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在“湖西”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即肃清托洛茨基派)事件，杀害了包括苏鲁豫区党委负责于部王文彬、马霄鹏、张如、赵万庆在内的各级党政干部约300人，在押的200多人，矛头还直接指向山东分局机关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一些负责干部，并且逮捕了包括苏鲁豫支队司令员，红军老干部梁兴初同志在内的区以上干部五六百人，造成了乱捕、乱杀的严重恐怖局而这一“湖西肃托”事件是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后畏罪自杀)和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后投敌)等人制造的一起重大历史冤案。二王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了他们一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串供，然后再依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冤案越来越严重。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时，正值日寇对鲁中进行“大扫荡”，山东分局与苏鲁豫区党委失去了联系，因此，分局对湖西肃托事件，一无所知。9月山东分局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参加党的“七大”代表，我被选为代表之一。我去参加会议期间，分局书记由朱瑞同志代理。正在此时，接到八路军115师转来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同志的电报后，分局才得知湖西发生了“肃托”的消息，但严重程度如何却不清楚。10月，收到115师转来杨得志、崔田民同志的第二封电报，才得知几百名干部被逮捕，许多干部被杀害，并牵连到山东分局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我感到“湖西肃托”的错误非常严重，必须立即纠正。那时。我和张经武同志正准备率领山东代表团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山东军政委员会和分局决定，我们绕道湖西，去解决错误“肃托”问题。由于“湖西肃托”牵连到115师所属部队，我电请罗荣桓同志一道去处理，得到了他的同意。我和张经武同志及山东代表团一行先到115师驻地费县。10月26日，罗荣桓同志赶到大炉与我们会合。罗荣桓同志决定抽调了一个主力红军营的警卫部队，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也带上了，以防意外；并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待我们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我们一行星夜越过津浦铁路，过微山湖到达单县。我和罗荣桓同志住在一幢坐北朝南的屋里，中间是堂屋，东西两间住房，罗住东间，我住西间。按照商定的分工和谈话的内容，罗荣桓同志找王凤鸣谈，我找苏鲁豫区党委书记谈。我问他:“你们抓人杀人有什么证据了”他说:“有口供。”我又问“你们在审讯时是否用刑?”他承认用了刑罚。我对他说:“问题就在这里。你们搞逼供信，使用刑罚，他们只能按照你们的想法供认，这样多少同志受到牵连。假如找一个人拷打他，将你供出是托匪，你承认不承认?!”他理亏词穷很惊慌，脸色也变了，承认“肃托”是错了。罗荣桓同志找王凤鸣谈的结果也如此。在分头问过这两个人后，罗荣桓同志和我都认定“湖西肃托”是完全错误的。于是我们严厉斥责了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和王凤鸣，指出：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真是无法无天，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请示山东分局，也不请示115师，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并决定立即释放梁兴初、李贞乾、郭影秋、郝中士等所有被捕的同志。罗荣桓同志和我还分别对释放的军队和地方干部讲了话，进行安慰和勉励，这些同志深为感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之后，我和张经武同志等一行即离开一单县，前往延安，善后事宜由罗荣桓同志继续处理。
“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在全党有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这一冤假错案，在党组织领导下陆续得到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彻底平反。为纪念在这一重大冤假错案中蒙冤被杀害的同志们，在单县建立了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