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1月11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内蒙古工作问题，王若飞作报告。
2月1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刊物《团结》上发表《边区加紧抗战动员工作，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一文。文章指出边区严重的局势及当前的紧急任务，“今天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必须成为全国抗战的先进地区，民主的推动者与新中国的雏形”。鼓励党的干部“更负责任地为完成抗战动员工作，准备反击日寇的进攻而斗争，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收复失地而奋斗到底”。
2月19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王观澜报告绥、米五县警备工作。
3月5日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财经问题。
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率军政干部50余人，赴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行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人员，作了重要指示：到山东敌占区发展武装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赴山东人员分乘汽车到西安，经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换上八路军服装，乘火车抵达河南省商丘附近的柳河车站，步行至曹县。在曹县（今山东菏泽）李宗仁召开台儿庄战役胜利祝捷大会上，应邀发表讲话，宣讲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了团结抗日、不当亡国奴的道理，群情振奋。
5月初到达泰西地区东平县，听取了东平县工委书记万里等关于党的建设、发动永安寺抗日武装起义等情况的汇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县工委抓紧时间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迅速建立地下交通站，及时传递情报，并送给东平县工委一部分马列书籍和毛泽东著作。
到鲁西黄河边，派人请来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传达了离开延安前向刘少奇请示时，嘱托转达张霖之的三条指示：（一）要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鲁西北范筑先先生和我党合作，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对敌斗争的好形势，其他地方有条件的也可以这样办。（二）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对于开展山区地区游击战争，我们有了经验，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坚持游击战争，我们还没有经验。要摸索，不断总结。（三）要作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5月上旬抵达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所在地北仇村，与自卫团主席张北华接上头。张北华谈了组建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向自卫团的领导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充分肯定了自卫团在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中的成绩。
5月11日 成立中共泰西特委（次年3月改地委）。留下随行的段君毅任书记，孙光任组织部长。当地干部万里任宣传部长，张北华任军事部长。泰西特委辖泰安（西）、肥城、东平、宁阳、长清、平阴、东阿、汶上等县。抗敌自卫团主席由张光北兼任，政委由段君毅兼任。
为加强自卫团的领导力量，留下随行的红军干部何光宇任自卫团副主席，负责军事指挥；李国厚、张政富担任自卫团中层干部。李国厚任1大队教导员，张政富任2大队大队长。
5月20日在自卫团所派部队护送下，率队向东越过津浦铁路，到达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县南上庄。与山东省委代理书记兼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政委林浩及第1师其他负责人见面，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听取林浩等人汇报并研究了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及工作部署。
5月21日 在省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指示，作《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与自主权，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报告还提出了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组织，普遍建立群众抗日武装，把以自卫团、救国军等各种名义的抗日队伍改编为八路军番号。经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全省抗日根据地规划，向北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游击根据地；向南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以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
同日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重组中共山东省委。任书记，兼军事部长。
5月下旬毛泽东电示：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辖山东和原属河南省委管辖的苏鲁豫皖边区。任边区省委书记兼任军事部长，秘书长先后由景晓村、李均担任，程照轩任组织部长，孙陶林任宣传部长，郭子化任统战部长，青年部长先后为景晓村、孙陶林，副部长杨涤生，张天民任职工部长，史秀芸任妇女部长。
5月30日 关于山东战略计划问题致电毛、胡、洛并转中央局、北方局，报告了徐州失守后日寇在山东以极少数兵力维持，敌人布防交通要道。最近石友三有五六千人开到泰山北部及冀边其他各地，我方力量之分布。还报告了目前的战略任务和选择沂蒙山区作为根据地的原因，以及扩兵计划和作战步骤。“游击队前三月主力扩大至六千，后三月至一万以上，加强部队军事、政治教育，逐渐正规化”。
6月6日 就山东基干部队恢复八路军游击队番号请示党中央后，接到毛泽东、刘少奇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之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并告知与石友三部队中的党组织即去联系。
6月8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报，同意郭提议恢复八路军名义，指示直鲁等处我领导之游击队应以八路军命名，但以不致引起误会与摩擦为原则。
