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7年春先于李处长调到滨海专署公安局，他是1948年夏调任滨海公安局付局长的(即鲁中南行署第六专料公安局)，我在他身边工作六年之久。1953年李处长调省公安厅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念念不忘老领导，每次去济南都要拜访他。
还在李处长任郯城县公安局长时，我就听说他工作有魄力，对工作要求很严，但是非分明，在干群中流传“能文能武的李老鸿，聪明伶俐的小张明(县委宣传部长)”。自相处工作后，深深感到李处长确实能文能武，廉沽勤政、原则性强、大公无私、雷厉风行，处理问题事非分明，讲起话斩钢截铁、理直气壮，对干部关心爱护。所有这些，得到了公安干警的广泛赞誉。
一、有力地开展了镇反运动
李处长任职期间正值全国解放不久，建国初期，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潜伏的特务、土匪头子、反动会道们、地主恶霸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党中央果断的发出镇压反节命的指示。李处长在觉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公安部门的作用，深入发动群众，对各种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坚决镇压、破获了大批反革命现行破坏案件，扑杀了一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话动，保卫了人民，巩固了人民政权，受到了地委和省公安厅的表扬。
二、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在镇反运动中，杀人权归地区，他是地委委员，主管政法工作，各县上报的死刑案卷都由他审批，工作量相当大.他日夜加班加点。1951年6月23日省公安厅来电指示在25日前统一行动，集中杀一批反革命分子。他看过电报后，要我立即通知各县公安局长带材料来回报，在他审批以后，一再交待，如果发现问题，立即停止执行，他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且人头落地，不可收拾”。有一次，危祥山同志向他汇报批捕案件，他伸手要材料。危说没有写出来，李处长严肃的说“没有材料，凭什么抓人?叫我把章盖在你嘴上?。从此，老危逢人就说:“李处长要求真严，抓人没材料，要把章盖在我的嘴上”。由干李处长严肃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全区末发现有错捕、错杀案件。
三、大公无私 勒俭节约
李处长一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从不讲排场、摆客气，公私分明，济正廉洁，他对公家的财物尤其爱护。记得1948年局机关由莒南县坷垃坡南迁赣榆县界车沟村, 49年又由界车沟北迁临沂，所有的家具都要清点登记，保证不丢不损，搬到临沂后，有一方桌腿磨损，他质问原因，我对他说明情况才算完。1950年以后，虽然机关扩大，人员增多，仍然使用若这些旧家具，其中大部份是鲁中南行署公安局撤销时留下的家具。有时宁可两人一张办公桌，也不让买新的。那时我负责财会工作，因存款没有箱子，请示他批谁做了两个白木箱，不让上油漆，能用就行。他对于“特
情”招待费控制的很严，绝对不能超标准。有次让我去买一盒烟招待职业点的同志。因为买了两盒，受到批评。各县报来的特情招待费，他都亲自审查。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外时事新闻，在科长们的请求下，买了一台收音机。他交代此机由机要秘书赵和忠专管。有一次我擅自开机被他当场批评，“王村，我们用七千斤高粮的钱买了这部收音机，你别给弄坏啦”。他的衣、食、行方面从不搞特殊，与人平等。撤销职业点时交来一部汽车，他不用，叫人卖掉后买来几辆自行车供大家出差用。省公安厅发给他一辆摩托车，他不要，专骑自行车。有一次他去济南开会，按待遇给买了软席票，上车后他见还有不少软席空座，他说服列车员让我同坐软席。我第一次坐软席，心里十分感激领导关怀。
四、政治气度高，作事讲原则，对人诚恳，勇于自我批评。
在与李处长共处六年中，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对于他的脾气、性格令我十分钦佩。他处理问题,对事不对人，不搞印象观点，不记成见。对别人这样，对个人也如此，错了就检讨。我受他的表扬不少，挨的批评也很多。有时批评很严厉，如说我是“橡皮统计”，一拉就长，一松就缩。有时我接受不了。过不多会，他停下办公，出来喊“王村、董家亮、梁作善，来，咱们打一把(麻将)，醒醒脑子”我不答腔不理他。他又笑着喊:来、来，我有烟来吸枝烟消消气。有一天是星期日，侦察科的同志包水饺。李处长忙乎乎的来找我，进门就喊“王村你怎么搞的，乱弹琴，你给我胡编乱造”，随手把一张表放在桌上.拍着叫我看。我一看是他改错了,便不慌不忙的找出底稿互相对照，发现是他用红笔把一贯道坛主改为盘主。我也拍着原表气乎乎的说“这是谁搞的?是谁胡编乱造的?他一看笑了，说
