧日那种“乡绅文化”的土壤。
民国以后，对乡绅阶层的挤压乃至后来的铲除，目前在学界已颇有争议。其实，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大人物们，多数都有这种乡绅背景。以农为本，诗书传家，乡绅们（富裕农户和退休官员）维系着乡村的信心。这个阶层在整个民国期间，不断在向城市输送着自己的子弟，亦即向主流社会送去候补精英。儒家思想的核心，本不平庸，主张涉世，推崇建功立业，很多农村青年，就是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路子走出来的。在新旧思潮交汇、国家体制转变的激荡岁月，他们焕发出了超常的能量。如果没有这个输送管道，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便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遗憾的是，“五四”以后流行“弑父”情结，在青春叛逆与意识形态的交相作用下，历史最终只给了乡绅阶层一份终结命运的判决书。
乡绅阶层，是儒家传统最大的一个载体。阶层消亡，传统亦失。今人不断在拷问：何以当今难出伟人或大师？我以为，除教育体制因素之外，乡绅的消失，亦是精英阶层“循吏化”的一个原因。因为，文化的土壤一失，那种宏大的精神气象就失去了根系。
牟宜之是一个行迹遍南北，出入于国共两大阵营的传奇人物，很难想象他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局促的田垄岁月中度过的。我想，当乡绅阶层被无情扫荡之后，农村的文化是否出现了“空心化”趋势？乡绅阶层的那种稳定与自信不见了，农民皆以城市作为参照系，精神上当然就难以昂扬。不能想象：牟家小庄今后能否再出一位牟宜之？
牟家小庄的中心广场上，现高耸着一尊奇石，是村支书从外面觅得的，运回村里，镌刻了“宜之园”三字。
牟宜之，当是此地乡民永远的骄傲。其魂魄犹在，但于今看来，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