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农历正月二十六日（阳历2月26日），我们开始行军，每天行程80至100华里，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一天上午的11点左右到达了陇海路新安镇火车站。我们都未见过火车，便都不顾疲劳拥到月台上看。一见像一座屋那么大的火车头，都不禁目瞪口呆。不知谁惊叫了一声：“啊！这家伙真大，要多少人推？”大家为了看个究竟，不约而同地下了月台，跑到火车头周围观看，突然，“哞—”地一声长鸣，吓得我心惊肉跳，赶紧回到月台上来。
当天下午，我们从新安镇乘一列拉煤的货车经过徐州到达临城华东党校。临城虽然是中小城市，但经过战争的摧残，已经破烂不堪。我们到达时，滨海地区的南下干部已经在这里了。
稍加休息就进行整编。地委的南下干部编为第六大队，大队领导由杨心培、刘鸿若、张振华、王健英组成。我们日照中队编为第四中队，中队的领导又增加了许永昌、高益卿两位干部。接着就开始了学习，作好思想准备，待命南下。
上的第一课就是以小组为单位原原本本的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最后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接着又学习了毛主席亲自指定的“学习参考资料”—郭沫若编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它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大致是：农民起义领袖李闯王，经过37年的艰苦卓绝奋斗，夺取了全国的胜利，但进了北京之后，由于起义军的领袖犯了因胜利而骄傲自满和贪污腐化的错误，对敌人失去了警惕性，葬送了革命成果。毛主席号召全党引以为戒，共产党人决不做李闯王！
我们在进行座谈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报告使我们的灵魂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们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检查了有没有毛主席指出的4个“情绪”。同志们纷纷表示，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度过了多少年的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现如今全国快要解放了，我们由穷山沟进入城市工作，从事和平建设，我们可以过上舒坦安适的生活了。毛主席的话似乎就是针对我们说的。这是毛主席洞察一切的英明远见呀！若不是及时向我们敲起警钟，我们这种享乐思想继续发展下去，必须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大家一致表示，进了城无论如何不能丢了革命的本色！江南繁华，灯红酒绿，见了金钱美女，千万不要眼馋，当心被糖衣炮弹击中！我们应当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
第二课上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给我们上课的是刘剑同志。我回忆他讲的内容大意是：经过三大战役，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绝境。为了进行垂死挣扎，美、蒋反动派一面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和边远地区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面又玩弄“和平”阴谋，妄图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他们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都带上温和色彩，以便保存反动势力。有一些冒充人民朋友的“自由主义人士”则要我们对敌人“怜惜”、“仁慈”，接受美、蒋反动派的“和平”。有人甚至主张以长江为界，搞所谓“南北朝”。这样，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成了全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向全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通过学习后，大家一致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上的第三课是城市知识。我们南下干部长期处在农村工作，对城市知识一无所知。为了我们进城后顺利地开展工作，不出差错，不闹笑话，华东党校组织我们学习城市知识。我记得给我们上课的是王健英同志。他讲话的速度很慢，但言辞精辟，语句洗练，趣味横生，我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他首先向我们辟谣，他说有人造谣说，南方有老虎，有长虫（即蛇），到那里连骨头都被老虎长虫啃了，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接着讲了水电知识、交通知识、生活知识、卫生知识和江南风土人情。我们听了感到新奇的是卫生知识。他说，在农村可以随便大小便，在城市就不许了。进了城市，在家里大小便有马桶，到街上有公共厕所，就是到野外也不能乱拉。其次，不能随地吐痰，不能光膀、赤脚逛大街……我们听了，都觉得在城里工作，太不自由了。也有的同志听了很担心：假如在大街上要大小便，找不到厕所，那不拉到裤子里了吗？