“王村，我错啦，我检讨，别生气”。那时我是职业点党小组组长，每次过组织生活，他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小组会，从不迟到早退。主动检讨一周来的思想作风等，要求大家给他提意见。大家指出他脾气暴躁，教育同志的方式方法不当等。我对他不客气，批评他“吃检讨饭”，虽然改了不少，还是动不动发火，这样会脱离群众。他当即表态，一定改。我说:你再不改我们党小组就要斗你。他笑着说“王村，你还能把我当成地主恶霸斗吗？”惹的大家哈哈大笑。
五、关心下属干部，体贴群众疾苦
李处长在临沂地直机关很有名望，都知道他大公无私、一身正气，令人敬佩。有次在剧场召开地直干部大会，他作报告达三小时，不用讲稿，虽然没宣布不谁吸烟，但无一人敢吸烟，全场鸦雀无声，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散会后许多人议论:“李处长真有水平，不用讲稿，讲了三个小时，没有重复句子，没有任何啊嗯等病语，真是名不虚传。在“镇反”运动期间，统计组的同志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睡眠不足，身体衰弱，精神不佳。他见此情形，除了安慰外，特意安排伐们吃小灶，为我们买鸡增加营养。1950
年夏，我生病发高烧，李处长每天看望我几次，嘱咐医生秦怀宝抓紧治疗，还特意叫伙房加工鳖汤为我补养。平时，他亲自帮我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因为我没学过数学，不懂什么百分比，他教会我百分比。我划大表的尺子不够长度，他马上叫管理员找了木匠加工了可意的尺子。所有这些，使我十分感动，李处长是实心实意无微不至的爱护干部。
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作风
1950年整编后，公安处机关增至八个科室近百人，下属还有连队、劳改大队等。虽然先后调来两位付处长，但是不久都调走了，李处长一人统帅全局，包括十三个局公安局和新海连市公安局。工作量大、任务繁重，经常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尽若如此，他仍然模范地执行各项制度，位天早上按时起床，到操场活动。学习时间，他到各组查看人数。工作时间不准做私事，不谁玩笑。一旦休息号响停止工作，参加工间操。休息时间,主动与下级人员说笑，平易近人，无任何拘束。有次星期天，他与临沂县公安局长张方庚打麻将。到了中午，郭英章叫他吃饭，他叫我替他，不一会他就慌忙地回来了，一看我输了。他说“王村，你怎么搞的，我吃一碗麻将的工夫，你竟给我输了一把面条”。大家都笑了。他疑惑的问“您笑什么？”张局长说: “你吃的是面条，不是麻将”。他这才明白自己说错了，也笑开了。由于处长以身作则，为下级作出榜样，全体干警都能自觉地从严要求自己，向处长学习。全处上下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局而，互帮互学、勤奋工作。镇反期间，我和相庚之、赵思堂三人负责统计工作经常加夜班，傅承宪同志主动帮助，他工作到凌晨时打瞌睡，表上滴了一堆墨水，我用退色灵处理后送交处长，他一看，
字迹不清，问我这是怎么搞的?我如实的说是小付帮忙累乏了滴了墨水。他点点头同情地说“太累了，快去休息吧。”有次也是加夜班，梁作善同志主动帮忙，有张表三次送处长审阅都不对，这时已是下半夜了，处长叫我来算盘，他念我打，他的视力换糊了，想休息下恢复视力，便喊通讯员小闫给他挠挠脊背，又叫小闫摸摸他瘦了吧?小闫一摸他的瘦肋骨，他啊了一声。又笑又跳说:“小闫，你这下让我又率精神了。”
七、一身正气，不谋私利，勤俭持家
原行署公安局留下一匹马，是给他骑的。他不骑。叫我卖了，买来一头驴给伙房拉磨、头粮买柴用，为大家的生活服务。组织上给他配备的警卫员，他不用，他到各县出发，自去自回。到省里开会，住山东宾馆，别地的处局长都是首长、警卫员、秘书三人单住一间，而他却住在套房
里。他的生活费享受小灶待遇。他一再叮嘱不准超标准。他经常工作到深夜，靠吸烟提精神，有时津贴费不够用，便写借条从下个月津贴中扣除。
他对家庭子女教育相当严格，从小培养勤俭自立的好习惯。他的人儿名叫克勤，二儿子叫克俭。他干1948年和郭英章同志结婚时没举行任何仪式，许多人都不知道，以至闹出了笑话。有次郭英章由临沐县来探望李局长，王怀兰(女)不知他俩旱己结婚，拉着郭到她家里住。50年搬到临沂后，不到星期天不谁郭回来住。调到济南以后，李处长对两个儿子要求很严，1964年我在济南学习，星期天就去他家，每次都是热情接待。12岁的克勤和10岁的克俭，轮流值班做饭、买饭、打扫卫生。有次我去以后，李处长给克勤1角钱，叫他乘车去叫他妈妈来，回来后他把一角钱交回爸爸.说是跑着去的，省下1角钱。老郭回来后，发现二儿克俭呆呆的站在厕所里.一问原来是因为卫生没打扫好哥哥罚他的站。经老郭和我说情，才让他出来。有一回我和李处长喝洒，克俭上街买菜回来，交给爸爸1角钱.说是拾的。李老叫他回去打听下谁丢的，再给人家。还有一回，老郭说“这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很孝顺，他们只吃粗粮，省下细粮让我们吃”。有次，二老四五天没在家中吃饭，回来一看，粗粮票全没了，只剩下细粮票，便问克勤为什么?克勤说“俺小孩们肠胃好，吃什么都一样”。这事对我非常感动。老领导的言传身教，使孩子们从小就厉行勤俭节约、拾金不昧，令人起敬。后来多年未再见面，听说孩子们的学习、工作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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