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安家岭赶到两城已经半夜了。来到邓大娘的院门口，见院内既没有灯光又没有动静，知道他家已经睡了，于是我轻轻敲门。因为院子很浅，一敲门屋内就听到了。来开门的是邓大娘，她见我半夜来到她家，慌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来的目的简要说明，大娘才放心的将我带进屋内。邓承彦和邓承玉听说我来了，也都起来了，他们兄妹俩热情地向我问寒问暖。大娘烧了点心，我吃了。我边吃边把党中央为什么要抽调干部南下，何时动身，到哪里集中等扼要说了。
邓大娘听了，别的没说什么，只说：“你既然明天一早就走，大娘不留你，你到你的房间抓紧时间睡睡觉，明天路上有精神。到达目的地马上来个信，省得大娘惦记。回家见了大哥大嫂代我问个好。”
我走进我睡的房间一看，我离开这里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我赶快出来问邓大娘说：“大娘，我住的房间怎么一动没动？怎么没叫邓大哥住？”
邓大娘说：“他要住我不叫他住，这房子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分给我的，你住的这间房子是大娘分给你的，谁也不准住。大娘永远给你留着，等你南下回来看大娘时，还住在你这房子里。
在这里，笔者暂且离开本文，写一段使我终身难忘的插曲……
1991年，中共浙江省临海市委为了让我们市委咨询组几个离休的南下干部开开眼界，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戴荷福和市委办副主任杨华平亲自带队，到江苏、山东参观、考察改革的成就。
我们市委咨询组共10人，3人因事因病不能去，只去了7人。在我的故乡日照市参观两天，其中一天半是集体活动，半天自己安排。当时我有3个愿望：一是回老家看看；二是拜访老战友；三是到安家岭和两城乡看望我的老房东，40多年不见，实在想念他们。然而，第一愿望根本不可能，日照城到我家60公里，虽然有专车，但半天时间是不够的，只好作罢。第二个愿望也大失所望，我到日照市老干部局了解了一下，我的几个老战友有的在外地，有的去世了，也只好作罢。最后一个愿望，一个下午看两户房东也来不及，只好到两城镇去看邓大娘。这天下午陪我去的有临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任典春和市医院小赵医师，我们一进两城镇，给我的强烈印象是旧貌变新颜的感觉。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一条宽敞的新大街，那条穿心街原来是坑坑洼洼的海青公路，如今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一座座砖瓦房。邓大娘住在何处找不到了。停车询问，找到她的家。
我们3人来到邓大娘门外一看，邓大娘还是住在土改分的那座罗汉衣的房子，原来觉得这房子不错，现在感觉这房子变矮了，变旧了。我与任副局长和小赵医师进了屋，见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坐在炕上，男的戴着老花眼镜在看书，女的看连环画。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问起之后，才知道男的就是邓承彦，女的是他的老伴。我南下之后，区委根据我的推荐，提拔邓承彦到乡里工作，现在已经离休回家安度晚年。老伴原来在区里作妇女工作，也已离休在家。邓承彦一听是我，摘掉老花眼镜，下了炕抱着我，含着泪水说：指导员，一去就是40多年，连个信都不来，你可把俺全家想死了。
这时我的心也酸起来，我说：“承彦同志，你放开我，我有好多事要问你，我们坐下来说。”邓承彦放开我坐下来，我向他介绍了同来的两位同志，然后我问大娘在哪里？他说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他把大娘的遗像从箱子里拿出来叫我看，我见大娘那慈祥的面容，不禁热泪盈眶。我又问承玉妹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南下的第二年，嫁给部队的一个干部，结婚后就走了，妈妈去世后就没有来过，现在不知怎样了。我问承刚的情况，他说他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了。
我又问邓承彦，周围的房子都是新的，你还住在老房子里，是不是生活困难，无力盖新的？他说不是，那还是1987年，镇里制订了一个改造旧两城的规划，这房子也在拆除之中。我娘在世时，再三嘱咐我，这房子要永远保留着，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分给我们的，指导员又在这里住过一年多。我把我娘的话向镇领导说，镇领导听了，认为这座房子有纪念意义，就决定不拆了，指导员今晚你们就住在你住过的那个房间吧。你过去看看吧。
