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们南下干部13人分别乘两艘乌蓬船在钓鱼亭上船，沿灵江向黄岩驶去。梅法烈为了我们的安全，对船夫进行了严格审查，此外，还派武装护送。梅法烈再三叮嘱我们，灵江两岸有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常常拦江抢劫，路上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在舱里千万别动，由我的战士对付他们。
我们离开钓鱼亭，顺水而下，途经管岙、西洋、长甸、西岑、红光、涌泉、三港口，转向永宁江直奔黄岩。
我们与当地干部共26人同住在县政府大院里，一同生活、一同学习、一同娱乐，大家心情都很舒畅。这是我们过江以来，第二次过上安定舒适和井井有序的生活。我们黎明起床，在大院里跑步，跑步结束后个人自学，吃过早饭，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有时事政策等。当时学习收获最大的是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这是毛主席对晋绥土改和整党两项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毛主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毛主席这一教导，对我们在今后工作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有时，我们还组织地方干部上街宣传。宣传的内容是：目前形势和任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宣传形式多种多样：有口头演讲、贴标语、发传单等。因为这些内容对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来说都很新鲜，每次上街宣传，来听的人很多。这些宣传，因为南下干部语言不通，都由地方干部出面。晚饭之后，大多都是集体开展文娱活动。主要是唱歌或教唱歌。我记得当时唱的有这样几首《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教唱的歌曲有《解放军进行曲》等等。
不知不觉过了半个多月，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大家心情都很愉快。地方干部都认为黄岩虽然由浙南游击队来解放了，但心里头不踏实，南下干部来了黄岩才是真正解放。同时，地方干部认为南下干部革命坚决，打仗勇敢，敌人闻风丧胆，同南下干部在一起，感到异常安全。南下干部则认为地方干部有文化，有知识，思想敏锐，作风活泼，我们这些外来干部文化程度都不高，又人地生疏，有了他们真所谓如虎添翼，今后开展工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但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隔阂：地方干部认为南下干部文化低，不修边幅，不讲卫生，让人看不惯；而南下干部对地方干部，尤其是对青年学生，认为他们出身复杂，自命清高，怕苦怕脏，小资产阶级情调颇为浓厚，特别是个别女同志，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担心他们不能同南下干部共事。
我把上述情况向即将担任海门直属区工委书记的陈振中作了汇报。他认为这种隔阂若不解决，势必影响团结，影响工作。于是他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文章。毛主席指出：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根据地才能巩固，否则是不可能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
毛主席的话真灵，大家听了，纷纷作自我批评，双方都检查了看不起对方的错误思想，大家一致表示要加强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团结，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十一
1949年6月25日，海门解放。我们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26人，于当天下午进驻海门。在海门商会住下后，立即与坚持地下工作的中共椒南工委副书记徐德等同志会面，听取他们对海门地区情况的介绍。
他们介绍说，6月9日，浙南游击纵队三支队一大队在地下党海门工委带领下解放了海门。留下一部分地下党同志坚守，其余的当日返回黄岩，海门成为真空状态，当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四团，消灭了从杭州逃窜到临海杜桥一带的浙江保安团残敌后，从前所渡江来海门，海门正式解放。
接着，南下干部几个主要领导陈振中、陈常修和我同海门驻军取得联系。海门驻军是第一八四团，团部住在天主教堂，团政委向我们介绍敌人情况：浙江沿海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有的已被消灭，有的逃到海岛上去了。敌人盘踞的沿海岛屿有白沙岛、头门岛、东麂列岛、一江山岛和大陈岛。这些岛屿的残匪，对海门威胁最大，随时都有来骚扰的可能，海门的党政军民必须高度警惕，严加防范。