我们学习用电知识之前，听到一个触电身亡的传说，便人人毛骨悚然。传说是这样的：“有一支支前的民夫队伍，有一天晚上住在某城镇里，这里有电灯。有个民夫在电灯上点烟，点了半天点不着。定眼一看，见灯泡上有玻璃隔着，他把灯泡敲碎，随即电灯熄灭，他用手去摸灯泡，结果触电身亡。同这人住在一房间的数人，见这人触电，其他人去救他，结果都被电死。从此，一提起城市用电，就谈虎变色……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学习，这支数以千百计的干部队伍，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了，革命的任务更明确了，革命的干劲更高昂了，政策观念更强了，充分作好了渡江南下的准备。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震撼中外的渡江战役。此时，我们这支庞大的干部队伍，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雄赳赳气昂昂的随军南下。
我们从临城又回到新安镇，然后又沿着大运河沿岸分四路纵队开始大行军，一路浩浩荡荡，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途经盐城、涟水、高邮、淮阴、扬州，27日达到镇江北岸板闸。
我们长途行军遇到了三大因难，一是吃不饱，二是睡不足，三是行军难。南下的解放军近百万人，民夫几十万人，地方干部五六万人，粮食一时供应不上，大家为了克服这一困难，自动减少用粮，每人每天只供应15两（16两为1斤）高粱面，或者15两小米。
我们住下休整时，由中队部食堂统一开火，行军时由各班自炊，全班12人，轮流烧饭，每天2人，每6天轮一次，我和班长辛崇芳搭档。大约每天凌晨4点钟就起身烧饭。老辛的烧饭技术比我高明，于是他掌锅，我烧火，班里的同志都说我俩烧的饭比别人烧得好吃。
我们住下休整时，每天吃两餐饭。行军时，每人都背着30多斤行李，每天要走80至100里路，改吃3餐，可是粮食仍然是15两高粱面，由两餐改为吃3餐，即早晨每人用5两高粱面烧满一大锅的粥糊，再用5两高粱面蒸两只小窝窝头，到中午做点心，还有5两，晚上住下时再烧粥糊喝。早上喝饱了，走路还有劲，可是一到上午10点钟左右，肚子饿得直不起腰来，到下午3点钟左右，也是如此，又饿又累，走起路来东扭西歪，像识字班的大姑娘扭秧歌，到达目的地时，夜幕降临了，但因为我们都很年轻，洗洗脚，挑开脚底上的血泡，穿上一根线，抹上锅底灰，喝了粥糊，睡一觉，第二天劲头又来了。
我们行军，大多数都是两头不见日头，每夜只睡五六个小时，睡觉也成了我们的最大愿望了。当时我在想，我对幸福的要求并不高，南下到达目的地时，能让我睡它一天一夜就满足了。
解放前的交通极端落后，尤其是农村的道路既狭窄又弯曲，解放军、干部和民夫组成的几路纵队一齐往前赶路，常常因为路窄通不过而堵塞，我们干部队伍夜里睡觉不足，白天一面行军一面睡觉，当前面堵塞时，后面人的前额碰着前面人的背包上，很不自愿地被碰醒了。
八
1949年4月21日，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群众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一时炮声轰鸣，万船齐发，百万雄师直奔南岸，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3个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我军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我们干部队伍于4月26日下午乘小火轮过江，原打算到镇江住下，哪知镇江油库上午遭敌机轰炸，房子起火不能住。于是我们渡江后继续行军。走不多时天下起雨来，路上全是泥浆，大家一滑一擦地向前走。有的同志滑倒好几次，成了泥人。我虽然没有滑倒，但裤脚上全都沾上黄泥浆。我实在疲乏不堪，走着走着就睡觉了，当我的头碰到前面同志的背包上，才突然醒来。当晚走了30多里路，来到信封车站附近住下。吃了饭，洗了脚已到半夜，只睡了四个小时，又从信封车站乘火车经无锡、常州到达苏州。当时上海、嘉兴尚未解放，我们在苏州下了火车，乘船顺着运河南进。船行到近中午时，日光融融，抬头看看两岸的依依垂柳，低头瞧瞧河中的游鱼，再举目望望田野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心中十分愉快，不禁叹道：江南美极了！
我们乘船行驶了一段路，因河道不通，下了船又步行，途经湖州，没有停留，在大街上通过。我记得湖州的大街很长，街面全是用石板铺成的。因为这里刚刚解放，湖州居民对解放军还有顾虑，店门大部分关闭，围观的少数群众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我们。我们步行了一段路，又乘船直达杭州。
在家乡时，就听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那时就梦想何时到“天堂”观光一番。当我们行军快要到苏州时，我心想：能不能到苏州城里看看“天堂”是什么样子，然而，队伍在郊区匆匆而过，连“天堂”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深感遗憾！当我们到达杭州时，我又想：没看到苏州，杭州也是人间“天堂”，这次可得好好游览一番，过几天“神仙”的日子。但由于杭州实行军事管制，没让我们中队进去，全部住在拱宸桥，并严格规定，不准随便进到市内，美好的愿望又成了泡影。
我们班住在一家私人轮船行楼下面临街的大厅里。大厅的天花板上全是纵横交错的电线。我们在临城虽然学过用电知识，但由于没有实际经验，对电线望而生畏。
