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下前的形势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1946年6月，“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蒋介石撕毁重庆国共谈判的“双十一和平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1月又发动了重点进攻。经过了南征北战的一系列战役以后，形势逐渐扭转，我军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反攻。
在三大战役以后，已成“我强敌弱’之势-我军乘胜向全国进军。在此形势下’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北方干部随着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春节期间，新华社再次发表了社论．《光荣的岗位在江南》。
1949年2月，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在华东局，华东军区驻地正式组建。在有早一批南下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华东军区司令陈毅，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军区副政委谭震林（三位领导均为南方籍人）等作了解放战争反攻形势的报告。说明南方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支援。随即又发动了第二、第三重更多的南下干部（南下纵队总部后来进驻上海）。
二、调干任务
从1948年至1951年，山东先后调出四撤数万名党政和武装干部。第一批到大别山地区；第二、三批同时参加渡江战役；第四批到大西南（有大批部队向外调出还不在其内）。
经过日寇“三光”政策和内战重点进攻遭到严重破坏，老解放区人力、物力、经济已做出巨大付出的情况下，再抽调入力已是雪上加霜。调干工作开始后，虽然不是自愿报名，但绝大多数都服从调动。为了胜利解放全国，大家全然不顾南下后个人结果如何，能否活着，何时回来再见可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乡亲们。
特别是1949年2月的一批人数最多。规定各级班子人马一分为二，组成两个班子，走一留一。上级要求“走者”身体更强一些，号召“走者愉快，留者安心”。仅我所在的沂南县即奉调包括县委书记高复隆、县长翟翕武等30多人，我为领导的县公安局除我以外还抽调了十多人。全体出操回来后，我在队前作了动员宣布。因我亲自参加南下，其他被抽调的人员都没有任何犹豫。走前搞了一次告别会餐，也是过年团拜活动。团拜时还请县委县政府领导参加（当时只有我们公安局参加生产有劳动所得，才有会餐的条件）。
三、南下建制（军编）
南下干部总名称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直属华东局、华东军区。关于纵队序列：鲁中南调出的为第一支队（后来被分配随野战七兵团参加解放浙江）。其中沂蒙专区调出的为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后来参加了杭州周边天目山一带第九（临安）地区11个县的解放和政权接管。我们沂南县调出的为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后到余杭县。蒙阴县调出的为第七中队（其中有半数人不是蒙阴籍人）参加临安解放与接管。还有从鲁中南抽调两个中队分别到於潜县和昌化县。
南下配备班子中区别不同情况有进有出。如七中队即从蒙阴到临安的班子，原蒙阴县委书记吕子仪被任命为大队及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民运部长。原沂蒙军分区人武部政工科长杨泮星为七中队队委书记（即县委书记），我被任命为七中队组织委员（即县委组织部长）。蒙阴县南下班子中无民运委员，原沂南县人武部副部长王茂松被任命为队委委员（即民运部长）。原新泰县县委宣传部长翟作标被任命为七中队队长（即县长），后又调到安吉县任县委书记。后由蒙阴县原区委书记（任宣传部长）的安成夫任临安县县长。
四、学习与行军
鲁中南的南下干部首先在徐州附近集合学习，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两个务必”和“浙江介绍”，吕志先等讲课。经一个月的学习后，我们乘火车至新安镇（今江苏新沂市）进行了轻装，准备向长江以南徒步行军，经“两淮¨至高邮待命。行军中每人负重除武器外不得超过l一斤．一般每天30公里左右。行军关键靠两只脚，所以每人要保证穿一双、备一双合脚的鞋子，并保证每晚一定要热水洗脚（防脚泡），挑脚上的血泡。徒步走长路要扛得住脚泡才能不掉队，有行军经验的情况好一些。每个中队还配备一辆小木车以备病号用。南下行军中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春天越往南天气越冷。南方阴雨天多，五六月份还要盖棉被（在北方的四五月份以后即不需要棉被了）。我们由于“轻装”前进，拆掉了棉被，丢掉了棉絮，夜间每人一条薄床单，冻得缩成一团。
在高邮、宝应期间，组织上连续发出数次通报要求我们：
一是在生活方面：苏北多水汪地区，注意安全，不许单人行动；厕所极少，学用马桶；尽量学几句当地常用语，便于沟通。
二是时事消息方面：太原已解放；国民党谈判代表团赴北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八项谈判条件。
五、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渡江进军命令。当晚至21日凌晨，我军从九江至江阴胜利渡江30万人。 23日解放南京。
我们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二大队奉命于4月30日日夜行军从扬州、镇江之间在阴雨连绵中渡长江。我们乘坐的小型轮船经过江中心（被我军命令停泊的英国挑衅军舰旁边）往长江南岸前进（此时长江上空还常有敌机盘旋），半个钟头后轮船靠上南岸。