6月 将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改名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并进行整编。决定加强4支队建党和政治工作，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权，加强关于我军宗旨、性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同时挑选红军干部或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同志作教员，进行军事课目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本月 为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急需培育干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在原有30多人的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建立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干校直属边区省委领导，边区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兼任校长，第1期学员近200名。
本月 为了支持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反顽斗争和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率领边区省委机关大部和第4支队3个连，从莱芜南下滕县和峄县一带。
至6月恢复和加强各级党、群组织。除新组建的泰西（鲁西）特委和湖西工委，山东省委和边区省委先后建立了胶东、清河、淄博、鲁东南、泰山特委。党组织的加强和发展，对领导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7月1日 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名义发出《关于恢复区乡政权的指示》。由于敌“扫荡”地区县、区、乡政权被破坏，要求各地“恢复抗日政权，并保证党领导。各地行政组织，均参照战时县区乡政权组织暂行条例去作。区乡政权恢复大部后，即召开各区代表及县级各团体代表会议，产生县政府。县、区、乡长均须兼八路游击大队长、中队长及分队长职务，取得合法保障。”要求积极领导民众开展抗敌斗争。
7月上旬在边区省委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大会上讲话，深刻分析了抗战斗争形势，总结了一年来抗战工作的成绩，表示了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心，动员人民群众团结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纪念大会结束后，出席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随后省委机关继续南下，于7月10日傍晚，到达滕县东部的善蝈（现属枣庄市山亭区）一带。
7月22日 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对石友三要采取争取的方针的电报，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要求划出一定防地作根据地与后方。
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边区省委通过国民党第10军团政治部部长、共产党员张友渔，向该军军长石友三提议，在新泰龙廷召开山东军政人员会议。会议之前与石友三会见，商谈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问题，由于顽固派阻挠未能实现。会议达成两项协议和三项协定。两项协议是：成立联合参谋部、建立民运指挥部；三项协定是：彼此不搞摩擦、不互相瓦解部队、不许向友军防地扩展地盘。此次会议，团结了抗日力量，挫败了秦启荣等阻止抗日武装发展的阴谋，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出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
7月下旬鉴于滕枣地区的顽固派势力很凶、难以在鲁南站住脚的情况，即率部向鲁中转移，与留驻在蒙阴坦埠一带的省委机关会合。
7月 按中共中央指示原苏鲁豫皖特委划归边区省委领导，又成立了鲁南和尼山特委。在组建和加强特委的同时，由省委直接领导和建立了11个县委。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革命群众团体和抗日武装组织。
8月21日 就“实行统一的财产累计税”，请示北方局、中共中央。陈述了实行累进税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适合于抗战的原则，必须保证战费的供给，做到财政上的收支平衡；二是适合统一战线的原则，按照各阶级的财产力量而规定税率；三是适合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报告还陈述了具体实施办法，请北方局、中央研究指示。
8月 边区省委机关到沂蒙山区沂水县王庄。到1939年初夏，在岸堤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亲自去抗日军政干校讲课。这段时间内教员逐渐增多，教学条件也有较大改善。干校下设政治队，民运队，军事队，地方武装队，青年队等，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政治工作、民众运动、政治常识等课程。军事教员由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同志担任，讲述战术、战例；政治教员由省委的领导兼任。在岸堤举办了第2期至第5期，培养学员3000多人。
9月7日 收到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的电报，指示要根据既定原则，结合山东实际与石友三商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逐渐恢复鲁中南的秩序。根据中央指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进一步采取积极步骤争取与石友三合作，孤立秦启荣。
9月18日 就山东统一战线工作致电刘少奇，指出鲁南“三位一体的抗战基础已逐渐巩固扩大”，在胶东与顽固派秦启荣部已激战一周，缴枪200余支，俘虏200余人。我部经费石已答应“按预算分支，我们在扩大部队方面多给他帮助”。还汇报了鲁东根据地的创造，鲁南总动委会半政权半民众机关成立的情况。
9月23日 收到刘少奇复电，电文指出“必须联合石友三、高树勋等，一致去建立大块根据地”，“必须改造旧政权机关，必须石等取得行政权”，“对顽固分子的进攻破坏，必须采取坚决防御办法”。
9月25日 收到刘少奇关于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到鲁北与其联络问题的电报：“（一）司贺峰佛教会人，并没有党的关系。（二）八路军组织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鲁北，以肖华为司令员，并组织军政委员会，由肖华负责，注意联络”。
9月26日 在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作“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在分析了我国政治军事及国际关系后，就如何坚持苏鲁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加紧军事动员，迎击日寇进攻；三、开展民众运动；四、改善政治机构。结论是：坚持苏鲁豫皖游击战争的关键，在创造敌人后方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经过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民众运动的发展，政治机构的改善，军队数量质量的提高，创造主要的根据地。动员一切力量反对敌人的进攻，争取许多次战役与战斗的胜利，变小胜为大胜，达到打退敌人的目的。强调“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直至全国反攻到来，驱逐日寇出中国”。
