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第六区是一个位于杭城东北隅，艮山门外的近郊区。它的特点是：城市人民所需的蔬菜主要是靠这里供应的，其次是盛产络麻、黄麻、棉花、中药材、水稻等作物，再次是手工业作坊、近郊织绸机坊多，杭罗、杭纺、杭调等名牌产品就出于此地，远郊(七堡、六甲、和丰）织丝麻袋的多；小商小贩多，如蔬菜、水果、家畜、禽蛋、水产、油豆腐等，总之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商品交换。自己的产品出售给他人，所需的吃穿用必需品是靠买进。它与一般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完全不同，用现代话来说叫做市场经济。全区45000人，42000亩地，平均8分左右（近郊人均4分，远郊人均1.2亩）。区公所驻地就在艮山门车站附近的杨墅庙隔壁。第六区东至九堡沿江，西接艮山门——庆春门之护城河，北连上塘河以东以南笕桥以西，南靠钱塘江北岸至三堡。
接管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参加接管的干部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一部分。大队长肖芳洲，政委吕志先，我是中队长，政治指导员是胡友庭。下属12个班，每班12人，队部15人，共135人。大队部编在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军部，我们中队编在第六十四师师部，各班分别编在团营，随军过江，一路征粮保证部队行军作战的需要。
5月4日我们到达杭州市郊三墩镇，5月7日离开部队到达杭州，驻在武林路和教坊路口的几幢房子里。
8日下午胡友庭去大队部开会，决定将五中队分散（原计划一个中队接管一个县），由胡友庭和我带一班接收杭州市第六区公所。市委决定胡友庭、我、郭业英、方石非4人组成艮山区委，由胡友庭同志任书记，其他干部由市委统一分配工作。5月9日上午卯寸，全体干部到众安桥东南日报馆三楼大会议室开会，会议由柯里同志主持，首先由洪隆（后改冯萌东）介绍杭州情况，继由杨思一同志报告目前形势和当前任务，着重宣布杭州军管会接管布告和人城守则。最后由柯里同志宣布接管单位和负责人名单，胡友庭同志为接管的军事代表，我为副代表，其他同志都是工作人员，并宣布每个区都有一位地下党员为区委委员，艮山区区委委员方石非为宣传科长，他们目前任务一是当翻译，二是当向导，我们觉得组织上为我们想得十分周到，万分感激。下午4点从驻地出发，一行12人（胡友庭、祁耀华、张建文、丁华山、刘志浩、董福堂、李清玉、李贵福，通讯员王玉彩、苏广居，炊事员马边晋）雄赳赳、气昂昂到达艮山门火车站附近的杭州市第六区公所。
当时旧区公所组织状况是：区长一人邵景良，下设民政股、户政股、兵役股、会议股共20人，区以下是联保，由5—7个保组成，在众保长中推选一保长为联保主任，实际起作用的是联保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这些人大多数是国民党在乡军官会的连级以上军官，他们每月到区公所去领薪金，一般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忠实走狗，弄口的陶文正就是明显的例子之一。
我们到达后，命令邵景良召集区公所全体人员开会训话。首先由军代表胡友庭讲当前形势和旧职人员的出路，重新宣布军管布告，要求他们坚守岗位，等待接收，不准破坏；好好学习军管会布告，不得擅自外出，有事外出要请假批准；互相检举揭发，不准隐瞒枪支子弹等各式武器；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争取立式，争取留用，成为新政府的工作人员。讲完后，邵景良交出印信并代表全体旧职人员表态，愿意老老实实接受教育改造，服从军管会法令，不隐瞒任何问题，并将两本《列宁选集》赠送给军代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隐瞒枪支不缴，就是实例。我们无意中在区长办公桌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张小纸，上面登记了人名、枪名、子弹多少以及枪支号码等。我们以“按图索骥”的办法，勒令邵景良按名单交出6支手枪和子弹，并严厉批评他对待军管会布告的恶劣态度，有意隐瞒枪支，图谋不轨。责令他写出认罪伏罪书，报告公安机关备案，等待处理。
5月7日，由公安系统派出郭业英、杜钦学、徐永元三同志接管国民党六区警察分局代表组，原分局长叫李士恒，局员（相当于副局长）张刚，下属是巡官3人、巡佐5人，一等警士、二等警士、三等警士等68人，步枪60多支，短枪2支。分局以下称分驻所，计有流水桥、七堡、彭埠、清泰门四个分驻所。接管后中心任务是剿匪，肃清散兵游勇，维护社会治安，取得了很大成绩。
5月20日后根据市政府指示和接收后的表现，对他们作出了就地改造的处理，并根据路程远近，分别发给16名旧职人员遣散费回家。其余留用人员有虞品廉（原财务会计）、陈际春（佣员）、陈平和（原文书抄写）、周朝阳（联保干事，后调公安分局）。接着继续进行接收各股档案，结算旧账目，建立新的财会制度等工作，并宣布我为杭州市艮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二
