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一个电话就南下
在南下之前，王杰在莒县工作，此时他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孩子，虽然是家长包办婚姻，但王杰和夫人感情一直很好，直到夫人前段时间去世。
“我们那个时候南下要求的时间紧，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看看，打了个电话就走了。”王杰老人回忆说。
在王杰老人的记忆里，南下的干部也有刚刚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只要改造得好，也加入到南下的队伍里，可以做勤杂人员使用。
与国民党飞机捉迷藏
王杰所在的南下中队，穿过新安镇、徐州、淮阴，又过了镇江、杭州，一路急行到了浙江金华。
他们沿途经过的都是刚解放的地区，到处是南下的部队、支前的民工及被押送的国民党军队俘虏，道路常常堵塞。当时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南下途中还有不少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以南下干部在行进途中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王杰老人在南下途中就是在火车上把门的。南下干部不带武器，但随行的有武装班。
王杰回忆说，虽然南下干部中队不是战斗单位，但也危险不断。白天，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盘旋寻找目标，不时扔下一串串炸弹。一次，他们中队乘小船过河，国民党飞机发现后尾追不放，投下的炸弹掀起冲天浪花，小船在巨浪中左右摇摆，险些被打翻。那真是一次与敌机捉迷藏的历险啊！夜晚吃住都有困难，人多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睡门板。没有门板，干脆铺些稻草睡在地上，可是，躺下后稻草中就钻出一条条蛇，哪还能睡得下？
在这困难的行军中，有的人病倒了，有的人思想不稳定。担任支队支部委员的王杰，同其他支部委员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讲目前的大好形势，讲南下的重大意义，每到一地，支部委员们又跑前跑后，安排食宿，照顾病号。在党支部的凝聚下，有思想波动的人逐渐稳定下来，病号也坚持到底，全中队90多人没有一个掉队的。
接收的是危机四伏的烂摊子
王杰他们到达金华后，根据金华地委的指示，迅速奔赴义乌县开展工作。
义乌是一个有30多万人口的县城，四周群山环抱，中部是丘陵，浙赣铁路横穿境内。这里虽已解放，但是基层政权还在地主恶霸手里，国民党残兵和当地土匪勾结在一起躲藏在深山中，经常窜出杀害军民，先后有1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他们杀害。城内房倒屋塌，物资极度缺乏。
王杰所在的南下中队，接收的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破烂摊子。王杰说：“根据金华地委的决定，我们首先建立了县级政权组织。1949年5月21日，义乌县委宣告成立，南下中队中队长刘胜洲任县委书记，董党任县长，介信秋任民运部长，洪仕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其他干部分别派到各区，组建区委、区政府。南下干部和地方同志组成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迅速开展工作。”
机构建立后需要干部，县委责成王杰举办干部培训班。王杰根据县委决定，招收了一批有一定思想基础的青年学生进行培训，然后派到基层。这批青年学生到基层后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成为骨干
不幸得疟疾三年才治愈
义乌县委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配合部队剿匪。为此，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县委人员作了分工，王杰同解放军一个连负责义东区。
义东区一带山高林密，林中蚊虫又多又大，叮人很厉害。当时又是多雨季节，林中阴暗潮湿，道路泥泞。王杰说：“我们道路不熟，语言不通，进到深山里困难重重，有时迷失方向，转半天也转不出去。夜晚天黑路滑，追击土匪有时是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浑身上下滚满泥水。”
王杰回忆说，南方的天气让这些南下的北方干部很不适应，“我们没有蚊帐，夜晚露宿在地铺和门板上，蚊子叮得我们满身血包。我不幸得了疟疾，一会儿满面通红、口渴难忍，一会儿又冷得发抖，浑身发颤。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但还得跟随部队在这深山老林里与土匪周旋。”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和休息，王杰患上的疟疾三年后才治愈。
1949年7月至12月，义乌全县共计歼灭武装土匪14股计1445人。另有8股未在山上活动的土匪计158人，亦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950年12月30日晚，义乌最大的匪首吴模被击毙。至此，全县的武装土匪基本肃清。”王杰说。
母子两人成同学
由于条件所限，山东南下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管理城市的过程中，这些干部要迅速补充文化知识，以适应管理城市的需要。王杰的夫人就是一个典型。
在王杰南下之前，王杰夫人在家乡当妇救会长。王杰调到杭州工作之后，王杰夫人也带着孩子南下找王杰，“她过来找我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也许是听到一些南下干部进城之后换老婆的消息，她就带着孩子南下了。”王杰说。
从山东到杭州，王杰夫人走了两个多月。进城后的王杰夫人不甘心做一个家庭妇女，很快进入浙江省委党校附中学习，“她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从语文、算术、化学学起，虽然基础差，但她不服输，不服气，学习比较刻苦，每学期的成绩，都能在甲班里进入前三名。”
王杰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自己的夫人进入浙江省委党校附中学习时，自己的儿子也在那个学校上初中，母子两人做同学，一时传为佳话。记者 倪自放(李九红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