10月 兼任边区省委党校（起初称为党训班）校长，潘维周任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党校的公开名称是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分校，简称干分校。亲自给学员讲课、作报告。讲课的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专题报告主要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动员》、《抗日游击战争》等。党校培养了党员干部600余人。
11月初迎接张经武、黎玉率干部近200人从延安到山东。
1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局和山东分局，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兼山东分局书记。
12月中旬 山东分局为争取东北军中立，以便更好地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对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12月27日 为统一指挥山东各抗日起义部队，经党中央批准，在沂水县王庄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4、第5、第6、第8支队和挺进支队、陇海南进支队，1939年初又成立第9支队和第12支队，共有兵力2.4万余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12月30日 收到北方局电报，传达六中全会的注意事项，“要深入检查统一战线工作”，“大大的发展党，深切注意党的团结，干部的教育与提拔”，工作要“脚踏实地，避免不必要的夸张与暴露”。还就武装问题、群众组织与政权工作等给予了指示。
12月 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代表省委作了报告，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苏鲁豫皖边区游击战争问题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团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在活动分子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省委机关和山东纵队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游击战争发展情况》的报告。
1939年
1月1日 在沂水县王庄创办《大众日报》，作为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办报宗旨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宣传抗战，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大众日报》坚持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在当时抗日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刘导生任社长，匡亚明为总编辑。刘导生调离后，由匡亚明任社长兼总编辑。在报社成立会上讲了当时抗战的形势，分局筹办报纸的经过情况，并要求大家以极高的热情，认真的工作态度，努力办好这张报纸。报社（包括印刷厂）共50余人。当日印出4000份，与读者见面。
同日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山东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总结》报告，指出，“一年来，我军第二、三、四、五、六、七、八这7个支队及义勇军第一总队等，共击毙敌官长松井、山村、某旅参谋长及临枣路指挥官加藤一郎，伤亡敌官兵3230余人，俘虏日伪军180余人，击落敌机3架，击毁敌兵舰1只，击毁汽车68辆，炸毁火车头17个，炸毁铁桥4座，攻人济南1次及县城16次。这些事实证明了：在敌人后方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运用以游击战为主，在有利的条件下，不放松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能够牵制、消耗、歼灭敌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有利于分散、疲劳、消耗、消灭敌军，缩小敌占地区，配合正规军的战斗。游击战争不仅起着战术上的作用，而且确能在战略上起着伟大的作用。”在新年之际，他缅怀了为国捐躯的同志和战友，号召“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准备反攻，赶走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原文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4期。
1月5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召开各特委、支队领导干部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向苏北地区发展问题。决定在山东纵队和各支队建立后方司令部。
1月7日 在苏鲁共产党县委书记及八路军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上作《坚持苏鲁游击战争》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苏鲁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后，着重指出“坚持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和正规战取得配合，坚持变敌人后方为前方”的战略方针，“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关键，在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中心环节，在于以各党各派各军合作的基础上，巩固与扩大军队，组织与武装民众，改造政府为民主政权，运用灵活战术，打击敌人的讨伐，保卫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原文发表于《大众日报》。
1月25日 发出致朱德、彭德怀转杨尚昆等的电报。详细汇报了全省各区党组织的建设情况，各区委所属特委和直属县的管辖区域和党员数目，自卫团员数目。1938年5月前，苏鲁共有党员千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党员已发展到约9000人，自卫团已发展到30个县，游击自卫队工作到二三月也将扩大到30个县。并且汇报了群众工作、培养干部等工作，已有工会成员7000余人，青救会员约3万人，妇救会员3百余人，农救会员约3万人，仍“基础薄弱正发展中”。“干校已毕业三期，正招收第四期学生。……党校一期已毕业一百余名，现在二期拟收学生三百名……各级党部均办短期训练班。”还汇报了创办大众半月刊、两日刊公开报纸，颇受欢迎。
1月28日 山东分局发出《给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提出拟订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合作。对这一建议，国民党山东省党部采取敷衍、拒绝态度。