我过去看了看，出乎我意料的，这里的东西仍然原封未动，就连我用的那盏美孚灯还放在办公桌上。此时此刻，我激动万分。邓大娘对共产党的感情像山一样的高耸，像水一样的长流。此时我想起范仲淹一首诗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与任副局长和小赵医生回到日照城宾馆，他俩把邓大娘家中看到的都告诉了戴荷福部长、杨副主任和咨询组的其他同志。小赵医生深有体会地说，我在课本中读过“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这句话，但体会不深，我在董老的老房东家里所见所闻，才真懂得“血肉相连”的内涵。
现在又回到本文。我在邓大娘家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床动身了。邓大娘的一家将我送到镇外。大娘嘱咐说：“指导员，你到南方别忘记大娘。”我说：“大娘，我若是忘了大娘，忘了工作过四五年的城北区的父老兄弟，就是忘本。”
大娘哭了，我也哭了。
五
我家住在碑廓大河口村，2月22日这天东方刚拔白，我在邓大娘家慌忙起床赶路。
说实在的，南下是我自觉自愿的，是我自动报名的，但我最大的顾虑是怕母亲思想不通，因为我当时参加革命时，母亲就坚决不同意，是怕被敌人打死。母亲的担心也是事出有因的。那是1941年的夏天，我那时只有15岁，八路军奉命拔玉峰岭的日寇据点时，临时包扎所就设在我们村里，我父亲和哥哥派去抬担架，我母亲和姐姐派去包扎所护理伤员。伤亡的我军指战员抬到我们村时，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了腿，我的母亲心疼得大哭。
我回到家里，已经太阳下山了。我进了门，见我的父母哥嫂都在锅屋里围着饭桌吃晚饭。他们见我来了，表现出又惊又喜的神态。事后才得知，他们喜的是，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自然是高兴的；惊的是，我家的所在地—碑廓区也抽调了一部分脱产干部南下，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担心我也要南下。我突然回家，他们分析我可能就在南下之列！
我爹试探着问我说：“你们都忙着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怎么有空回家。”
我说，“我是出差路过家里，看看您老人家。”
我爹说：“你这趟差很远吧！是应该来家看看，不然我们老是牵肠挂肚的。”他叹了一声况：“唉！儿行千里爹担忧，你出差到什么地方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省得把我们闷在葫芦里。”
我见爹话里有话，因为事先有了准备，我骗他说不很远，大约百多里路，去的地方是徐州一带。
我爹听了不以为然地说：“孩子，你不要瞒我们了，你要随军南下。”
我听了一愣，忙问：“爹，谁告诉你的？”
我爹说：“是驻咱村的工作人员丁立甫同志，他也抽调南下。前天他临走时向我告别，他估计你也要南下。他说这次抽调的南下干部一要革命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二要有文化；三要有开辟新区的经验；四要身体好；五要家庭没有拖累的。丁同志说这几条你都合得上。所以，这时候你突然回来，我就猜到八九不离十，你也要南下。”
这时，我的母亲、哥嫂都放下饭碗，不约而同地看着我。我想，他们既然知道我要南下，也就不能再瞒了，于是我说：“爹，你猜的不错，我是要随军南下，怕你们思想不通，我想慢慢和你们讲。你们不会阻拦我吧？”
我父亲叹道：“唉！你是公家的人，公家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爹妈哪能拦得住。不过江南是老蒋的老窝，小蒋一定很多，可得处处留神。你在外面安安稳稳，作父母的也放心了。”
我母亲接着说：“孩子，你是做大事的，妈不拖你的后腿。孩子，只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呀！你到了那里，打封信来把你的情况全部都告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个数。”妈停了停又说：“哎，你南下告诉你赵大娘和你邓大娘了吗？”
我说告诉了。
妈又说：“你赵大娘和你邓大娘虽然不是你亲生的娘，可是他们待你像亲生的娘没有两样。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她见你走那么远，也一定心疼，不过，嘴上不说罢了。你到那里，也赶快打封信给二位老人家，免得人家牵肠挂肚的。”
我表示一定照办。我见母亲思想通了，便把南下去的地点告诉了他们。
然后我对哥嫂说：“我去的地方离这里有两千多里路，不能侍候二位老人家了，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拜托哥嫂代我行孝了。”
我爹接着说：“孩子，我虽然没有读过书，可也知道忠孝不能两全的道理。丁同志说过，江南人民需要你们去解放，国家需要你们去尽忠，你就放心地去吧，不要惦记着我们。一来我和你妈身体都很好，二来你哥和你嫂都在我的面前，他们都很孝敬我们的。”
我哥在村里读过夜校，多少识几个字，他说：“爹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小弟你尽忠，不能尽孝；哥哥想尽忠，但没有本事，只能在家尽孝，侍候父母。我们兄弟合起来，不就忠孝两全了吗？”
我听了父母和哥哥的通情达理的话，很受感动。