在组织上接收敌政权、办理交接手续、处理留用人员是比较容易的，但真正把它管好，却是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当时的情况是：散兵游勇到处乱窜，各种反动组织什么军、什么会、什么队到处乱贴反动标语、布告，蛊惑人心，晚上到处乱打枪，敌江南剿匪总司令兼杭县县长何卓权部，下属5个区、3个大队共500余人，公开在半山一带活动，派粮派款，弄得人心慌慌。他的部下杨阿才（也叫杨友才）率匪50余人，自称是艮笕区长，经常在瓜山、皋亭、长木桥活动，8月10日夜10时左右，率六七人到艮山门车站以东一公里处的147号桥梁处，炸毁上海至南昌的客车，炸伤旅客7人，被迫停车12小时。沿钱江一带七堡、和丰的“乱毛党”，更是猖獗。旧的保甲制度仍在统治压迫人民，对人民政府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如打铁关保长带领我们去长木桥剿匪时故意领错路，带到时已是拂晓，杨阿才早已逃掉。在经济上物价上涨，农民手中产品积压，如蔬菜不能外运
上海，络麻、棉花等作物，中纺公司不收购，近郊机坊手工业的绸缎销路不畅，生活难以维持。广大佃农受着双重压迫剥削，更是苦不堪言。根据省市委指示精神和上述情况，我们区委决定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剿匪，取缔反动组织，摧毁伪保甲制度，稳定社会秩序。
接管后第二天，我们就将区干部以军代表的名义分别派到新塘、弄口、彭埠、七堡等镇上的茶馆店里去宣传军管会的布告，向群众讲清目前这些情况是暂时的，并命令保长到会听训话，命令他们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要求他们有匪情立即报告派出所和解放军；保证我们工作人员生命人身安全；不准再欺压人民，不经允许不准向群众派粮派款，不准通匪，一经发现将严惩不贷，允许他们将功赎罪。以后陆续派刘志浩为新塘乡长，丁华山为彭埠乡长，岑家琪为弄口乡长，宣布取消保甲制度。建乡的范围是在联保的基础上建立的。还有草庵乡、下菩萨、六甲、七堡、和丰等五个乡是在剿匪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后陆续建立乡政府、乡农会。由于未经土改运动考验，部分乡干部思想不纯的现象，在所难免，但在当时来说，这些乡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
为了更快地肃清土匪，经区委研究向市委报告派一个排的兵力来协助我们剿匪，结果市警备司令部派来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我带领他们到土匪活动猖狂的地区一面剿匪，一面组织群众自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半山一带形势迅速好转。为了坚持长期斗争，经上级同意，7月，艮山区区中队建立，由部队转业干部周保根任队长，队员有三四十人，任务一是剿匪，加强夜间巡逻，主动到土匪经常出没的渡口守候盘查行人。当时沿江土匪和贩私盐的勾结起来进行刺探情报，偷税漏税，区中队的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省盐务局缉私。8月下旬，区中队在沿江巡逻时，发现江中有一艘船逆水而行，估计是运私盐的，队员岑某鸣枪令船靠岸，结果误杀一人。为此，市政府决定将岑某临时关押，给队长周保根警告处分，并以此事对区中队进行思想教育、组织整顿。二是帮助群众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此基础上，我们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每村都建立了夜间流动活动站岗放哨制度，并由区中队分别到各村查岗，保护群众利益。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治安，打击土匪起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主动的剿匪工作，10月以后，区内的社会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民心安定，我们的工作重点也转入开展减租反霸运动。
第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并结合土地整理，推广合理负担，征收农业税；兴修水利，提倡互助合作，争取农业丰收。
艮山区的土地整理工作是在七八月份剿匪中结合进行的。市财税局、民政局抽调十多名干部由财政局张云轩科长为队长，艮山区配备了周志宏等7名干部参加，组成土地整理工作队，采取自报丘号、面积、产量、人口等，对照图表，有重点的实地查勘，以户求丘，结合以丘求户的办法核实土地，在评产时采取分片评产的办法核实。通过土地整理，查清了每户土地的实有面积，并把地主隐瞒的土地公之于众。
