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2年9月8日，老家是山东省日照市（当时是县）岚山区巨峰镇前黄埠村，1940年9月，我离开家乡参加了革命队伍，同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我调到赣榆县工作，1941年5月任赣榆三区特支书记。1942年县委决定将赣榆三区改为镇南区，并决定由我担任分区委书记。
1942年9月，地委组织部调我回日照县工作。日照县委分配我到日东工委敌占区（即日照石臼所一带）任地下党分区委书记，我去的地方代号为“010”，我的原名是张德昱，改名为张学义。010区委就驻扎在日照城南大石场村，区委已有一名副书记叫王元森。当时敌占区的工作环境十分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在敌占区工作主要是夜间活动，“昼伏夜出”，有时也利用某些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
1944年1月，我被调到日北县一五区任分区委书记。1944年2月，我又调到日照县太平区任分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太平区是敌占区和边沿根据地两部分组成。河东是敌占区，河西是根据地。对敌斗争异常尖锐和复杂，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曾受到了县委的表扬。1945年5月，我被调到县委任县委委员、县各救会长（工农青妇各界救国联合会）。1945年8月，我去参加滨海区党委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会还没有结束，得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都无比高兴，我日夜兼程赶回县委。不久，日照城也解放了。1945年11月，地委任命我为日照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7年4月又任命我为日照县委组织部部长。
日照县南下干部的准备工作从1948年初就开始了。当时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做好干部准备。地委要求各县、区都要准备两套班子，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下坚持工作。县委领导班子由地委负责选拔，所有干部要登记、填写干部卡片，干部卡片一式两份，一份交地委，一份留县里。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选拔调配干部，把干部档案整理好，编好干部卡片，准备随时听令。
1949年，除夕那天，滨海地委通知我马上到地委去开会。地委组织部长郑子久与我谈话，传达了地委的决定和中央的会议精神，要我马上回县组织干部随军南下。正月初四，我回到日照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和地委的指示精神，并从全县抽调了大约80名在职干部，另外由县警备团给配备了一个通讯班。1949年2月24日，我率队到地委集中。当时滨海地委共组织了1个大队、5个中队，由地委杨心培、马骅带队步行到新安镇，然后坐火车到临城。在临城，华东局对我们南下干部进行了军事化改编，我任南下干部纵队六大队四中队支部书记，魏瑗任中队长。地委给配了南下后的任职，我任县委书记，魏瑗任县长，许永昌任组织部长，郭建培任宣传部长，陈振中任民运部长，王玉任公安局长，这样县里的班子就基本配齐了。改编后，我们全部穿上军装。经过短期训练，学习接管政策。然后开始坐火车，经徐州到新安镇（现新沂）后，火车不通了，我们就步行。大军4月21日从镇江过江，我们是4月24日下午从扬州坐船过江。经过一夜急行军，在离镇江大约有几十里路的西马街农村住了两天后又开始行军，5月中旬到达杭州。在杭州经过短期休整，浙江省委决定六大队接管台州地区，四中队接管温岭县。在杭州，驻在拱宸桥休整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六大队一路冒雨行军到天台与浙东游击队会师。在那里，地委对干部进行了部分调整。
1949年6月18日，我带队到达温岭县。我担任温岭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委原来配的县长魏瑗调往临海县任县长，王玉调往临海县任公安局长，陈振中调往仙居县任民运部长。温岭县当时是由浙南游击队解放的，玉环县委临时接管。我们到达以后，他们向我们作了移交后都回玉环县了。
温岭的气候炎热潮湿，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最关键的是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出门要带懂普通话和方言的翻译。温岭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温岭县委在抓政权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剿匪、反霸、征粮、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运动。来到江南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征粮，因为部队要吃饭。这是政治任务，任务也很重。第二项工作就是剿匪，我除了抓党政工作外，还要抓剿匪工作。刚解放时社会还较稳定，过了一个月，土匪开始疯狂反扑，这时我们的工作中心转向剿匪反霸。在剿匪斗争中，我们县牺牲了四名南下干部，其中县大队长王立云也在与土匪的战斗中牺牲了。解放军第二十一军派了驻新河镇的一个团来协助我们剿匪。到了1951年，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才基本解决了土匪问题。
