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将提笔书写的这部书，似是生命中一枝斜出的枝干，原本未有，却又命定似地出现。发蕊吐芽，虬结成冠，必欲酣畅淋漓而罢之。
我僻居南疆蛮荒之地已经很久，日久畏寒，很少北上。但是，自2011年起，我两次北上，跋涉千里，遥至生平所未涉足之北疆齐齐哈尔，重见二十四年未亲历之鹅毛大雪。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家族，为了两代英雄。
山东日照市西南一隅的牟家小庄，是这株英雄之树的根系所在；白山黑水，则是他们生命的枝蔓外延的土地。我两赴齐鲁，进而纵贯东北，都是为了追寻被历史所湮没的渺远足迹。
我想要追踪的这个人——牟宜之，曾于数十年间湮没无闻，除了亲朋，罕有人知。
但是，石在璞中，终生光华；剑没深渊，终将跃起。
从2009年1月起，他的名字，倏忽间就在知识界某一范围内不胫而走。现存他的179首遗诗，一经出版上市，竟一销而空，旋又加印，很有些洛阳纸贵的意思了。
牟宜之（1909-1975），是一位难以给他的身份准确命名的传奇人物，一位从不辜负时代而时代却辜负了他的慷慨之士。他少年有为，发愤自砺；青年报国，投笔从戎；中年蹭蹬，沉郁多艰；终至在漫天的尘埃中不甘心地倒下，死不瞑目！
也许他，就像一位生错了时代的古之名士？
不，他正是一位由他那个时代锻打出来的斗士，上承古风，下启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风范，他视为终身操守，高标耿介，至最后一息。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年多难之后，他保持了清醒，绝不合流。“不得志独行其道”[1]，没有仰，也没有俯，活得堂堂正正。如他所说：“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有事实表现的。”[2]
这，才是百年之后亦令子孙无愧的“大丈夫”。
像牟宜之这种人，其实可以没有墓园、没有纪念故居、没有记功碑，他之金石灼灼的言行事迹，就是一座至高至伟的、非人工的纪念碑。
他生于1909年，是一位典型的“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生于末世运偏消，横跨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几乎全过程，是命定的悲剧一代。很可惜，当他在66岁的壮年不幸忧愤而终时，恰是大雾弥天的1975年，离曙光初露仅有年余。
这一点，若他地下有知，当长啸当歌，万世心也难平！
在20世纪，他为国运所催迫，纵浪大化中，亦文亦武，或官或民，以至很难只用一种身份来界定他。李锐先生在为《牟宜之诗》所作短序中，仅称他为“诗人”[3]，我觉得再恰当不过。这不仅是因为他在20岁之后至临终，留存于世200余首意蕴丰富的旧体诗，更重要的是，他或革命、或从军、或为政、或被谪，都不脱诗人本色，“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4]。
他的脱俗、超拔、傲岸，正是诗人之气质。
作为肉身的人，他虽被时代浊流所摧折了，但作为精神的人，他是不可被摧折的，永远昂起头颅，以身为薪，为异常稀薄的文明之脉添一抹微光，燃亮一颗星辰。
做人至此，足矣！
现实中的牟宜之，结局是苍凉的，庙堂不能容他，江湖居然也归不得，在距故乡近在咫尺的地方延宕着，成为天地均不容留的人。他是恶人么？他是叛贼么？不是。恶人或叛贼表示服输了，还能有一个体面的进退居处。可惜不是，他是忠勇之士，是事业的功臣，是为中华复兴而捐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儿子生命的人，历史何由对他如此严酷？
天意从来高难问，然而牟宜之死时已经看清楚了。他的旧体诗，是匕首样地锋利，勘破世事，谈笑古今——谁没有日薄西山的一天？他只坚信忠奸不两立，后世有定评。
他活着时，愿为生民肝脑涂地。他死后，必使佞人宵小无地自容。
这里，且简单交代一下我书写此传的缘起。
牟宜之，是我多年好友牟广丰的父亲。2010年底，我曾受广丰谬托，为他兄长牟敦康写传记一部。牟敦康（1928-1951），是解放军空军第一批战斗机飞行员，东北老航校第一批学员，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于1951年11月30日在朝鲜大和岛上空与美机激战中，不幸壮烈殉国，时年23岁。
斯人英年早逝，可谓求仁得仁，然今朝人事全非，遗体沉于朝鲜海域不得还乡。我在写牟敦康的时候，很伤感，只能以激情文字来掩盖。
2011年11月底，传记《寻找牟敦康》出版，恰是敦康兄阵亡60周年纪念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密山老航校旧址纪念馆和出版单位联合举办了纪念会和新书首发式，相关的老兵们及其后代在京云集，盛况空前。
于是，广丰顺势向我提起，可否为其父亲牟宜之作传。此项工作，原有别人在做，因故中断，我唯有当仁不让。
到此时，我对牟宜之事迹，已然很熟悉了。在书写牟敦康传记时，曾因需要接触过大量牟宜之的资料，我意外发现：这位相貌威武的父亲，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竟也有千般柔肠，如鲁迅“回眸时看小於菟”，舔犊之情难掩，遂造就了敦康兄这样一位青年勇士。因此，我对牟宜之金刚怒目背后的温情，也多少了然于心。
早在2009年，广丰就曾赠与我一册《牟宜之诗》，诗人的咏史之作，放言无忌，读后令我击节三叹。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人物形象，早就在我心头浮出。因之，接下来的事，就水到渠成了，有赖于多方友人的相助，堆积如山的资料摆上了我的案头。
按照习惯，我写当代人传记，总有按捺不住的冲动，要到传主生活过的地方去实地踏查。山川风物，楼堂院落，我总要停留一下，呼吸一口彼地的空气，才能领会到传主彼时最细微、最真实的所思。
接着便是——我重向北方行，于2012年3月抛却了文学的滞重与不堪，先赴北京了。
凝望飞机舷窗外的云絮，有千载如斯的宁静，遂想起司马迁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泰山鸿毛，是如何分野的呢？
古来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说的便是泰山之死，意谓忠贞之极。
关于“武死战”，向来异议不大，我们见过很多物质性的丰碑，在昭示人们勿忘。但对于“文死谏”，到了现代以后，似乎变得可疑起来，至今难见一座光明正大的“文死谏”碑。
我于是遐想：牟宜之晚年，正逢文革乱世，沉冤不白，漂泊于济南而无着，终因忧愤而故去。他便是属于“文死谏”的正直君子。古时有担当的读书人，谓之“士”。他的病殁处，应有一座沉冤碑，上书：
死谏之士牟宜之含恨殁于此
这才对！这才算是打开了历史的死结。
唯如此面对历史，才能无悔于“良心”二字。
机械虽能让人鹏飞万里，却总有牵绊来自冰冷的地面。当代人，何时才能真正践诺虚心纳谏的信条？河清可期，而此日可待乎？
[1] 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2] 见牟宜之《牟宜之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
[3] 见李锐《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牟宜之诗》序第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4] 见牟宜之《少年行》，《牟宜之诗》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