为了让父母哥嫂认识到我们南下的伟大意义，吃过中午饭，我又进一步做父母和哥嫂的思想工作，首先向他们讲了南下的意义，其次说，大批脱产干部南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去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伪政权。什么叫政权？打个比方说：政权就好比刀把子，国民党反动派用这把刀把子，欺压穷苦老百姓；我们共产党去接管过来，用来保护穷苦老百姓，用来为江南人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让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翻身。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起来。这番话没有白费，我见爹妈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我妈笑着说：“孩子，别人的话咱可以不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可不能不听。你在外可要倍加小心。”
我爹问我几时走，我说明天到碑廊镇报到。爹又问我带什么东西，我说什么都不带，路上用的东西带足了。
父母和哥嫂的思想通了，我的顾虑也消除了，舒舒服服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向本村一起放过牛的牧友，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和在小学一起读过书的同学告别……下午就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六
2月24日，我吃过中饭就动身了。
大河口到碑廓只有8里路，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到何处报到不知道，我先到镇公所问了一下，镇里的同志说在马家岭报到。碑廓到马家岭也不远。只有5里路，我到达时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
负责报到的是吕众义，他见我来了非常高兴，说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因为我俩是挚友，2人无话不谈。就问他我们到哪里，他说原来确定的地点不变。我又问他我干什么，他见屋里没有别人，把干部编制内定方案拿出来叫我看，我说我不看，你同我说吧。他说你到区里工作，分配到你区的共6人，内定你是区委书记，胡献峰是区长，其他4人的职务都没定。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他在县委工作，内定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最后嘱咐我内定方案是保密的，千万不要同别人讲。
25日上午在马家岭进行整编。日照县编成1个中队，下设3个分队、7个班，其中1个通讯班。每班12人，由两套区的干部合成。班以下是小组，每小组6人（即一套区的干部）。
中队领导由张学义、郭建培、刘家根3个人组成。中队部秘书是吕众义。每个分队下设两个小组，我任第一小组组长。
下午以小组为单位召开了小组会议，内容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张学义也参加了我们小组的会议。他说：“南下的同志今天上午都到齐了，明天就要行军了。中队委要求同志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原来我们都在家乡闹革命，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对家乡的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工作起来十分方便，现在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远离家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工作，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要离开父母，结了婚的同志要离开老婆孩子，更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入党时都宣过誓：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身！我们渡江南下的目的，就是去解放江南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所以，我们要愉愉快快地高高兴兴地，不能背着包袱。我们的目的地有2000多里路，我们每一个同志的行李已经够重的了，假如有的同志再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在路上非压垮不可。同志们没有包袱很好，若有包袱，希望自己谈一谈，大家帮着把包袱放在马家岭，不要背着上路。”