同日为《大众日报》“一?二八”增刊上题词“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2月1日 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山东的斗争对策的来电，电大指出：“抗战是长期的，摩擦也是长期的，应从长期发展、长期斗争中逐渐求得减少。”还指示“应提出游击战争、群众运动、民主政治及战时民运、经济建设的意见，从推动沈鸿烈部积极抗战中，减少其对我们的限制，并作为我反对限制之侧面解释。”
2月23日 针对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推行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遵照北方局“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绝不能轻言让步”的指示精神，山东分局作出《对苏鲁工作的决定》。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促沈进步，一方面坚定党的立场，拒绝接受其无理限制，既得政权，绝不放弃；八路军防区要再行扩展，行政人员不能让其随意调换，在八路军防区内均按原决定尽力参加政权；八路军之粮款可以自筹。
3月中旬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大会上演讲。指出纪念孙中山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它所具备的革命内容，恰与中共目前阶段为实现民主共和而奋斗的政策相吻合。中山先生在民主主义的第一讲里面，已经明白的告诉了我们：‘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理想，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在山东——敌人后方的山东来实行三民主义，首先就要坚持山东的游击战争，号召和动员广大人民参战，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反对任何和平妥协的企图和挑拨离间的阴谋，粉碎敌人的进攻，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也就是实行民族主义”。实行民权主义，“在山东，就应当确实保障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实行普选制度，撤换各级政府机关中的贪污腐化及不称职的官吏，吸收有名望有能力抗日坚决的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此外还要实行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第二，彻底实行革命的三大政策。“实现他革命理想的方法，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们认为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唯一办法”。第三，继承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人格和革命精神。“他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一生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有艰苦奋斗精神，四十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他有直爽公正的态度，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大公无私，最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第四，为中山主义奋斗是光荣的，许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而死的，我们应该追悼他们，纪念他们。“接受中山先生的遗教，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讲演词刊登在1939年3月20日《大众日报》。
3月下旬罗荣桓来山东分局传达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批判和清算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路线，促进了山东分局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斗争。115师刚到山东，筹集给养十分困难。山东分局决定从胶东筹到的35万元中，拨给20万元，以表示对115师到山东抗日的欢迎和支援。
3月下旬在山东分局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为促进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具体部署。3月24日、26日 在《大众日报》连续发表《论华北战局》，论述了由于日寇开始了大规模扫荡，华北抗战更加严重残酷。华北为西北中原之屏障，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就是直接保卫了西北，保卫了中原。“我们必须用最大决心，克服困难……做到党政军民一致合作，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削弱疲惫的敌军，以我围攻与反围攻之配合，粉碎敌人围攻合击，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坚持冀鲁平原根据地”。文章还详细分析了对华北抗战，有利和不利的形势，指出“这样就造成华北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同时还指出了坚持全国抗战，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重要条件。
3月30日 国民党顽固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游击第5纵队司令秦启荣指使其第5指挥部指挥王尚志部，在博山东部的太河镇（今属淄川区），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队，杀害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政治部宣传科长邓甫晨等10余人，并拘禁干部战士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经与黎玉、张经武同罗荣桓研究，决定进行反击。4月17日张经武率山东纵队1、3、4支队向王尚志部发起反击，将其击溃，收复太河地区，解救了被俘同志。并与罗荣桓、黎玉等指挥山东纵队严厉打击秦启荣部，逼使其逃窜到张博路以西和胶济路以南地区。
3月底 就“怎样使团结合作巩固与扩大”，“动员民众应采取的方式”等问题回答《大众日报》记者以平的提问。指出：“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级政府及各界同胞，大家诚心诚意的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重，放弃一切成见偏见，时时警惕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教训，才能保证团结合作的巩固与扩大”。“由于长期抗战中的极度艰苦与残酷，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既定方针，整个中华民族必然走向团结合作的道路，少数人所制造的逆流，决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决不能阻止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前途。”