有一天晚上，轮船行老板见我们都睡下了，关了电灯上楼去了。我们躺在铺板上聊天，聊了一会，不知是谁发现在天花板上有个蓝光在闪烁，他惊叫一声：“不得了，流电啦！”大家不约而同地一看，见这蓝光飘飘下落，都认为电流下来了，不由都想起传说民夫的触电事件来，大家慌忙爬起来跑到大街上，大声喊流电了！老板睡在楼上，他听到流电了，慌忙下楼检查，他开了电灯，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他说没有流电，叫我们放心地睡好了。我们躺下后，他又给关了电灯，上楼去了。但大家仍然心有余悸，个个都睡不着。过了一会，我发现有个蓝光在我的铺上移动，我怀疑电流到我的铺上，但我不敢动它，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只萤火虫，此时我恍然大悟，这个小东西引起我们一场虚惊。
我们住在拱宸桥期间，还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件是，中队领导向我们宣布了省委领导班子：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任省委副书记，沙文汉任省长。还有一件事是，中队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并组织了认真学习和讨论。明确了我们到新的工作岗位之后，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应该做的要坚决做好，不应该做的坚决不能做。
我们在拱宸桥住了6天，忽然上级通知，要原滨海地区的南下干部去接管台州地区，于是就出发了。省委派汽车把我们送到蒿坝再步行，途经嵊县、新昌，直达台州天台县。步行300多里路是吃力的，但可以任意领略浙江的地理景象和风土人情。一路观光，收获颇大。
入浙之前，听到“浙江”这个名字，顾名思义，认为浙江有水无山，哪知过了嵊县，公路两边，都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当我们先后登上会墅岭和猫狸岭山脊时，犹似上了云端。举目四顾，这两座岭，虽然不在名川大山之列，但却山光明媚，景物宜人，给人一种山明水秀的美感。
田间的大小麦已经成熟了，有的开镰收割，我屈指计算了下，这里的农时季节，比山东老家提早一个月左右。我想：假如让我抓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千万不能瞎指挥。
早稻已经插完，农民的手脚泡在水里摸田。我是务农出身，知道农民种田的艰辛，目睹此景，觉得南方的农民比北方的农民更辛苦。我们经过村庄时，见公路两旁有一排排粪缸。并且男女并肩坐在一起解手，我这个来自孔孟之乡的人，觉得这种风俗很不好，既不卫生又不雅观。于是暗想，到时非要改变它不可！
我们在天台与当地坚持干部会师。在会师大会上宣布，台州地委书记是汤光辉，第一副书记是杨心培，第二副书记是邵明（兼台州军分区政治委员）；组织部长王槐秋，宣传部长王健英，专署专员刘鸿若，副专员张振华。日照中队接收温岭县，张学义任县委书记兼县长；莒南中队接管黄岩，王立山任县委书己，曹子决任县长；东海、郯城中队接管临海，赵俊仪任县委书记，魏源任县长；临沭中队接管天台，侯希如任县委书记；竹庭中队接管三门，葛仲昌任县委书记；赣榆中队接管仙居，李振洲任县委书记；宁海由坚持干部接管。
我们班本来也到温岭县，地委为了加强沿海地区对敌斗争，将原来属于临海县的海门划出，建立台州专署海门直属区。将我们班的12人，加派了陈振中带领我们接管海门。
把我派去接管海门，我思想不通。原因是，我是日照来的，同日照来的同志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张学义了解我，信任我，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心里感到踏实，感到温暖。离开了他，离开了一道南下的同志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张学义得知后，找我谈话，解释说：“我们县的干部最多，地委要我们划出两套区的干部去接管海门。海门号称台州的小上海，对敌斗争既尖锐又复杂，派去的干部既要政策观念强，又要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既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又要有一定的文化。所以县委研究来研究去，只有派你们去。说句心里话，我也舍不得你去。我希望你能愉快地到海门去，把那里的工作开展起来。”经过张学义的耐心解释，我思想通了，向他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分配。
九
当时海门尚未解放，我们南下干部13人，在两位坚持干部的带领下，动身去黄岩县。6月5日，我们首先去临海县东乡邵家渡与浙东游击队临东办事处会师。地委决定，临东办事处主任梅法烈任海门直属区区长，会师后与我们一起去黄岩等待海门解放，与当地的坚持干部一同接管海门。
天台到邵家渡大约60公里，途中住了一宿，经坦头、高枧、仙人桥、牌前、两头门、大田直插邵家渡。到达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3点钟左右。
以梅法烈主任为首的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在邵家渡村头等待我们到来，当见我们来到时，个个雀跃欢呼，一齐拥上前来，握手、拥抱，有的同志竟把苇笠抛向天空，也有的同志把草鞋脱下来抛上空中，其激动而兴奋的心情难以用语言形容。
