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清秋子为诗人牟宜之作传，取名“国士”，我深以为然。
什么是“国士”？太史公司马迁如是说：“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而这些，牟宜之身体力行，皆兼备之。
先说“自守奇士”。牟宜之一生贯穿了大动荡、大变革的二十世纪中国，与此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多有牵涉，与国共两党上层皆有非同寻常的交往，其经历跌宕起伏：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他“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他“投笔从戎事国殇”，“冲锋在前奔而殿”；和平建设时期，他不求闻达，“埋名复隐姓，乐道又安贫”，为坚守信念，他“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堑”；晚年于艰窘困厄中，他豪情不减当年，“ 忽然闹天宫，忽然掘泥犁”，“雄兵百万一支笔，莫道廉颇已老矣”。这等人生，不可谓不神奇也。另一方面，牟宜之不论身处顺逆，始终表现出“富贵不淫贫贱乐，匹夫自有兴亡责”的中国传统士人风骨，他“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这等意念，不可谓不坚守也。
再说“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等，就有更多的例证。牟宜之少年离家，投身革命，自是“忠孝不能两全”，且他那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与农村士绅阶层的父辈，已绝然不同，“孝”的意义首先是报效祖国与民族。但尽管如此，牟宜之在国事稍安时，仍能为其父母养老送终，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牟宜之一生坚持真理，秉持诚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人，我是纯真的人，我能为真理牺牲一切，这是有事实表现的。”他以国民党县长的身份，能够取得周恩来、罗荣桓、肖华等中共上层领导人的信任，靠得就是肝胆相照的诚信。他一生自奉甚俭，不取任何不义之财为自身谋利，而是将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积攒的数万大洋送给八路军一二九师，解决了部队的冬衣困难，这难道不是“临财廉，取予义”？为了真理与事业，对牟宜之来说，“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在牟宜之眼里，人无有上、下之分。一方面，他“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另一方面，他又与刻字师傅、鞋匠等“引车卖浆者流”结为朋友，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发出“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的浩叹。这些，已超越了“分别有让，恭俭下人”的境界。
至于“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更是牟宜之一以贯之、践行终身的本色。且不说他战争年代出生入死，“青年疆场运奇谋，独闯虎穴，智取敌遒”的超凡业绩，也不说他“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的英雄气概，就是和平建设时期和“反右”、“文革”中身遭谗陷，沦为贱民，他依旧心怀社稷，不改初衷，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关怀百越犹烽火，殷盼九州早大同”；“愿将一滴玄黄血，化作甘霖洒大千”！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以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密切的社会关系和多年统战工作的经历，早在1974年就上书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对台工作“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为此，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在这本传记里，作者对牟宜之所处时代，以及那一时代年轻人的思想倾向和政治选择多有阐述。对此，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牟宜之长我十五岁，是我的兄长，但我们皆身陷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疾风暴雨中。这一“变局”，始自1840年，至今仍在延续。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已不仅限于数千年来周而复始、改朝换代式的政权危机。更为深重的危机是，中国在世界列强的环伺觊觎下，存在着被蚕食、瓜分，将要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方面，国门已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在西方文明映衬下，中国积贫积弱，政治腐败，政府无能，从而使包括所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遭遇到空前未有的挑战，这即是梁启超所说的“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总之一句话：传统的办法不行了，以前的路走不通了，中国向何处去？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几代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他们立党为公，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其间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后又有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半个多世纪华夏大地上血沃荒原，尸横旷野，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牺牲，目的只有一个，即追求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从这一意义讲，自清末以来，凡秉持上述目的，不论何党何派，信奉何种学说，坚持哪一主义，在源头上均为一家，国、共两党尤是。至于某党派日后发生的嬗变和异化，亦不能抹煞其立党初衷和历史贡献。对党派尚且要如此历史地看待，对同一时代的人更不应无端非议。
那一时代有知识文化的年轻人，受传统文化熏陶，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外抗强敌，内拯民生，就像牟宜之诗里所言:“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他们受西学浸染，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并独立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我同牟宜之一样，年轻时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主义。回想当年的意气风发，正像牟宜之诗里所描述：“盛赞马列是圣哲，痛斥军阀为鸡狗。革命壮志气贯虹，豪情万丈胆如斗。”
尽管几代人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取的成功演变到今天，与我们当初的革命理想，在事实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背谬，但我并不为年轻时的选择而悔怨。历史是连续的，路是人一步步走出来的，我们现在追述历史，还原真相，就是要让年轻一代全面了解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从中悟出真谛，以指导当前和未来。对于现在一些人，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以当前的结果为评判标准，对我们那一代人的选择和实践提出质疑甚至全面否定，我着实不敢苟同。关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本书作者的价值判断：
那一代的“少壮何倜傥”，在当今之世已不大被提起，甚至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报以讥嘲。其实，那一代人真诚的初衷，他们由少及壮的奋斗，与当今青年对于正义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
他们那一代人，弃学问、仕途而不顾，投军报效，奋身救亡，其动机是无可指摘的。无论何党何派，都是爱国青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应为后来的种种荒谬负责的，因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爱国，不应无端被质疑，尤其不该受到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马后炮”式的批评。
我认为，这才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
牟宜之是革命者，也是一位诗人。为其立传，谈他的诗是少不了的。2009年，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牟宜之百年诞辰座谈会的发言中，谈到牟宜之是二十世纪我国杰出的诗人，他的诗作豪情冲云霄，爱憎分明。他以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真实地反映了百年中国，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波谲云诡的时代风云。他的一些感时伤世的诗句，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文人墨客和古代士大夫讽喻朝政、刺世嫉邪的傲岸风骨，如写于1958年的《任凭风雨》，写于1960年的《纪念杜少陵七首》，写于1961年的《端阳节悼屈原三首》，还有写于1971年的《咏史三首》，其中诸多名句，像“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与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谭嗣同“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等佳句一脉相承，令人荡气回肠。然而，带有这种批判色彩的诗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在我国文坛上悄然绝迹。其中原因，关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人皆心知肚明，要讲，恐怕也要作专题论述。这里我要说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可以没有“同步批判”的勇气，可以不为真理、正义呼吁呐喊，也允许随波逐流、与时俯仰，但不论怎样妥协、退让，总要坚持做人的底线，不能为一己之利逢迎谄媚、歌功颂德，甚至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回顾一下还不算久远的历史，有多少文人，彼时“写下了一些文字，变成铅字在报刊上登载出来。40年后再回头，要令人为‘道德良心’这四个字而赧颜”（本书作者语）。
牟宜之与上述人不同，用本书作者的话说：“他正是一位由他那个时代锻打出来的斗士，上承古风，下启新潮。古代大儒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风范，他视为终身操守，高标耿介，至最后一息。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年多难之后，他保持了清醒，绝不合流。‘不得志独行其道’，没有仰，也没有俯，活得堂堂正正。”
牟宜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大量古体诗词，堪称旷世绝响。无论在文学或史学的意义上，其独立思考、同步批判的勇气与预见性，纵是百年之纪，也罕有其匹！正如传记作者所言：“这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钟馗，是良心之子，是我们绵延千载的传统道义化育出来的民族之魂。”
对此，我深表赞同。我的这位具有“国士之风”的兄长，能被当今有识之士所发现、所认同，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好男儿当学牟宜之，因为他确实做到了“生不负时代，死不愧后人！”
2013.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