“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扩大，也只有在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与政府的团结合作的基层上，共同经营，才能很顺利的进行；顽固派独占或分裂抗日根据地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民众的生动力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是贫弱的中国所以必然能战胜强盛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保证之一。所以我们必须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与以平先生的谈话还回答了“反共反八路的根源何在”的问题，指出“所谓反对赤化的反共反八路的逆流，正是反映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共同防共’为掩护进行灭亡中国的恶毒阴谋，正是中了汉奸的造谣中伤，企图分裂全国团结，分裂国共合作的挑拨离间的诡计”。“散布反共反八路的空气，破坏精诚团结，破坏国共合作，客观上正是破坏抗战力量，帮助敌人。”提到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取得抗战胜利和建国成功，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
4月上旬 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建议，派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南下，向苏北洪泽湖一带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下旬，中央电示同意。山东分局、纵队派钟辉率陇海南进支队挺进苏北开辟新区，派李浩然、金明、张彦、杨纯等率一批干部到苏北、皖北地区开展工作。
同旬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指出，山东统战工作过去退让太多，如不加改变，创建抗日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挫折的。要坚决消灭形同汉奸的秦启荣。要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多方争取友党友军的进步，而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坚决反击。
4月10日 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打击秦启荣部的指示电：“对此等顽固之极之徒，在有利情况下给与严格打击是必要的”，“同意你们对此事件之方案”。
4月21日 与张经武就沈鸿烈划分防区命令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如下意见：“要争取泰山及茅次镇、新泰、蒙阴地区以西（即莱芜八、九、三、十区）及博淄河一带（为三支交通），便于机动整顿”。“三支仍在原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集取资财与扩大部队。八支一部（原二支）随东北军向南，莒、日边活动，陇海支队不动”。“兵力部署：四支主力巩固泰莱边，开辟泰山工作；八支、六一团与四支一营开辟泗平、东西石莱根据地”。“陈罗配合问题：泰山徂莱山为整训区，开一部主力到滕泗间之凤凰山向抱犊崮深入路西；要控制大汶河，与路东配合”。并“请子化向于申述，我们执行命令说明困难，子化照以上修正命令，对鲁南坚持抗战是有利的。同时，我们部队照以上计划布置工作，造成事实。”
4月29日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制造了博山“太河惨案”，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召开了山东各界群众大会，悼念死难烈士，并通电全国愤怒声讨秦启荣破坏抗战的罪行，同时做出坚决反击的战斗部署。5月4日 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扩大山东分局为苏鲁皖分局。委员：郭洪涛、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张经武、彭雪枫，郭洪涛仍为书记。
5月24日 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要求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加紧建立专署、县、区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发展地方党组织。决定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凡是有条件的都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即建立双重政权。这是山东分局的一项重大决策。
5月27日 收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坚持山东工作的方针的指示电，要求严格检查山东统一战线工作，深刻认识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中，摩擦亦是长期的。还指示“必须坚决坚持现有阵地，取得继续向鲁南、皖北、苏北发展”，严拒一切调走之主张。
5月下旬 日军“扫荡”之前，八路军3支队杨国夫、霍士廉缴获了敌人合击沂水北部一带的文件；从徐州、青岛等地送来的情报也证实了。为此，山东分局发出紧急动员通知，要求缩减分散后方机关兵工厂，并配备自卫武装。军政人员分散到各部队，帮助反“扫荡”，并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开展分散的游击战；内外线有机配合，打击日军交通线，运输线与薄弱点，避免与日军主力交锋，以保存力量。部署主力部队跳出合击圈，在外围打击敌人。
6月1日至7月14日 鲁中军民粉碎敌军大规模“扫荡”。1日，日军出动2万兵力，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沂蒙腹地反复进行分区“扫荡”。6月6日山东分局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各级党进行紧急战争动员，广泛动员民众参战，扩大游击部队，建立游击小组，以麻雀战消耗阻止敌之前进，打击与相机消灭少数敌人。要求各级党进行深入的传达解释，反对太平观念与恐慌害怕的两种倾向，坚定长期抗战的信心，坚持在原地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至7月中旬，日军占领了沂水、莒县、蒙阴及东里店等重要城镇，控制了台儿庄至潍县、滋阳至临沂等公路沿线和沂河、沭河沿岸地区。八路军山东纵队和鲁苏战区部队在反“扫荡”中作战20余次，历时一个多月，歼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日军“扫荡”，国民党政权垮台之际，鲁中区开始加紧建设抗日民主政权。6月2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及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论述了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党派存在矛盾和分歧的必然性，指出要“具体实施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建立适当的统一战线形式，要发扬同生死共患难的友爱精神，尊重各党派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两党必须实行这些办法才能推进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虽然顽固分子制造摩擦，是抗战中的逆流，阻挠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但统一战线是有光明前途的，悲观论者是无根据的。山东统一战线和全国是相同的，然而又有其特点，“即是：敌人后方的，主力不断流动的，战前两党都受韩复榘限制的，战后两党都组织了游击队伍的，顽固分子是最顽固的，国共两党尚未具体解决的。