办事处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邵家渡村的一所小学住宿。我们的班长辛崇芳同志患了重感冒，全身烧得很厉害。那时药品极端缺乏，在路上行军患了感冒最好的药品是阿司匹林。那时候有个顺口溜：头痛发烧，阿司匹林一包。我们离开了中队，连阿司匹林也没有了，只好用民间常用的土法治疗：生姜、红糖煎汤喝了发汗。正好学校旁边有个小杂货店，我去买生姜和红糖，小店的营业员是个白白胖胖的青年姑娘，因为我身穿军装，她见了我有些害怕。我站在柜台前和颜悦色地说：“小妹妹，有红糖吗？”
这位小姑娘见我面带笑容，忙点头说：“有有有。”
她能听懂我的话，我很高兴。她走进厨房，拿出一只舀斗（打水的小木桶）来交给我。我想我买红糖，她怎么拿水桶给我？大概“糖”和“桶”是谐音的缘故吧？此时才知道她根本听不懂我的话。我又想，语言不通，文字会通吧，于是我写了“红糖”两个字给她。她一看又点点头说有，就走进房间端了一碗酒糟来。我见了哭笑皆非。看来这姑娘文化水平不高，把“糖”字看成“糟”字。我摆摆手说我买红糖，不要酒糟！这时姑娘有些紧张起来。她跑出去，叫了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来，他一看纸条，才知道我要买红糖。费九牛二虎之力买来4两红糖和半斤生姜。
这是我过江以来第一次与江南群众接触，由于语言不通，几经周折才买来红糖和生姜。我想，我是作党的工作的，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群众工作。语言是人与人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不通，怎么做群众工作呢？这不是同到了外国一样吗？我把买红糖的经过跟同志们讲了，大家都产生了一种为难情绪。
吃过晚饭，梅法烈来我们的住处看望我们，互相寒暄之后，我细细地打量了梅法烈一番，他大约25岁上下，举止文雅，生得像白面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振中首先向梅法烈介绍了我们13个人的情况，梅法烈也向我们介绍了临东办事处的情况。他说办事处干部及武装人员共70多人。最后梅法烈说，他不能和我们去海门了，刘鸿若专员叫他们办事处配合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四团消灭盘踞在临海县杜下桥一带的国民党浙江保安团的1000多人的残余势力，完成任务之后，立即到海门报到。
我们走了一天路，都感到累了，梅法烈走后我们打开铺盖就睡了。我们正睡得香甜，梅法烈突然回来通知我们，地方上有股“土顽”要来袭击我们，赶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们幸亏都没有脱衣服睡，迅速打起背包就出发了。梅法烈带我们南下干部转移到深山里的一个名叫高岭的村庄里。这是临东办事处群众基础较好的革命根据地，又加上高岭村地形险要，易守不易攻，将我们带到这里是比较安全的。梅法烈嘱咐我们不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不要动，就凭“土顽”的力量攻不进高岭村的。这里虽然比较安全，但我们还是严阵以待，作好战斗的准备。
我们坚持到天亮，梅法烈又得到情报说，那股“土顽”认为南下干部已经转移了，并有了充分准备，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我们又回到邵家渡。
我问法烈同志，“土顽”是一股什么样的武装？它的头目是谁？
法烈说：“这股土顽是受国民党支持和利用的地方反动武装，有10多人，全都是本地的地痞、流氓和不务正业的亡命之徒，用的武器也较好，光是轻机枪就好几挺……其头目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启忠安在临海东乡的两条狗。一条是国民党大田区分部书记谢敏君，另一条是他的弟弟谢木君。他兄弟俩都是恶霸地主和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他们原依仗陈启忠这个大党棍的权力鱼肉乡里，欺压群众，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和我游击队及其地下党。他们多次策划要除掉我们，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死对头，由于我们采取防范措施，他们的阴谋均未得逞。”
他接着说：“5月29日，在解放军大军压境及中共地下党的教育下，国民党临海县长汪振国、台州专署独立团团长娄光明于凌晨起义，逮捕了国民党台州专员兼保安司令葛天、副司令何木远及县党部书记陈启忠等人之后，谢敏君觉得后台已倒，又与从杭州溃逃到临海县杜下桥一带的浙江保安副司令马子俊拉上了关系，妄图同我解放军和我浙东游击队顽抗到底！”
我插话问法烈同志：“你们怎么晓得土顽要来袭击我们？”
法烈同志又说：“6月3日，我接到袁良涛的情报，谢敏君听说有一批南下干部要到海门去接管，路过邵家渡，问马子俊怎么办？马子俊指使他说，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我感到责任重大，去天台请示王槐秋，王槐秋说南下干部都是骨干，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又去找汪振国和娄光明，要求他们派部队援助我们。汪振国和娄光明都感到为难，因为调动部队，要浙江军区批准，他们无权调动部队。叫我自己想办法。昨天我又回到邵家渡和办事处的同志共同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一是加强情报工作，随时监视敌人的行动；二是若有情况，就将南下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果然事情发生了，弄得你们一夜未眠。”
陈振中说夜间转移是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