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人，1949年2月，我们作为南下干部去接收南方的政权。我们是山东第六专区（编者注：应为鲁中南第六专区）的，就去接收国民党（浙江）第6专区，那时我才26岁。
我们首先在山东滕县（编者注：应为临城）学习了一个月，然后就开始南下。坐的是敞篷的运货车。当时条件艰苦，我们随身背着一个一公斤左右的棉被，肩挎一个装有牙罐、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的黄背包，腰间还别着一把木壳枪。那个时候，我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支队第三中队。
我们第一站是到杭州，那时上海还没解放，是由苏州绕过去的。在杭州待了2个星期，然后大部队进行分配，我被分派到台州接收政权。
我们到台州的这支队伍，到了大田后就各自分开，分别去了温岭、黄岩、仙居等地，其中到临海的有100多人。我们到临海的时候是6月11日，当时国民党一个区公所还在大田，区长是一个姓侯的人，他看我们没有长枪，只有木壳枪，觉得我们没有战斗力，不让过。我们只好先到邵家渡，与在那边的临东办事处主任梅法烈汇合，他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后来第二十一军一八四团、一八五团也来了。我们第一站是住在下浦村一位姓徐的保长家里。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开会的时候都是让徐保长去召集群众。我们在村里张贴了布告《约法八章》，内容有“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
没过几天，我又去两水村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后来又到筱溪区公所，我是区公所的宣传委员，兼任尤溪乡乡长。当时一个区设置了6位干部，区委书记是梁如志，区长是赵德中。那时群众普遍生活困难，土匪还很多，我们就到筱溪的一个上江村发动群众防匪，让地主减租减息。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佃户分5份，地主分5份。在上坪村，我们来到一个姓廖的地主家里，他不愿意跟群众对半分，我就吓唬吓唬他'说要把他捆起来。他以为我们来真的，很害怕，就老老实实答应了。
当时，农民在地主家分谷子的时候，为了多拿一些稻谷，装谷子时都把畚斗晃一晃，我同意他们这么做了。后来我把这事跟领导汇报，还挨了批评，领导说要按政策办事。不过，农民挑着满担子谷子回去时都很高兴，以前受地主剥削，那时就想从地主家多拿一些稻谷。
后来，我又被派到汛桥，发动群众防匪。那时山里还有很多土匪，土匪头子是金绍达和王明甫01950年6月27日，汛桥村那天是集市，有一个土匪假装到集市卖鱼，探听我们的虚实。那一天，我正好去临海城里开宣传会议，下午5点才散会。
6月28日早上天还没亮，区公所被一群土匪包围了。因为头一天打探情报的那个土匪回去报告说区公所里不到12人，事实上我们才10人。当时，我住在3楼，听到有响动，赶忙拿起枕头边的木壳枪和三八式步枪。我把木壳枪的绳子挂在脖子上，以防万一如果手被打伤了，枪还可以保住，不会掉下去。那时我看到有3个土匪在楼下，枪里总共有10发子弹，我用了7发，打死1个，打伤1个。
因为暴露了目标，另一个土匪就拿着冲锋枪朝我射击，我的右耳根处被子弹刮擦到，我手一摸，流血了。当时，我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他们都是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没有打过仗，没有作战经验。
快到8点的时候，由于民兵的汇报，城里部队在厉月超同志的率领下，从北面赶来增援，区中队也从西边过来救援。正在这时，有一艘从海门来的小货轮载着客人经过汛桥附近江面，轮船发出“哒哒哒”的响声，土匪们以为我们救援的大兵来了，赶忙就跑。那个头天过来打探消息的土匪在外面站岗，他不知道其他人都跑了，还傻傻地站在那边，就被我们的民兵抓住了。这场战斗，坚持了近4小时，打死土匪2名，打伤2名，缴获步枪一支，子弹100多发。
土匪头子金绍达后来也被剿匪部队在一个叫石牛栏的地方抓到。一直到1950年11月左右，大股的土匪才基本被消灭，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太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