1951年10月，省委决定调我到台州地委任地委委员、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1953年任台州地委秘书长。1954年台州地委撤销，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省委决定要我住在杭州“浙江肺病疗养院”疗养。
1956年3月省委派我到金华地委任副书记，主要分管党群工作，后又兼管政法工作，期间1957年9月至1958年5月兼任地委秘书长。1959年1月省委决定成立金华地委书记处，吕志先任第一书记，原地委书记、副书记都改任为地委书记处书记。
1962年春，省委决定重新建立台州地委，我被调到台州地委任副书记。台州地委刚建立时因为形势的需要，主要是抓对台战备工作。敌人小股武装不断从温岭沿海等地登陆骚扰，但每次登陆都被我地方武装和民兵消灭。
1964年8月，我又调回金华地委任副书记。当时全国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省委统一部署，金华地区负责诸暨牌头、三都、五泄三个区24个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省委决定地委书记李学智参加在诸暨试点的省委社教工作团，因副书记戴光在家休养，由我暂时主持地委全面工作。那时面上虽说不搞“四清”运动，但还是要搞“小四清”，地委除了在金华朱基头搞试点外，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抓农村工作。
自1956年我到金华地委工作，在金华先后待了将近13年。从发展人民公社化，到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贯彻总路线搞大跃进。我们犯过“共产风”、“浮夸风”的错误，有些地方出现“饿病流荒”，造成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开始，又经过落实政策，改正错误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想起与金华人民一起经过的风风雨雨，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一言难尽。
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中央提出工业要“以钢为纲”的方针，发动全民开展大办钢铁运动。省委向全省党组织提出了“以钢铁为统帅”，带动工业全面“大跃进”的任务，开展群众性的大造小高炉运动。地委提出“以小为主，土洋结合，自力更生，遍地开花”的方针，要求坚决完成国家分配金华地区1958年生铁6万吨、钢5600吨的生产任务，号召全地区的党员群众紧急动员起来，加强领导，迅速掀起一个大办钢铁的热潮。决定地（市）、县委由第一把手亲自挂帅，成立了钢铁生产指挥部。金华地区是李学智挂帅，我任炼钢指挥部总指挥，各县也相继设立钢铁办公室等机构，全区很快掀起了大办钢铁的高潮。全区大办钢铁运动在不断升温，致使大批劳力上山伐木烧炭，大搞“小、土、群”和“突击战”、“放卫星”，浪费了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山林、水土遭到严重破坏。因为当时绝大部分都是用土炉、木炭炼铁，温度达不到规定的标准，虽然统计的数字很大，群众的热情也很高，但没有实际效果。记得我在兰溪的时候看到炉子炼出来的是一大堆结铁，其实我自己也是外行，我去找从上海来收购钢铁的专家咨询，他们说：“这不能算铁，这是结铁。”于是，我拿着结铁，跑到省里去找省委汇报情况，省委领导说：“大办钢铁是毛主席提出的政治任务，不要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又说：“大办钢铁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一番话使我受到了教育和启发。12月中旬，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对全区大办钢铁运动进行整顿，停止了土炉炼铁。
