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炉边话徂徕——悼原省民政厅厅长程鹏同志
一九四六年岁末的一天，为了一件临时性的工作，我从滨海来到了鲁中的一个山村里。那里正在举行着一个什么会议，因为没有大的房子当会场，是在一个场院里搭起席棚做会场的。在这个会场里。有人向我介绍：“这就是参加过徂徕山起义的。程鹏同志。”
从长凳上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的程鹏同志，是这鲁中行署的专员，年纪约莫比我大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子，农民型的面孔，披着一件山羊皮的旧大衣，憨厚地朝我笑着，问我什么时候到的，住下没有？当知道我还没有来得及找住处的时候，他说：“等散了会，先到我那里去，咱们一起挤挤。”我正很想知道那次著名的起义的情况，于是就欣然接受了他的邀约。
散了会，吃罢晚饭，是掌灯时分，他在他那间小屋里，拨旺了炭盆，支好了瓦壶，在炭火里还埋进了两三个地瓜然后就邀我一同坐在炭盆边的小板凳上，聊起天来。
他说：“日子过得也真快。1947年的元旦就要到了。你不是要我说点徂徕山起义的事儿吗？这事已经整整九年了。”以后，他就一面在炭火上，烘着手思索着，一面，慢条斯理的说了起来。
九年前，也就是1938年的1月1号，我们正聚在徂徕山南麓的山阳村程照轩同志的家里。
在那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起义誓师大会。会场设在程照轩同志家的磨沟里。举手宣誓的有省委机关人员、延安派来的干部、平津和山东的流亡学生、泰安抗敌后援会的会员，泰安封家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团员、当地的农民、矿工、小学教员等等，共百十多个人。洪涛任这支游击队的司令，赵杰任副司令，黎玉任政治委员。
那时，正是鬼子五天以前侵占了济南，兵车开到了大汶口，国民党的十几万大军，连同各县县长，警备队，不战而逃。万千山东父老陷入鬼子的铁蹄之下，颠沛流离的时候。
这次起义是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号召举行的。北方局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省委除了要求全省党员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以外，经过周密的筹划，直接组织了这一次起义。
这个起义誓师大会开得很庄严，很隆重，武器虽然不多，斗志却是十分高昂。我们拿着二十几支陈旧的步枪和大刀、梭镖，高呼着：“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坚决抗战到底。”
从这一天起，祖莱山上，就飘扬起红底白字的队旗和鲜艳的红旗。从这一天起，山东的国土上，就传遍了我们党的武装起义抗战到底的伟大号召。
他在炭盆里加了一些木炭，一面拨着炭灰，一面说：
游击队成立的第一天，就开始争取溃逃的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
我们遇见了从黄河边溃散下来的五个“第三路军”的士兵，他们朝我们开枪，但是我们不还手，用喊话说服了那些士兵。在双方交谈以后，他们决定参加我们的抗日游击队，并且去动员了别的士兵，一同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在以后几年的战争中，那些士兵都成了我军的营连指挥员，有的还成了共产党员，也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游击队的生活，像你经历过的一样，非常艰苦的。没有弹药，没有粮食，没有被服。大家掏出从家里带出来的那点钱，买干粮分着吃。晚上，没有东西盖，大家挤在一些草窝里。和盖从家里带出来的被子。有的盖着破席头，上面撒点麦秸。
当初，没有根据地的日子是很难过的。部队开到一个庄子，庄里的人往往把大围子门一关，围墙上伸出乌黑的枪口。
部队便只好挤在庄边上的草垛跟前露营。半夜里冻醒了，或是饿醒了，就集合起来，纵情的唱着抗战歌曲。
第二天清晨，围墙上的人们，看一看村边的菜园，连颗大葱也没少，这伙穿着长袍、短袄、大衣、皮鞋……五颜六色的队伍，却整齐地在麦场上练操。他们的眼眶湿了，自动地打开围子门，送出了白面和猪肉。同志们便抓紧这些机会，宣传民族的危难和党的团结抗战的主张。于是，枪借出来了，粮食捐出来了，有的青壮年农民参加进来了，我们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起来了。
说到这里，他望着那通红的炭火说：“大家应该记住，‘老大爷’‘老大娘’这些尊敬群众的称呼，就是从那时候流传下来的。
他接着说下去：
身为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和洪涛同志、赵杰同志是这个小游击队的领导，他们都是最辛苦的人。白天他们要筹划部队的行动和全省发动游击战争的计划，晚上要查哨。行军时，还背着小包袱。乡下的同志替黎玉同志弄来一匹老马，他却让病号或女同志骑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裹着那件半旧的灰白线长袍，囫囵地和大家挤在草窝里讲着故事。他们就这样团结了农民队员。曾经有几个农民队员，高粱熟了，要求回家杀高粱；豆子熟了。要求回家割豆子。不准假就开小差儿。但是，往往当他们自动归队的时候，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带来更多的参加游击队的同伴。
有一个农民队员，曾经开过三次小差。每次都是自动归队。在第三次归队的时候，队长要开除他，他竞像小孩子一样地嚎啕大哭起来。后来，他就没有再开过小差了。
许多的农民队员，在游击队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中，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变成了坚强的战士，有些成了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
谈到打仗 ，程鹏同志的兴致更高了。他轻轻挥动着手中的拨火小棍说：
游击队作战是很勇敢的。
部队刚成立十几天，队员们眼见山下敌寇的汽车毫无顾忌的顺着大路横冲直撞，实在忍不住这口气，天天吵着要求打仗。
在1月16日的早晨，部队开到寺岭。那里是鬼子的汽车时常来往的地方。
寺岭的群众，听说游击队要在他们庄上打仗，吓得连忙作揖，请求不要在庄里打，免得鬼子烧房子。为了照顾群众的利益。我们只好撤出庄子，开到泰（安）新（泰）公路的旁边。
那时，部队刚成立十几天，许多人还不会利用地形，不会瞄准。大家散乱地卧在公路两旁赤裸裸的麦田里。
不多会儿，两百多鬼子兵乘着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来了。我们的游击队员便一拥而上，乱扔着自制的硫磺炸弹，放着土炮和步枪。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从来没有遇到过抵抗的敌寇，惊慌地“哇哇“乱叫，跳下车来慌乱地向我们射击。战斗进行了不到几分钟，鬼子便把六七具尸体拖上汽车，一溜烟的逃跑了。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有了第一个牺牲者,他姓杨，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是一位小学教师。
部队回到村里，群众马上搭起了灵棚，装殓了烈士的遗体，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在那些焚化纸钱的老大爷、老大娘的虔诚的脸上，流下了多少眼泪啊！
有名的双槐树的伏击战，是在以后不久进行的。那时候我们已经设法弄到了两颗六七十斤重的电雷。在双槐树附近的泰新公路上，炸翻了整整一汽车鬼子兵。
说到这里，瓦壶里的水已经开了，炭火里烤熟的地瓜，冒出了诱人的甜香。于是，我们开始喝开水，吃烤地瓜。那烤地瓜的香味儿，过了许多年我还记得。
如今，程鹏同志已经逝去。他讲的关于徂徕山起义的故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可惜的是，在那个冬夜的炉边，他只讲了别人，讲了整个部队，关于他自己，却是一句也没有。虽然，当时他在这支游击队里，担任着中队长的领导职务。
原载于1983年3月30日《浙江日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