这六项就是山东统一战线的特点。”指出深刻研究这一特点，才能具体的，确当的解决山东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并进一步阐述了7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途径，指出“这是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在统战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7月12日 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报告政权、党务工作情况。据统计，全省共有党员5.15万余人。当时，我党在山东共计建立32个县政权，随着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扩大了抗日武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斗争，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7月31日 山东分局致电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请示和建议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工作。8月9日得到北方局批准，郭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朱瑞为书记。
8月9日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突然袭击驻莱芜北部雪野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后方机关，杀害干部、战士20多人的“雪野事件”，和围攻驻淄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3、4支队各一部达10余日，制造的“淄河事件”，与徐向前、朱瑞联名发出关于山纵整理及统战方针向北方局、中央的报告：“军事方面：山纵定于年底完成第一、第二两期整训3个主力团计划。第一期编为四支、二支、五支之另一部，六支、陇海支队。完成此计划主力应扩大到2.53万人；划分六个军区：一军区鲁南，二军区鲁西（泰东西在内），三军区胶东，四军区冀鲁边（将来的包括胶济路北小清河分区），五军区苏皖豫，六军区苏皖。普遍发动及壮大地方武装建立军区分区基干队，预计扩大一倍”。“统战方面：在敌‘扫荡’以来，我力量增强，信仰扩大，极利于我此时进行反磨擦，我正进行中。山东实力各派如东北军、沈鸿烈、秦启荣、新四师及各专员相互颇有倾轧。我们统战方针是打击秦，孤立并争取沈进步，继续巩固发展与东北军、张里元之关系，争取在蒙阴县野店的鲁南抗敌协会的李澄之等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8月上旬听取朱瑞来山东分局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创造苏鲁皖区工作任务》报告后，做出《山东分局对今后工作的决定》，一致决定依托鲁南向苏皖发展，开展苏鲁皖抗日根据地工作，巩固鲁南阵地，全部掌握胶东、鲁北，扩大鲁西北、鲁西、鲁西南三面平原。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反对任何中途妥协投降，团结一切力量，彻底粉碎敌之扫荡。《决定》就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政权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8月10日、18日 《大众日报》连载《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之扫荡》一文，文章分析了反对日寇第一次扫荡鲁南的主要经验教训，及扫荡后山东形势的基本特点，部署了当前战争5项紧急动员工作。号召“全体山东同胞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少，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寇的残酷扫荡”。号召“全山东的将士们提高战斗力，提高胜利的自信心，誓死奋斗到底”。
8月23日 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由张经武率第1、3、4支队反击，连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迫使秦启荣率部逃窜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和胶济路以南地区。
9月10日 在山东分局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七大代表。分局决定郭洪涛参加会议期间，分局书记由朱瑞代理。大会开始时，作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当前面临的任务》的报告，讲了六方面问题：（一）我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阐述了相持阶段的特点和基本任务，“就是准备反攻力量，争取反攻的实现。因此，必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联合国际友人，反对国际敌人。”（二）研究“扫荡”战与反“扫荡”战中的问题，相持阶段战争的主要形式，归纳了7种战斗方式，指出相持阶段的到来，游击战争虽然更加残酷，但“依靠情报的来源，判断的正确，民众的帮助，军队灵活机动，指挥官智慧得宜，我们确实有办法对付”，使战争走向胜利。（三）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紧急任务：坚持抗战，反对中途投降；拥护抗日政府，反对任何伪政权；整理各游击支队，提高战斗力；广泛发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着重讲了抗日政府当前的主要工作：实行民主政治，采用民主集中的委员会制度；提倡艰苦奋斗作风，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实行敌后的财政经济政策，以粉碎敌人封锁，渡过难关。要大力发展农业、搞好春耕和秋收；发展手工业和家庭作坊，保护私人工商业，并发展合作事业；组织开展贸易，输出本地土货，输入必需品；取消苛捐杂税，创立统一的累进税；没收日寇汉奸财产，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等；抗日政府内部要厉行廉洁，实行平等生活费制度，建立预决算制度；允许各独立战区设立银行，发行地方纸币，与敌人的伪币作斗争，由我之银行办理低利贷款，以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抗战教育政策。设立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提倡社会教育，广设俱乐部，推广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抗日歌谣；创办各种报刊，通俗读物；开办义务小学教育，以抗日精神教育广大民众。镇压汉奸活动，瓦解伪军促其反正。积蓄敌占区的抗日力量。（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及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总结了山东统一战线的6个特点，提出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长期坚持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性，减少摩擦、精诚团结，共同发展山东游击战争；保卫与扩大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权，开展民众运动；再次提议山东国共两党互派代表，协商一切合作之问题，对顽固不化之顽固分子进行必要的反磨擦。