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的筹备与实施1949年2月8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电示，我调任华野第七兵团政治委员。
同年二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为做好接管浙江的准备工作，在安徽省蚌埠成立了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谭震林同志与我分工，他奉命统一指挥第七、九兵团渡江作战，我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是把华东局从山东调浙江工作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按省、地、市、县成套的迅速撒向全省各地。这些干部，包括各级（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担负主要工作责任的和专门从事党务、军事、政府、民运、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工作的，他们经过根据地建设的不同锻炼，各有一定领导工作及本职工作的经验，南下前后，又经过集中学习，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约法八章、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指示，都有基本的了解，是开辟浙江新区工作的一支主要力量。
4月1日，我从七兵团驻地安徽的庐江到华野总部驻地蚌埠。从华野总部了解到，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十套，区（指大区）、县、区委级三十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三套，县、区委级十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约八千人。另外，还有早在1948年春季，由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总部调出，随华野先前纵队南下，赴浙江工作的一批浙江籍和曾在浙江工作过的地、县、区干部。
自4月15日至月底，我与筹委会杨思一、李丰平及朱讯问志等一?起，先后到界首（属尚邮）、尚邮、宝应、扬州，向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兼华东局党校校长温仰春同志，及干部纵队一支队（即鲁中南支队）、三支队（即渤海支队）和铁道财办的负责人，了解调浙江工作的干部情况，重点是了解区党委级和地委级干部的情况。渡江前后，筹委会研究了全省行政区的划分，杭州市军管会和省委的组织机构，以及各部干部的筹备方案。
为了便于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开展工作，在渡江前，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多方收集浙江和杭州的情况资料，了解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经验，供南下干部学习、参考。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得到了陈丕显同志、杨帆同志、陈光同志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的热情支持。
4月30日下午，我和筹委会诸同志从六圩（属江苏）南渡长江，到达镇江。
5月3日上午，我去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陈毅同志和饶漱石都在，华东局指示：对接管浙江及省委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照办。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我军可能于今明两天进占杭州，要我们当晚就出发去杭州。
下午，我们就到南下干部纵队接收去浙江的干部。汪道涵同志向八兵团部交涉了汽车、火车，把全部南下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
5月3日，七兵团解放杭州。5月4日晚，谭震林同志与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
同志等即进驻杭州。
5月5日晚，我赶到杭州，与谭震林同志会合，筹委工作结束。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宣布成立，谭震林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省委会议，确定了省委各部组织机构及各部负责人和杭州市军管会各部组织机构及各部负责人。
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谭震林同志为主任，我和汪道涵同志为副主任。军管会除统一管理全市军事、民政等事宜，还负责全省解放初期的有关工作。
接管杭州和全省城市的工作，在我赶赴杭州的当天（5月5日），谭震林同志巳与先到杭州的省委同志作了讨论，根据初到新区，情况不熟，干部不足，群众尚未发动，领导缺乏经验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接管方针：宁缓勿急。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接管；一方面，迅速分配干部，作战略展开。
当时我们的困难，是干部太少。接管杭州这样一个有50余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只有400多名干部，先只能接管三分之一左右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医院。接管全省的干部，包括随军南下的8000人，和原在当地坚持斗争的3000人，总计不过11000人。全省有杭州、宁波、温州3个中等城市，10个地区，近70个县，每个县平均只能分配带70多名干部，管了城市和交通线，还要管广大的农村，就不免顾此失彼。
接管开始，由于敌人整体崩溃，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约法八章在敌人内部很快传播，国民党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光之外，其他，不仅官僚资本企业及财政金融机构没有逃跑，听候接管，就连国民党杭州市及浙江省的党部和政府机关也没有逃跑，档案也都原样保存，听候接管。这对我们进城很快，干部奇缺，因而只能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接管，很有利。根据这一情况，省委执行了由省到县，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经报告华东局批准后，向接管单位正式宣布。对旧职人员，立即发给维持生活的费用，教育他们安心守职，听候接管。接管，起初也只是派军事代表去并不立即办移交，移交须情况了解、准备妥当后再办。