金华水利建设。金华地区丘陵起伏，十年九旱，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金华地委始终把坚持抓好水利工程建设放到重要地位。1957年，主要是搞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1958年开始，金华地区的水利事业迅速发展，当时建设水库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民工队伍，各级领导干部带队，顶风冒雨，大干、苦干、巧干，经过八年多的奋斗，全区先后建成了一批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如水库先后开工或建成的就有金兰汤水库、横锦水库、通济桥水库、安地水库、黄坛口水库（衢州）、南湖水库（衢州）等大中型水库。除此之外，还投建了金华的莘畈水库，东阳的东阳江水库，永康的太平水库，义乌的岩口水库等等许多个较大型的水库。并在沿江相继建机灌站、电灌站，有了这些水利设施，极大地改善了金华旱区的水利条件。在水利条件有了好转的时候，地委又开始大抓地改田，积极推广以磷增氮等一系列措施，为提高金华地区的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党中央颁发了“5.16”通知，在全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金华地区由于地理交通和文化发展等特殊条件，所以成了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发起最早、冲击最重的地区。从1966年7月扫四旧，8月就开始大放大鸣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接着大串连。从1966年9月开始，地委党政机关连续受到造反派冲击。10月以后地专机关已经瘫痪，我和地委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倒，日夜揪斗不止，时而被沿街游斗。李学智还被揪到上海黄浦滩马路上游斗示众，这在全国是少有的。当时我被批成“死不改悔的走私派”。当时情景下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党，相信群众”，“黑暗一定会过去”。于是咬紧牙关，天天搞“低头认罪”。1968年春，省革委会成立，南萍当主任不久。金华造反总部在金华人民广场召开所谓的万人大会，大会宣布经南萍批准，我和李学智、胡晓民等人因所谓“攻击江青”定为现行反革命，当即五花大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当晚我被关押到“六号门”审讯，第二天早晨又送到新华印刷厂由造反派对我专政，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又将我押到解放军某师炮兵连严加看管，一切行动不许任何自由。当时李学智、我和江革、胡晓民、魏俊哲，李子正等六人分别关进一间小房间，由“4·24办公室”分别进行专案隔离审查。工资全部冻结，每月只发给我12元生活费，当时处境十分艰难。那时我山东老家的老母亲已年过80，是烈属。在这以前我每月都寄去30元钱供养，这次由于我的工资冻结，无钱寄去。老家来信说我老母亲快要饿死了，我的小孩子哭着来找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向专案组领导报告，经他们批准从我的冻结工资中每月取出30元钱给老母亲，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这是不幸中之万幸。1969年的夏天，我和魏俊哲一起被送到湖海塘的地区“五七”干校，在那里由专案组对我继续进行隔离审查。所谓“五七”干校，实际上是斗、批、改干校，是在金华地区革委会成立后，把原地专机关的干部集中到那里进行斗、批、改，大搞灵魂深处闹革命，当时整死了许多人。我在隔离审查期间与家人完全断绝联系，在“五七”干校，一是经受大、小会议的批斗；二是每天写不完的检讨交代所谓罪行；三是被监督劳动，如：挑水、运粪、搬石头、盖房子等等重体力劳动。每月12元钱的生活费根本吃不饱，体质严重下降。
1971年4月，专案组找我谈话，宣布我“解放了”，不几天，省政工组要我去谈话，政工组的领导对我说：“你现在解放了，党籍也恢复了，但你犯的是走资派错误，工作不能恢复，还要去农村锻炼，什么时候恢复工作要看你锻炼的结果。”我说：“我别的没什么要求，我现在不是现行反革命，可以请假回家看看老母亲了吧？”批准后，我请了20天假回了趟故乡，看了看母亲，看了看家乡的变化。回来后就到德清县下高桥大队，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
1971年8月，省政工组找我谈话，要我到嘉兴地区去工作，担任嘉兴地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4月，省委决定我任嘉兴地委副书记。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9月我到中央党校学习，1978年5月学习结束后回到嘉兴地委，9月，任嘉兴行政公署专员。1979年1月任嘉兴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1982年9月，我被选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参加会议。1983年机构改革，省委决定调我到省高级法院担任党组书记、法院院长。法院工作很辛苦，责任也重大。1987年，中央决定提任我为副省长级干部。1988年冬，我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同年，我被浙江省党代表大会选为中共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3年，经中央批准，我正式离休，当时已经72岁了。张学义口述 崔静 姜燕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