（五）当前游击战争中党的建设，要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大量发展党、巩固党，加强干部党员的民族的阶级的教育。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在于“发现优秀人材，培养本地干部，培养学生干部、工农干部。要关心干部，帮助干部，团结干部，反对派别观念”。发扬党内民主、严格党的纪律，充分发挥党团的效能。“正确建立党政军民的关系，党政军民必须互相配合，协同动作以收合力之效”。（六）拥护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首先要依靠报纸、会议普遍宣传七大的伟大意义，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把党的主张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变成民众的行动；第二是大量发展共产党员，使共产党变成群众性的伟大的党；第三是进行党内民主选举，把党内最优秀的干部和党员选为代表，各条战线要实行中央的路线，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
9月 接到115师转来冀鲁豫支队司令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的电报，得知湖西发生了“肃托”，但严重程度不清楚。山东分局发去急电，要求立即停止捕杀行动。
10月 准备与张经武率领由各区党委、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分别选出的参加“七大”的代表赴延安。此时又接到115师转来冀鲁豫支队司令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的第二封电报，才得知几百名干部被逮捕，很多干部被杀害。事态严重，山东军政委员会和分局迅速做出决定，“七大”山东代表团一行，绕道湖西，解决错误“肃托”问题。因苏鲁豫支队是115师所属部队，即电请罗荣桓一道去处理。在费县大炉等罗荣桓到后，星夜穿津浦铁路，过微山湖，前往单县。制止了严重的湖西“肃托”错误，释放了所有被捕同志。之后，率队离开单县，善后事宜由罗荣桓继续处理。
11月率代表团到达晋东南武乡县，即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18集团军所在地。
1940年
年初随聂荣臻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考察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
2月 在北方局驻地，根据两年来山东统一战线的斗争经验，写出《山东统一战线中的斗争问题》一文，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主办的《党的生活》。文章首先论述了山东统一战线斗争的实质是抗日阵营内部各阶级、各阶层对于抗日问题上的斗争，主要表现于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及抗日人民的坚决抗日路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宁肯牺牲民族利益去向敌人妥协或准备投降敌人，保存自己阶级的利益。而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一致的，抗日愈坚决愈彻底，对中华民族、对无产阶级愈有利。我们同这些民族败类的斗争，实质上是民族的斗争”。文章总结了磨擦增减的规律性和反磨擦的规律性，对山东两年来所展开的磨擦与反磨擦形式进行了总结。政治方面：山东省政权斗争，比起河北省政权斗争更困难些，因为河北是我们捷足先登的地区，顽固分子在我们之后才来。在山东，顽固分子比我们先下手，然而不管斗争如何残酷，我们始终是坚持改造政权的方针，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根据山东的经验，建立抗日政权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是旧专员、县长、区长逃跑，我们就派新的专员、县长、区长。二是在我军收复地区，重新建立民主政权。三是由民主自动驱逐反动政权，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四是民众不满顽固分子的反动政权，但一时又无法推翻它，民众就自动建立一个新的抗日民主政权，与顽固分子的政权相对抗，此即所谓双政权。这种双政权，有一县做一县，有一乡做一乡，有一区做一区。由此逐渐扩大，直至最后缩小与推翻反动政权。五是往敌占区委派县长、区长，在敌占区扩展我之范围与影响，缩小敌占区与敌之影响，逐渐收复敌占区。这五种办法，是我们过去取得政权的主要方法。为保卫抗日民主政权，我们必须坚决进行反磨擦。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在我军占据优势的地区，坚决消灭顽固分子的政权；二是实行进步法令，树立民主政权的威信；三是动员民众力量，保卫民主政权，反对摧残、破坏、暗杀；四是实行行政人员兼任八路军军职的办法，求得八路军的合法保障。采取这四项办法，使我们取得的政权，有了保证。在军事方面：坚持八路军留在原地，能起到极大的抗日作用，同时坚持军队以机动为主，拒绝了顽固分子在一定地区的无理限制。最后，顽固分子又限制供应我军粮食、经费，企图以物质困难来威胁和困扰我军。我则坚持通过政权进行统筹统支，或组织募集委员会，以合理办法自动筹募。在民众动员方面：坚持保护抗日民众团体，反对顽固分子摧残抗日团体的反动、倒退行为。文章还就反磨擦战的方式方法问题进行了辩证分析。
10月 由于道路不通，直到1940年秋才通过同蒲路，经过晋西北根据地，历时一年，到达延安。
1941年
年初根据1939年11月至1940年秋，历经一年对华北各根据地的考察，总结写成《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
在政治建设方面，文章就根据地政权性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组织机构，实行进步的社会政策及加强锄奸工作进行了阐述。晋察冀边区最高行政机关是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积极推动各级政权的民选运动，推动各级民意机关的建立，改革行政机构，与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现象做严厉的斗争；积极的组织民众，帮助和推动民众运动的发展，并实行改善民主的方法，调节各阶层的关系。正因为这样，它成为边区人民，边区各阶层坚持团结抗战的核心和领导者”。“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具有新式的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它认真切实地、紧张有秩序地进行工作。虚心向民众学习，听取民众的意见，经常地检查工作。这些优良制度与工作作风是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现象”。“为了保障人权，必须规定：除个别特殊紧急情况外，非县政府不得逮捕犯人，非主任公署（或专署）不得枪毙犯人，逮捕和枪毙犯人，都需要证据确实，公开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必须实行进步的政策，贯彻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而且对少数民族予以优待。实行适当改善民生的政策，优待抗属和抚恤抗日烈士及伤员，对妇女儿童实行的保护政策，颁布婚姻法等，指出“这一切就是抗日敌后根据地政府已经和继续实行的社会进步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行，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条件”。