同志们听了张学义这番语重心长而又趣味横生的讲话，都深受感动，深受启发。我先发言说，组织上抽调我南下，我是愉快的，但我最大的包袱就是担心父母思想不通。哪知我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我南下。于是我的思想包袱彻底放在家里了。
接着大家积极发言，4个同志的思想和我差不多，就其中一个同志虽然身已南下，但心还系在老婆身上。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党叫干啥就干啥。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南下，解放江南人民，我毅然地报了名。但是，我爱人对我感情很深，我担心她拖我后腿，果然不出所料，我回家告诉她我要南下，她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江南，她一听就哭了。她叫我带她去要是不带她去她就不让我走。我好说歹说怎么也听不进去。整整哭了一夜，把枕头都哭湿了。我的心都被她哭乱了。经过苦思冥想，想了个脱身之计：我哄她说，我们南下并不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上级规定每年回家探亲一次，三年后回到家乡工作，要是留下来，上级负责用小轿把南下干部家属抬了去，难道你连一年都等不得了吗？我这话起了作用，她听了立刻不哭了。她问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为了使她高高兴兴送我走，我赌咒说，我要是骗你是狗生的。她这才高高兴兴地把我送出了村。可是，我说的话若不能兑现，一年后，怕她寻短见……”
我听了他的发言有点感觉，人虽然到了，但思想包袱尚未放下。我想助他一臂之力，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我先请大家发言，听听大家有何高见。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我想：大概是人有此心，心有此理吧。于是我请张学义讲话，意在针对这位同志的思想实际，帮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张学义首先称赞他有这样一个一往情深的妻子值得自慰；其次表扬他没有被老婆拖住后腿，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强的；最后表示说，他对妻子的承诺一定会兑现的，这个包在我身上。
这位同志听了张学义同志的表态，顿时眉开颜笑，表示一往直前，决不后退！
小组会议结束后，张学义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认为今晚的小组会开得很成功。但他提醒我说：政治思想工作不会一劳永逸的，旧的思想问题克服了，新的思想问题又会产生出来的，必须随时随地注意同志们的思想动向，一旦产生了新的不良思想，立即解决在萌芽之中。最后他严正地说，“上级党委指示，我们到江南新解放区工作，困难很多，但最困难的是缺少干部，我们从解放区调来的干部，比黄金还宝贵。上级党委给我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将这批南下干部要百分之百的带到目的地，你这个小组的同志，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拿你是问。”
我表示说：“我保证完成任务！”
张学义严肃地说：“你先别打保票，我再问你，你有没有分析下，你组的同志，谁可能在中途向后转？说得明确一些，谁会中途开小差？”
我听了一愣，啊！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我把我小组的6个人细细地分析了一下，我回答说：“我自己保证不会做出那样可耻的事情来，其他5个人，其中4个我敢保证，绝对不会中途开小差，要出事的只有某某同志。”
张学义点点头说：“我担心的也是他，我今晚为什么参加你们小组会，就是想了解下他的思想动向。某某同志我有所了解，这个同志一切都好，就是家庭观念太重，既想革命又不愿离开温暖的小家庭，结了婚之后，又加了一层，老婆观念太重。他在小组会上虽然放下了包袱，但路上恐怕还有反复。”张学义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共产党员恋老婆，那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张学义笑笑说：“你没有吃过梨，还不知梨是什么滋味。”当时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后来学习了《实践论》才懂得了它的涵义。最后他叮咛我：“你对他要多加关心，共同到达目的地。因为他的文化程度都比我们高，是我们党内的秀才。”
我在回到住处的路上，吕众义问我：“张学义同志刚才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吗？”我说听进去了。他关切地说：“领导上的指示，要牢记心怀，千万别当耳旁风。只有这样才能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