减租反霸和征收农业税结合进行。首先宣传减租减息是国家公布的政策法，各级政府和人民都必须执行。佃农在减租之后也应缴租，但实际缴租的很少。农业税是国税，旧社会称皇粮。人民政府收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广大人民应尽的义务。宣传农业税是按累进税法，推广合理负担，即土地和人口合并计算，人多地少的负担轻，人少地多的负担重。这时全区各乡都有乡政府、乡农会和工作组。发动群众学校讨论减租减息的政策和征收农业税的办法；揭发恶霸地主的罪行和勾结土匪压迫群众的罪行。
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广大佃户农民向地主开展了说理斗争，对于罪大恶极、称王称霸的恶霸开展了减租反霸斗争大会。11月，在和丰乡千余名群众斗争大地主钱伯坚大儿子的大会上，有20多位苦主控诉了地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在减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踊跃交纳农业税。减租运动开展起来时，也提了减租以后要交租，但实际上佃户没有交，地主也不敢要租。
在征收农业税的过程中，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先生在艮山区有出租土地，他的代理人向他反映今年地租收不起来，农业税又重，交不出。他对此不理解，就将他的传家宝一金香炉送交毛主席，抵交本年度的农业税。中央查明此事后，决定将金香炉送博物馆展出，至于农业税则按地方规定，如数交纳。这件事对于我们的工作是莫大的支持，同时也促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加小心细致，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理，遇事多请示报告，兢棘业业地把各项工作做好。
在开展减租反霸这一中心工作的同时，在农业生产上我们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加高加固海塘，并与省水利局联系解决塌江问题，逐渐稳定江边土地。当年6、7月间，青黄不接，农民无钱买化肥，我们与市人民银行和工矿联营处联系，发放络麻、棉花、水稻等各项贷款，支援农民搞好生产。在剥络麻季节，为了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我们组织了临时互助组，并在此基础上，于1950年组织起高塘沈六斤常年互助组，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化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第三、关心人民生活，解决人民迫切问题。
解放后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群众手中产品滞销，无钱度日。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菜农的蔬菜卖不掉，供应本市只占一半，其他要运上海。因铁路不通或半通，我们主动和铁路联系帮助解决运输问题。络麻因只靠本地织单丝麻袋，使用数量很少，造成积压。我和区委书记胡友庭于当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去六堡检査海塘加尚加固工程时，正遇谭震林同志从海宁回来在此休息，他把我们找去听取了海塘情况和络麻生产情况的汇报后，提议我们办个麻纺厂（当时在场的还有吕志先等）。第二年我们就办起来了，彻底解决了络麻的销路问题。艮山区农民吃米本来靠城里米店供应，解放后短时间比较紧张，以后实行每人配给大米制后也逐渐得到了解决。
1950年我们在市工商局和省工矿联营处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艮山区供销合作社，由联营处派刘照黎同志任经理，区里派胡之洪同志任副经理，负责一切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
经过一年多的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发展生产等工作，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从而为土地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①原载于《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浙江（杭州）卷，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②祁耀华，山东博兴人。南下前任县委宣传部长。南下后为杭州市艮山区首任区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