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完湖西肃托事件以后，我和张经武率代表团继续向延安进发。随后来到晋东南的武乡县，也就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得知七大将延期召开。当时阎锡山在晋西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就是十二月事变，我们被耽误了一段时间。
十二月事变解决后，我们随聂荣臻一同穿过正太路。聂荣臻是来八路军总部开会的，开完会我们就随他的部队一块儿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过了正太路，进人晋察冀根据地。我们在平山县住了一个时期，这个县是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得最好的地方之一。我注意考察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到延安后发表过一篇文章，即《论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一文。因为道路受阻，我们到1940年的秋天，才通过同蒲路，经过晋西北根据地，于10月左右到达延安。
我们这支队伍从山东到延安，前后走了一年，很不容易。我们都骑马，还有部队一路护送。路上过封锁线时。日本人打枪，冀南妇联会主任杨俊秀(后来成了朱春和的老伴)负伤了。她也是七大代表。这是我们从山东到延安路上的简单经过。
当时我们山东代表团去开会的七大代表一共有几十个人，有地方党的代表，也有八路军第115师的代表。张经武是山东纵队指挥，是我和一块儿去的。王其人、朱春和、于眉、柳云光、高锦纯、阎世印、张修竹、史秀云、崔月楠、姚仲明、郭子化、孙志谦、古德勤、邓克明、钟辉、徐运北、张北华、崔健等，是跟我们一块去的。
在以后的山东代表团中，朱瑞、徐向前、江华(黄春圃)、吴仲谦是后去的。第115师的代表还有陈光、何毅、何德全、王为群、关星甫、张次宾、杜步舟、贾震、王文介等。有些代表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1941年春天中央决定七大代表学习党的历史，分清两条路线，组成党的支部。我和陈郁、古大存是支部成员。我任支部书记，陈郁、古大存两位分别任生活干事和组织干事。1942年2月，中央决定取消上述支部。七大代表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毛主席在延安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即整顿三风的报告。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政治、军事、组织及统一战线方面的理论，对王明的投降主义，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这次路线学习，弄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七大的召开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45年4月23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我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4月24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20多年来特别是八年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斗争的经验，科学地预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他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而斗争，并且提出了一般纲领和具体政策。大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翌日，朱德同志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根告。在报告中特别提出了逐步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迎接抗日大反攻的战略任务。5月l4日至15日，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群众路线是党的报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指出无产阶级在历史转折时期必须分清敌我，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率领同盟者为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我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陈云、叶剑英、陈毅同志等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发言。6月11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作了闭幕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我参加这次大会深受教育和鼓舞。这次大会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政权，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城立刻沸腾起来，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分享了胜利的喜悦。此刻，许多同志意识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新的斗争在召唤，大家纷纷要求到新区去。阎红彦同志告诉我，他己向少奇同志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到晋东南129师工作，还动员我离开陕甘宁边区。我即向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提出这一请求。当时正值中央陆续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10万部队和两万干部挺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很快我也接到去东北工作的通知。解放战争时期从此进入东北铁路工作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