渡江前既要吃饱又要喝足，以支持步行的体力，又不能太饱太足，以免在渡江和渡江前后大小．便。渡江前我们已步行四五十里，渡江后当夜又步行四五十里到达丹阳。早上群众自发地来看望我们（此时我军渡江前线指挥部已到达丹阳）。
两天后，我们从丹徒车站乘火车经无锡到苏州口苏州是解放上海战役的外围，战火还在激烈进行中。
两天后我们乘船经平梁、南浔至湖州6住湖州期间．那里虽已有军管会，但仍处于无政府状态，骆驼桥边上银元市场贩子盛行，夜间不时传来冷枪声。
5月10日，我们乘船抵达杭州，在拱宸桥礼堂听了浙江省军管会领导人谭启龙的形势和接管报告（此时青岛、上海、舟山均未解放），随即宣布我们沂蒙专区南下干部整体分配到天目山浙西地区，这明显有战备因素。 1950年，省军区在临安边林角建立了陆军战备医院，根据省里的部署在临安l-里储存了大量战备食盐。
会师与地区机关的组建
在此期间我们大队与坚持敌后的金萧支队会师（由支队政委张凡同志率领），组建浙江省第九（临安）地区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领导班子。张凡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原任地委书记的南下干部刘夏峰任地委副书记。第一任专员程鹏（后因在於潜剿匪中负伤，专员由肖方州接任），张耀辉任军分区司令员、地委委员。地区机关先驻唯一有电灯的余杭县，后来又迁移至第九地区所在地临安。地专机关没有房子，暂住县政府，县政府机关搬到石山头和上下泉村暂住。
此时杭州、余杭、临安等地在市场上仍继续使用早已严重贬值的金元券。中国人民银行的人民币也已经开始流通，并对金元券折价兑换以减轻人民群众的损失。银元也在市场流通。三种货币同时在流通，整个市场也在照常营业。
七、南下纵队第七中队进驻临安
我们第七中队共85人（其中一人是北上南下的临安籍人），均为汉族，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女同志5人。另有“解放成分”2人。在中队指导员杨泮星等率领下，由杭州乘敞篷汽车颠簸近两个小时后在黄梅春雨露天雨淋中于1949年5月19日到达临安（吴越钱武肃王故里，宝塔山下，我新四军在1945年抗战时曾解放过）。虽然有雨，依锦镇上的人民群众仍自发地在门前目迎目送。我们当天住进太庙山附近，以油灯蜡烛照明宿营。
此时临安县城的政治形势是：金萧支队已派孟勇、沈子球等十多人先行到达临安，名义是金肖支队天目大队、天目办事处。金萧支队会师同志后桌参加了县机关和县大队工作。
伪县政府及伪第九专署的伪专员杨维礼和伪县长徐渭浔均已潜逃．伪自卫大队300多人未正式缴械，原建制原封未动，并称已经投降。金萧“的极少人员与他们数百军政人员同在，而他们在背后已有不规活动。
在於潜发生所谓起义的原伪自卫大队反水后，他们在1949年6月28日攻回县城攻入我县政府，打死我十多人。根据约法八章，浙江省军管会、省军区命令第九军分区高司令来临安指挥，对伪自卫大队集中训话并命令就地放下武器，人员按政策自愿者参加我县大队，愿回乡者发给路费（自愿再入伍者居多，同样也留用了一部分伪职人员），其他县也照此同时进行。此举使临安等县免遭类似於潜的一场大的流血伤亡事件。
1949年6月5日，中共临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临安县委委员六人。其中分工：书记杨泮星，县长安成夫，组织部长尹作让，民运部长王茂松，副县长王兆来，公安局长周韶琴。
在解放初期，地县委一律实行委员制，不实行常委制。干部待遇仍实行无工资的供给制。天天吃酸菜、吃大毛笋；定量米不够吃，就吃稀饭，吃玉米饼或一天只吃两餐。我出差在三口乡农户家吃饭，农民只有玉米糊和葛藤根。
大家虽然年纪轻、身体好，但仍冻得全身发抖。直到冬季才发到棉被，而这里跳蚤、臭虫太多睡不好，许多人都发了疟疾。那时我才25岁，身体也好，但也连发了两次疟疾和一次伤寒。解放初期干部变动较快，如1950年6月因安吉需要，安成夫调至安吉县任县长，由我接任临安县长，并任县委副书记，王茂松接任县委组织部长。1951年因地委需要，杨泮星调至地委党校任校长。临安县委由我主持工作，从新登县调来的韩兆贤任临安县长。
1952年10月因於潜需要，我调至於潜县任副书记、书记。王茂松任临安县副书记主持工作。
八、新解放地区任务
根据浙江省军管会谭震林、王建安、谭启龙的指示，按照约法八章的精神，县委县政府建立以后，当时主要工作是宣传发动群众，废除保甲制，建立基层人民政府，组建工农青妇群众团体；行政任务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预借公粮，减租减息，救济灾荒。此间我们吸收了大批新干部，也发展了一部分新党员。
在五月下半月至六月上半月正在进行上述工作的时间，各地出现了土匪抢劫杀人事件。此时此刻，“乌云’’四起，群众情绪恐慌。
6月28日於潜县县城遭土匪进攻，其他县也有许多镇政府被土匪包围，抢劫，杀人。如临安县的横畈、板桥、青云桥等区乡遭匪包围，我横畈区区长牛景羲同志负重伤。
此后，根据中央军委、省军管会命令，所有新解放区转入以剿匪为中心，在主力部队支援下，军民、军地配合，剿匪工作在八九月份取得基本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0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镇压反革命条例》，我们继续剿匪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接着根据《土地改革条例》开展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抗美援朝运动（后称“三大运动”）。经过“三大运动”，基层政权、人民团体基本建立并巩固。此后，社会秩序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翻身后的精神面貌大大提升。此间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有了政治基础和三年经济恢复及朝鲜停战之后，我们的工作进入民主建政，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作者简介：尹作让，山东沂南县人。曾任沂南县张庄区、孙祖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南下后任临安县委组织部长，临安县县长，於潜县县长，嘉兴地委秘书长等。1985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