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加紧发展抗战所需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军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欢迎私人投资，并提倡手工业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应当积极保护并多方协助农民的生产。在商业上，应当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体制。在金融上，打击伪币的流通，建立地方银行，吸收法币，发行流通券。所有这些都是坚持敌后抗战所完全必要的。其次，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必须有利地调节敌后各阶级的关系，同时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要废除杂税，征收统一累进税，减轻地租，减轻利息。再次，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抗日胜利的过程中，准备必要的条件对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计民生。文章就以上各方面政策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发展文化建设方面，指出“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政治觉悟，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最基本的任务之一”。欢迎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来抗日根据地上学，做事。给予文化工作者以广泛的研究、讨论、创作、出版的自由，并且热忱关切和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必须打破某些干部轻视自然科学的观点，积极开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共同解决自然科学理论上和应用上的各种问题，要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的运动，以推动生产事业，促进经济建设。健全教育机构是今后发展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当使干部懂得，如果不把革命后代的广大儿童，教育成为优良的革命公民，就不能建设新中国。学校教育工作应遵循：第一，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子弟，都有入学的机会。第二，必须注重教育实用科学。第三，各级学校的学制、课程必须正规化。第四，学生编制和组织应实行军事化，以适应敌后战争环境。
春至1942年2月 任七大代表学习班党支部书记。
1942年
2月 进入中央党校学习。2月1日，听取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所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6月8日 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参加在全党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10月19日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于会，会议原定半个月，但是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会期一延再延，直到1943年1月14日闭幕，历时88天。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西北局系统党政军民学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共209人。中共中央为了具体指导这次大会，决定由任弼时驻会参与领导。
11月17日至18日 高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把陕北和陕甘边说成是一个苏区，是“我们（指高岗等人）这些人创造的”；指责郭和陕北特委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说郭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企图把刘志丹等杀了，好当西北领袖；还编造出朱理治和郭洪涛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郭想当土皇帝”，甚至郭到山东工作后又搞宗派，在“湖西肃反”中继续杀人，等等。由于高岗蓄意歪曲事实并形成会议结论，造成西北苏区一些历史问题的长期争论。
12月l2日 西北局作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除保留了1935年11月30日对戴季英、聂洪钧两人的处分外，其余全部撤销。重新解释了造成肃反的原因，并对朱、郭的错误重新作了处分决定。
12月 接到《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第二天，即向中央党校所在党支部书记张启龙谈了对陕北历史问题及对个人结论的保留意见。张启龙建议找党校校长彭真反映。彭真听了后，即与负责领导西北局工作的任弼时约好，直接向任弼时反映。郭提出了四条保留意见：“第一，高岗说陕北特委和我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党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第二，高岗说陕北和陕甘边是一个苏区，并说成是他们（指高岗等人）创造的，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苏区是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领导创造的。第三，高岗说我主持肃反，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不是肃反主持人，我是反对逮捕刘、高、张等红26军领导干部的。第四，高岗说朱理治同志和我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是不符合事实的；朱理治同志和我都赞成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同意程子华同志的建议，红15军团继续向南出击，调敌北移，以保卫陕北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对这些与事实不符的重大问题，我一直保留意见。此外，对高岗说我到山东工作后，又搞错误的‘湖西肃反’，继续杀人的问题也保留了个人意见。”
1943年
全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
4月23日至6月11日 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中旬抗战胜利后，中央从延安和解放区抽调大批军队及干部奔赴东北开辟根据地，郭向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彭真提出请求去东北工作，很快得到批准。
9月下旬至年底偕同妻子史秀芸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与公务员李志远、郭高奎从延安出发。往北经过故乡米脂，稍作逗留，告别乡亲后，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一路骑马步行，经丰镇、张家口、古北口到承德，坐上带篷布的火车到达阜新。第二天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处报到，任命为干部队政委，干部队有去东北工作的干部七八百人。因东北局准备迁到梅河口，即率队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