我们又接着分工了解社情民意，发现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学校停课、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的天下只有两年半；谁投靠共产党，国民党待反攻大陆之后，全家杀头。因此，居民思想十分混乱。南下干部都觉得接管海门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思想上都产生了畏难情绪。
南下干部这种思想情绪又引起陈振中的注意。他组织我们学习毛86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毛主席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在学习会上，他说：“我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同长征的同志们爬雪山过草地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是在困难中跌打出来的，怕什么困难？”大家通过学习振作了精神，积极愉快的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
我们进入海门不久，地委公布了海门直属区工作委员会、区政府和公安分局的领导班子。海门直属区工委书记陈振中，工委委员陈常修、董怀修（兼中共海门镇委书记）、徐德、来成贞。区长徐德（梅法烈调台州专署文教科）、副区长郏国森，公安分局局长来成贞。工委决定，李勃任海门直属区粮库主任、海门镇镇长胡献峰。
为了迅速恢复海门的社会秩序，与第一八四团领导人共同商量，采取六条措施：一、我驻军要严阵以待，作好充分准备，防范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二、公安局在驻军的帮助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迅速肃清潜伏下来的土匪特务和暗藏的其他反革命分子，若发现特务分子和其他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决不手软；三、迅速接管国民党的区、乡政权；四、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工会、农会和民兵等群众团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各项工作；五、勒令工厂开工（主要是海门电厂）、商店营业；六、征收粮草，保证部队的供给。
盘驻在海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残余，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直接指使下和潜伏在海门的匪特分子的配合下，动用海、陆、空，频繁地袭扰海门。
国民党绥靖军总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警保副司令）大陆解放后，率残部1000余人逃到大陈岛，1949年7月3日，率中、小舰各1艘入侵海门，在4架飞机及炮舰的掩护下，在海门外滩登陆。我驻军一八四团沉着应战，经5小时激战，击退敌军。这次战役俘虏敌人3名，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敌人在溃逃时溺毙10多名。
1950年1月13日下午，国民党飞机两架入侵海门，投弹4枚，均落江中，炸毁民船3艘、帆船一艘，炸死5人，炸伤3人。我此时正在码头检查收粮任务，亲眼目睹，炸弹掀起的江水有10多米高。
最严重的一次袭扰是1950年2月4日。这天早上大约八九点钟，我们区委全体干部正在区委会议室开会，突然来了两架敌机，在海门上空打了几个旋，知道又要轰炸，可不知轰炸的目标是什么，我走出会议室，站在院子里观察，见飞机飞到西门粮库上空投下5枚炸弹，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炸弹爆炸了4枚，粮库顿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我们区委的干部冒着敌机的扫射跑去救火。我到粮库一看，粮库周围死伤的人一大片，其状惨不忍睹。有一个年轻妇女，背着一个二三岁的孩子，躺在粮库墙外的路上，母子俩的头不见了。有一个卖豆面碎的小贩，一条腿炸没了。还有条人腿挂在附近的一棵古柏上。事后才知道，这次轰炸死伤93人，其中炸死76人。炸死的人大多数是送公粮的农民，少数是居民。此外，炸毁房屋13间。
我们区委干部有的奋不顾身地救火，有的往海门医院运送受伤的群众。当救完火回区委时，有的同志烧伤了头发，有的烧伤了脸，有的人身上起了火，表现了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奋不顾身的精神。
3月中旬，逃到白沙岛的匪首陶芝山，率4股海匪登陆，烧毁道感堂民房41间。
3月11日，又有敌机两架窜扰海门，在椒江投弹数枚，炸毁我送粮船一艘，炸毁民船一艘，死伤3人，妄图破坏我军征粮任务。
3月中旬，土匪头子王小哇（原名王莲森，国民党收编为水警局护航队）等六七人潜登上义士街江岸，勾结义士街特务分子，烧毁杨家桥茅屋31间，枪杀妇女1人，绑架义士街小学教员3人、工友1人。
总之，自从我们到海门工作之后，到1950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为止，都是在枪林弹雨和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度过的。但尽管环境如此恶劣，绝大多数的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都临危不惧，坚守岗位，坚持工作，把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十二