接管官僚资本的工作较为复杂，蒋介石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官僚资本企业都有整套系统，有较大规模。杭州在解放前一年（1948)，私营工厂突然增加120多个，有官僚资本转过来，隐藏于民族资本企业。为了完整地、有秩序地进行接管，根据中央指示，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方针，省委于1949年5月30日正式发出了《关于金融、贸易、邮政、电讯、公路、铁道、税收诸部门，各省皆按整套系统进行接管的决定》，以杭州为中心，整套自上而下进行接收。由各地野战军及各地党政在进入所属地区后，派遣部队看管，并按系统分别派遣军事代表。军事代表的任务是：监督被接管机关、企业办理交代，保证贯彻执行本系统上级所决定的任务。
接管工作中，对官僚资本企业各部门人员，先接管，后改造，大部留用，只清洗个别反动分子和少数官僚分子。对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组织，即令解散。其人员除专家、技术人员、下层员工留用外，其余另行安置，或遣散回乡生产。对遣散者，经过教育，发给遣散费（按当时币值，每人四千元）。在1949年5、6月份，我们注意到了凡是估计遣散对上海、南京有不良影响的，决定暂不遣散，集中训练，生活上给予必要的供给。但七月以后，认为财政困难，草率地遣散了一部分旧职员，引起波动，最后还是按“包下来”的政策，由我们负责安置。
接管城市的工作，至1949年6月份，全省自杭州、宁波、温州3个中等城市至10个地区、近70个县，除8个县以外，都已基本完成。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接收了国民党大部分旧职人员，不使流离失所，并逐步加以教育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抓获了一批严重危害人民的特务头子，仅我军进人杭州时，一个晚上就抓了一百十多个用手枪和恐吓信威吓工人、学生及进步人士的特务分子。严厉取缔了银元贩子，打击了大搞投机倒把的不法商人，排除与收兑了伪币，同时举办折实存款，平衡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解决城市居民粮食和燃料供应的严重困难，维持和恢复工业生产，接管杭州，自来水厂、电厂照常供水供电，邮政电讯照常营业，其他工厂也都未停产。各级党委从中取得了新区工作的一些经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协调会师团结
浙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野战军的，有老解放区随军南下的，有原在当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的（其中又分别来自浙东、浙南、浙西等各自为战的游击区），有杭州地下党坚持城市秘密工作的。这各路干部，在解放军主力人浙，不断歼敌的进军中，而先后胜利会师。会师后，南下大军及干部与原在浙江的游击部队及干部的团结，是有关我党我军在解放全省的战斗中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键问题，是有关我军与全省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为了搞好会师团结，省委就结束前各游击区党委和杭州市委的工作，——作出了决定，还作出了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谭震林同志从会师大会讲话、小会座谈到个别谈话、起草文电，花了很大的精力。我由于在浙江解放前与上述各方干部工作上都有所接触，有所了解，并按照省委分工，秉承谭震林同志意见，对各方的协调工作做得多些，他还特派我去浙南，具体帮助做好会师团结工作。
全省的会师，总的说顺利的，尤其是在县级以上，一般各方都较自觉地注意互相团结，只在个别地区一度发生过一些不够团结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野战军和南下干部中的领导同志工作方法不够注意，在奉命限期到达当地之初，没有首先向当地领导干部了解情况，处理会师中的问题过于性急，引起当地组织一些同志的误会和不满。另一方面，由于当地主要领导同志在胜利形势下，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生长，组织性、纪律性欠缺，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事。
对会师中的团结问题，省委的处理原则是：
本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各方做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以求团结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同志一道工作，齐心协力创建新浙江。
会师中发生的问题，涉及省委负责的事情，省委就说明是省委的责任，不应责备其他任何一方的同志。对各游击区和杭州地下党的工作，省委都明确肯定基本上是正确的，有成绩的，并指出胜利的到来，主要因素是靠解放军大量歼灭敌军和解放区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在会师全过程中，省委坚持划清这种界限，始终如一,毫不含糊。
在接管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召开有关双方领导干部座谈会和作个别谈话时，谭震林同志和我对任何一方的同志，有缺点当面指出、批评，启发他作自我批评；在他尚无自我批评的觉悟时，予以等待；当他做了基本正确的自我批评以后，给予肯定，勉励他向前看，在实践中改正、提高。
在配备干部时，政治上（尤其是执行政策）、组织上，以南下干部为主。但领导班子的组成，本着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原则，重视照顾当地干部，以利于党与群众的联系。
由于游击区的大发展是在淮海战役以后，时间短促；新发展的党员、干部又未经整顿、巩固，因此，会师后，对县以下当地干部先后举办短期集中训练，进行形势、立场、政策、组织、纪律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
经过省委一系列工作，至1949年8月，会师在全省
范围内大体上没有发生什么严重问题。至1950年3月，团结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紧密地拧成一股绳，步调一致地为开创新浙江而合力奋斗了。
原载于《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浙江（杭州）卷，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