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8日，我出生在日照县巨峰镇前黄埠村。父亲是教师，大哥也是教师。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每到夏天就发疟疾，秋天生痢疾。就这样，一年有一半时间是在家休病假，断断续续地上学，到了16岁才高小毕业。
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的学校解散了．1938年，鬼子突然撤走了，学校又恢复了上课。1939年，我考上了山字河中学，不到半年，鬼子又来了，到处“扫荡”，飞机四处轰炸，学校又散了。1940年9月，我18岁即离家参加了革命队伍。1941年1月初调到赣榆县工作。1941年夏，任赣榆三区特支书记。1942年县委决定赣榆三区改为镇南区，并决定由我担任分区委书记。
1942年8月，甲子山反顽战役胜利，日照县需要大批干部开展工作，于是地委组织部调我回日照工作。我到日照县委报到时，县委正开会。我等了三天后，日照县委又决定我到日东工委敌占区（即日照石臼所一带）任地下党组织分区委书记。吃了晚饭，工委书记李玉山同赵明甫带我一起出发，走了一夜到了辛兴村，那里是敌占区。为了隐蔽，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以数字为代号，我的原名字叫张德昱，由李玉山给我改名叫张学义。第二天晚上，过了大河到了一个村子，以后才知道这个村就是安家代疃，到了一家人家，李玉山交给了我一支手枪。我和赵明甫一起在地上睡，两人同盖一床被。李给我手枪时已上膛，睡觉时不小心动了扳机，走火了，幸好没伤到人，只是把被子打了个洞。李玉山听到枪响后，跑进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你把枪上堂了没跟我说啊。于是，就把枪送还给他了。我们住的地方距官庄岭敌人的炮楼很近，幸好是在被子里，枪声小，炮楼上没听到响声。这是我第一次到敌占区遇到的危险事。
第二天晚上，赵明甫送我到代号010的地区任分区委书记，该地已有王元森任副书记。当时010区委就是在日照城南大石场村。当晚我们进入一户老百姓家中，王元森从室内出来，同我见面。王元森原名叫房范五，他是1941年调到日东敌占区工作。于是就跟王元森搭档隐蔽在这里工作。当时在敌占区工作环境十分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为了党的工作，随时准备坐牢、受刑、牺牲，没有这种准备就不要参加革命。很多在敌占区工作的干部被捕、坐牢、牺牲。其中，王元森就曾遭遇过劫难，但又是幸运的。 1944年一天下午，他在大石场村不幸被捕，他的一条腿被特务用枪打断了，特务用木棍把他抬到日照城。到了日照城，日军指导官亲自审讯问：“你是共产党吗？”王元森说：“我不是。”“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八路的。”“你在八路那干什么的？“_我是收给养的。”“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住在哪里？”“我在奎山上，晚上下来催粮食被你们抓住了”（这样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他所隐蔽的老百姓一家）。敌人看没什么价值可用，日军指导官命令处死他。当时日军翻译是我们的内线，王元森被抓后，我们敌工部就转告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日军指导官下令处死王元森时，翻译说：“共产党抓住我们的人都进行策反，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策反呢？他腿已断了，回去也不能当兵了，残废了，没用了。你把他放回去，证明我们也宽大处理，也可策反。日军指导官接受建议放了王元森，让人用门板抬着一直转送到我们根据地。我们接着就把他送到了后方医院，半年后腿就医好了。1944年1月，“杀朱过年”，我军打死了汉奸朱信斋解放了石沟崖。滨北地委分管地方工作的地委副书记李仲林把我叫去，说：“上级决定日东敌占区党的工作要划到日照县去，你到日照县委代表滨北地委把那里工作移交到日照县委，然后回来。”我奉命到了日照县委，当时李钧任日照县委书记，组织部长是赵明德，我向他两人移交工作。移交完后我回到滨北地委。李仲林跟我谈话，叫我到日北县的一、五区任分区委书记。工作不到1月，突然叫我到地委谈话，决定调我回日照县工作。1944年2月，我到日照，李钧书记跟我谈话，让我到太平区工作，任分区委书记兼任中队指导员。 1945年夏，县委决定把我调到县委任县委委员、各救会长（工农青妇各界救国联合会）。1945年8月，我到滨海区党委开各界代表大会。会还没有开完，日本投降了。大会不开了，叫我马上回县城，我们高兴的跳起来。我们回到县委，不久解放了日照城。 1945年11月，地委任命我为日照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1947年4月又命我任日照县委组织部长。
1948年冬，根据上级布署在县委机关搞_三查三整”县委交权，县委成员人人作检查，机关成立贫雇农小组来领导，大约过了个把月，地委宣布“三查三整”结束，县委才恢复了日常工作。
日照县的南下干部准备工作从1947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地委组织部传达上级指示，要为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作干部准备。地委要求各县每个区要准备两套班子，一套准备调走，一套留下坚持工作。县委班子由地委负责选拔，区委班子由县委负责，所有干部要登记，填写干部卡片，卡片是华东局发的。1948年秋，干部卡片一式两份，一份交地委，一份留县里。我当时主要任务就是把干部档案整理好，编卡片，找人抄写一式两份，留县一份，另一份送地委。准备随时听令。