十二
我们工委认识到，剿匪反特是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巩固人民政权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匪特不除，天无宁日。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要完成剿匪反特任务，是相当艰巨和相当困难的。
困难之一是，我们南下干部人生地不熟，又加语言不通，简直成了聋子、瞎子，犹似老牛掉进井里，有力无法使。地方干部虽然没有南下干部人生地不熟和语言不通这方面的困难，他们虽然也有对敌斗争的经验，但他们一部分来自知识界的干部，在工人、农民、商人和居民群众中，没有基础，在剿匪反特工作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一部分地方干部来自青年学生，他们虽然对剿匪反特工作热情很高，但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敌人摸到了我们上述弱点，明目张胆地对付我们。譬如，有一次公安局得到情报，有一股匪特准备某夜在义士街江岸上岸，到海门市里抢劫银行和商店。我们公安局和部队有关同志，在某商店楼上商量如何将这伙匪徒一网打尽！这天夜里组织了大批公安人员、部队指战员和机关干部，布置成一个口袋形，让他们上岸后钻进来，一网打尽。然而，我们伏击了一夜，一无所获。事后得知，这个商店的主人就是潜伏的特务，我们在楼下研究如何消灭这股匪特，楼主同他的同伙研究采取对策。
又譬如我公安局侦察到海门有一部地下敌台，其方位在天主教堂附近，我政府和驻军一有行动，盘踞在大陈、一江山等岛屿的海匪，立即得知。出动飞机进行轰炸，弄得我们很被动。有一次我第一八四团派出一个连出海消灭白沙岛上的敌人。刚出海不久，敌人出动4架飞机来轰炸，我军遭受到重大损失。但这部敌台始终没有破获。
经公安局侦察，海门电厂是个通匪、窝匪的重点之一。这个厂是葭芷乡恶霸地主黄木便卿开办的私营工厂，规模不大，工人和职员共有10多人。黄木便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黄树宝，是个少爷公子，游游荡荡，不务正业，解放初期参加了“反共救国军”，死心塌地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二儿子黄楚宝，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解放军解放了浙江沿海一带，随国民党残余部队逃到大陈岛，同潜伏在海门的敌特分子沆瀣一气，从事疯狂的地下反革命活动。我公安人员对该厂进行严密监控，多次发现从海上爬上来的人潜入该厂，但去搜查时却一无所获，厂里的职工都摇头说不知道。公安局的同志急得要命。
海门电厂明明是匪特的窝点，为什么破获不了呢？于是，区工委召集有关同志总结经验教训。常言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经大家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地参加，就会流于形式而失败。我们对电厂这个匪特窝点之所以迟迟破获不了，关键所在，就是电厂的职工没有觉悟，不敢揭发内情，而我们自己空忙、瞎忙。为了纠正工作上的失败，应该放手发动电厂的职工群众，让他们动手挖掉这个反革命窝点，于是工委决定派区总工会组织部长吴茂纶以民主改革的名义进厂去发动群众。当时吴茂纶是个年仅19岁的姑娘，她带着区委的重托，不畏艰险，单枪匹马进驻了电厂。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吴茂纶进厂后，从调查入手，先摸清工人和职员的两个关系，即社会关系和老板和职工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她发现这个厂的工人和职员大都同老板沾亲带故，他们熟知老板的反革命活动情况，但都不肯说；原来的积极分子都是些线路工，都不知老板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底细。这就增加了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反革命活动的难度。同时，她也了解到老板剥削工人和职员的手段是残酷的，这是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于是她选择了工人中受剥削最重的进行了教育，终于提高了阶级觉悟，揭发了老板黄木便卿及他老婆（有名的雌老虎，当时均已逮捕）儿子（已下海）的反革命活动；揭发了厂里有夹墙，墙里藏有枪支弹药，还有地下室，老板的儿子带领海匪从海上上来时就隐藏在这地下室里。吴茂纶把情况向区委作了汇报。区委责令公安分局主管采取行动，并增派了工会干部李福生去电厂。在墙的夹缝里挖出了长枪、短枪、子弹两脚萝。我公安局逮捕了2名犯罪嫌疑人，彻底地捣毁了这个窝点。
另据我公安部门打入大陈岛敌人内部人员反映，大陈岛遣上岸的特务，有的化装成渔民，有的化装成农民，来我军事控制薄弱的东山等地搜集情报，同时向潜伏在地下的匪特传达其上司的旨意，拉拢鼓动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下海投敌等反革命活动。这些乔装打扮的反革命分子，以为我南下干部人生地不熟难以识别他们，因此明目张胆进行破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