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一个人只要年逾一个甲子，在梳理他一生的时候，都不免有身世飘零、纷乱如麻之感。我翻阅案头牟宜之的资料，那些走笔龙蛇的钢笔字，那些学究气十足的老式稿纸，那些印着“最高指示”或“万寿无疆”的信笺，还有那张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的“华北人民政府委任状”，都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
搜索百度网上的“百度名片”，牟宜之榜上有名。对他的简介，有如下260余字：
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1925年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日照暴动；抗战时期以乐陵县长的身份，投身抗日洪流，接应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后出任115师山东军区独立一旅政委，策动多股上千敌伪军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并参与策动敌184师起义。全国解放后曾在北京市、山东省、林业部和建设部担任有关领导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6年被下放黑龙江；1974年邓小平同志批示牟宜之回关内休养，但未能落实；1975年故于济南。
我感叹现代的语文，能创造出那么多的夸饰之语，亦能完全剔去历史的血肉而不动声色。如仅看记载官职沉浮的几百字，一个人慷慨悲歌的一生，与一个庸吏又有何异？
不过，饶是如此，细心的读者还是能看出端倪来。
他的出生年份——1909，以中国的纪年论，是宣统元年，即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初年。这一年，“走向共和”的民意汹汹，清廷被迫下诏预备立宪，权臣袁世凯罢归，各省咨议局蜂起。
在这一年降生的人，欲躬耕林下、诗酒唱和而终其一生，可得乎？即便今日之莘莘学子，只要稍微读过两本近代史，也知那是万不可能的。国难、天灾、人祸，与“20世纪中国人”相纠缠，几乎纠缠了他们一生。
这一年，是中国民俗的“鸡年”。也许，这一年降生的人，都有“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的壮怀？但可以想象，他们要走的路，将是何等奇崛，甚至匪夷所思！
百度的简介说，牟宜之“1925年参加革命”。1925，那是民国十四年，大革命在广州发源，国事又是一轮翻新。他那时年仅16岁，那是个什么年龄？相当于今日一个孜孜于应试的高中生而已。青衫少年，一般的思想激进尚可理解，但被认定“参加革命”，须有怎样过得硬的事迹方可？
简介说，他“以乐陵县长的身份，投身抗日”。乐陵，是鲁北与冀东相邻的一古老县城，由燕国名将乐毅筑城，西汉时即设县。牟宜之在彼时，当的是哪个政府任命的“县长”？其玄机又何在？
看简介，牟宜之在八路军115师任职后，从事的多为“对敌工作”，即策反和统战工作，这又使他的身世有了“谍战”的色彩。他究竟有何奇才，能使组织屡次委他以这般重任？
如此一位“老革命”，进城后身居主流，担纲城市建设，与文化、新闻等意识形态门类均无关，又缘何因言获罪，沦为贱民？
1966年文革狂飙突起，他屋漏偏逢连阴雨，又是以何种身份被“下放”？下放之后，是何种遭遇？文革之末，蒙复出的邓公照顾，他欲往故乡山东颐养天年却未果。何以邓公的批示在山东省遇阻，形同废纸？说他不幸“故于济南”，又是如何病殁的？为何是在济南？——所有这些，均语焉不详。
在语焉不详中，善与恶都隐于纸背了，唯余文字上的无瑕疵。
一种惯性的流行剧，演了多年。品评人物向来就是这样，似乎都有“大团圆”的结局。但作为后来者，我们有权利发问：革命，似不应该如此对待它的儿女！
拨乱反正以来，所有曾经显赫而蒙冤的，都已经被“正名”了。然而，那些千千万万于20世纪上半叶背叛阶级、毁家纾难、热血报国的青年，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机会显赫的。他们那一代人，弃学问、仕途而不顾，投军报效，奋身救亡，其动机是无可指摘的。无论何党何派，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应为后来的种种荒谬负责的，因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爱国，不应无端被质疑，尤其不该受到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马后炮”式的批评。
其实，他们就是梁启超所呼唤的“少年中国”之担当者。我以为，无论他们后来显赫与否，或落脚于国土的哪一隅，都应统统予以“正名”，这才能维持民族之正气。
——历史的书写，当如是。
牟宜之到1949年，年已40岁，倘从少年时便一心向学，或成国学大师亦未可知，即使后来遭逢坎坷，也能享到今日知识界奉上的不尽香火。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那一代精英分子多有未选择治学，而汲汲于救亡者。所以如此，皆因国事不宁、生灵涂炭之故。热血男儿，壮志蹈海，他们是有权利青春无悔的。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虽九死而未改其初衷，就更不该被遗忘或被轻视。
那一段历史，之所以发生，自有其顺天应人的道理。在改道变异之前，两代有志青年所洒的热血、所演绎的人生，不啻是现代版的《史记》与《左传》。忍气吞声，壮夫所不为也。他们之幸，就在于可袒身而击鼓骂曹、可击楫而唱恢复中原、可亲手掀翻一个旧世道。
这是他们奋斗的价值所在，而吾辈，恐怕只有羡慕的份儿。
对牟宜之的生平资料梳理一遍之后，我对如何来写他，已是心中有数了。但是，他一生中的两个关节处——山东和东北，我是一定要实地去看一看，方能下笔的。早在2011年初春，为写牟敦康传记，我曾到过牟宜之的故乡日照牟家小庄，此次——亦即2012年的春季，我要去的是山东临沂老区、吉林临江战争旧地和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流放地”。
侠之大者，必有壮阔的山河做映衬。当我走出书斋、置身田野时，顿时就能体会到牟宜之“冥飞云外志何雄”[1]的那股气概。我想，与鼠辈们厮守久了，必沾腐鼠之晦气，唯有孤绝的翱翔，才是英雄之辈所追求的至福。
龚自珍《已亥杂诗》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我此去，寻的就是这样的一副侠骨。
虽然无多，但有，就是民族之幸。为后世计，当以浓墨书之。
[1] 见牟宜之《题画之二》，《牟宜之诗》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