1948年冬，那时县委书记是赵明德。他在地委开会，突然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马上到地委开会。他说：“这是地委决定的，你赶快来。”是大年三十，我想这肯定很紧急。于是，我就骑自行车，一夜到了莒南县的一个村，找了当地村干部住下来。第二天，到了地委，当时地委驻赣榆县。地委组织部长郑子久与我谈话，传达了地委的决定和中央的会议精神，要我马上回县组织干部随军南下。大年正月，我马上回来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传达了中央和地委的指示精神。从全县抽调79名在职干部和7名勤杂人员（另外由县警备团给配上一个通讯班）组成一套新的县区班子。 1949年2月24日，南下干部先到碑廓集合，然后到地委集中。当时滨海地委组织了5个中队、1个大队，由地委杨心培、马骅带队步行到了新安镇，然后坐火车到了临城。在临城，华东局对我们南下干部进行了军事化改编，地委级为大队，县委级为中队，区委级为分队。我是南下干部纵队六大队四中队的支部书记。地委给配了县长叫魏瑗任中队长，许永昌任组织部长，郭建培任宣传部长，还配了民运部长、公安局长，这样县里班子基本配齐了。改编后，全部脱掉便衣，穿上军装。经过短期训练，学习接管政策。然后开始坐火车，经徐州到新安镇（今新沂）后，火车不通了，我们就步行。大军过江是4月21日。我们是4月24日下午，从扬州坐船过江。经过一夜急行军在离镇江大约有几十里路的西马街农村住了两天后开始行军，5月初到达杭州。在杭州经过短期休整，浙江省委决定六大队到台州地委，四中队接管台州温岭县。
1949年6月18日，我们经过艰苦行军到了台州温岭县。我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大队政委，原来配的县长被留在临海。温岭是浙南游击队解放的，由玉环县委临时接管。我们到达以后，他们向我们做了移交后都回到玉环县了。
温岭炎热潮湿，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最关键的是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出门要带
懂普通话和方言的翻译。那时候，老百姓不认书记，有什么事都来找县长。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抓政权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来到江南第一项工作就是征粮，因为部队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这是一大政治任务，任务也很重。第二项工作就是剿匪，刚开始社会还较稳定，过了1个月，土匪疯狂反扑。仅靠我们地方武装是对付不了的，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派了驻新河镇的一个团来协助我们剿匪。我的工作除抓党政工作，还要剿匪。当时我们县南下干部；牺牲了三四个，县大队长王立云牺牲了，县武装部长刘家根也负伤了。
到了1951年，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才基本解决了土匪问题。 1951年10月调我到台州地委任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 1954年台州地委撤销，我到省里，由于生肺结核病，省委决定要我住院疗养01956年春省委派我到金华地委任副书记01958年9月，改任金华地委书记处书记01961年调台州地委任副书记01964年秋又调回金华地委任副书记主持工作（地委书记李学智搞社教）o
社教）。
“文革”开始后，我被夺权打倒挨批斗。一个很大的罪名是说我们攻击江青，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在部队上，大炮对着。关了两年多。抄家抄得很干净，我家前后被抄过四五次，我的笔记、学习材料、照片、公债等放在一个箱里都被拿走了。工资也冻结了，那时1月只给12块钱的生活费，饭也吃不饱。
1971年5月我被解放，但说我是犯了走资派错误，解放后还不能去工作，要到农村去当农民，就安排我到嘉兴一农村当农民。让我什么都不要管，我的任务就是劳动，党员关系介绍到了村支部。获得自由，我别的没什么要求，就是要求请假回老家看看。我请了20天假回了趟故乡，看了看母亲，看了看父老乡亲，看了看家乡的变化，回来后就到了嘉兴夏高桥村劳动。
8月，周总理给省委打电话亲自过问地委书记李学智之事。李学智获解放，被中央安排到宁夏任自治区常委、农委主任。李学智是头号走资派，我是二号。头号都分配工作了。二号还在农村劳动，他们也觉得不公了，反映到省里，就安排我到嘉兴委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彪事件后，我又任嘉兴地委副书记。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华国锋是党校校长，胡耀邦是副校长。 1978年5月学习结束。1979年1月任嘉兴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1983年机构改革，61周岁可以离休，我想休息。省委王芳书记安排我到省高级法院任院长。他说这是江华同志的意见。于是我就决定干了，他给我配了两个助手都是专家。当法院院长时，正逢“严打”，工作头绪多，必须严谨、慎重、细致，材料都要很仔细的看，因为关系到人的生死，马虎不得。法院工作太累，责任很重，1985年，我又提出休息，省委同意，但请示到中央，中央不同意体息，继续留任升为副省级干部。 1988年，我到省顾问委员会任常委。1993年，已经72岁，打报告离休，中央同意，我正式离休。
（尹德满邵维霞王宗刚采访，王宗刚整理）
作者简介：张学义，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人．1922年9月出生。曾任赣榆县三区特支书记、镇南分区委书记、中共日东工委敌占区分区委书记、太平区分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日照县各救会会长，中共日照县委组织部长等。 1949年2月随军南下至浙江，任温岭县委书记兼县长，台州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等。 1956年后任浙江金华地委割书记，台卅地委副书记，嘉兴地委副书记、嘉兴公署专员，嘉兴地委书记兼嘉关军分区第一政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浙江省顾委委员，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1993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