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区、乡、保政权，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的政治基础。我们进驻海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彻底废除它，建立区、乡、村的人民政权。接管区署和镇公所的任务是区长的事，但因为区长另有任务未到职，工委决定以我为主，陈常修协助去接管两级国民党政权。我们接管的方法是，先通知区长和镇长编造移交花名册。其中包括人员编制，户籍人口，办公设施及其他一切物资财产。一天上午，我们接管小组先到区署接管。以区长孔庆荣为首的全体区署的人员在区署的大厅里，列队迎候。我简单地讲了几句，就开始清点材料，清点完毕之后，才知道区署是个空壳，除了几张办公桌椅和户籍薄外，一无所有。镇公所除了多了几件水上警察队破军装外，也是什么都没有。
最后，我们向两级人员分别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接着建立7个乡的人民政府。由于地方干部缺乏，乡政府的干部全是一八四团派来的。每一个乡部队干部10名到12名，均有连指导员或连长任乡长，排长任副乡长。乡人民政府建立之后，紧接着对各村进行民主建政，废除旧保甲制度，民主产生村人民政权。此举，由于新生的省、地、县、区、乡人民政权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由于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接管旧政权和建立人民政权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工委在建立区、乡（镇）、村人民政权和其他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认为必须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进行减租减息，让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为下一步实行土地改革打下基础。于是，叫我负责此项工作，先在海门镇郊区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区推广。
我在山东一向搞农村工作，一贯同农民打交道，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是轻车熟路，我乐于接受这项任务。
到郊区搞3个试点，除了我之外，还抽调了两位工委干部，一位是工委组织干事杜临鸿，一位是农会干部蔡灵芝（女），他俩都是坚持干部，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是我的最得力的助手。
一天下午，我们3人到郊区转转了，正是农忙季节，男的都到田间劳动去了，我们没有到农户家里去，也没有同农民接触。但它给我的感觉是：一是东门这片全是农民，面积很大，大约有500户人家，2500多人：二是这里的住户分为两类：一类是茅棚，一类是瓦房。我断定，住茅棚的肯定是贫农，住瓦房的基本上是地主、富农，或者是商人和中农什么的。杜临鸿和蔡灵芝两个同志认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发动群众的对象在茅棚里。
吃过晚饭，我们到了东门，来到一家破旧而拥挤的茅棚里，见这家有5口人，一个老人，两个孩子和一男一女的中年人。他们在屋里正准备吃饭，见我们突然来到他家，男的显得有些紧张，他问我们来他家有何事？我不懂他的话，杜临鸿向我翻译后，我说：我们刚来不久，来串个门，看看农民兄弟，认识认识，并了解下你们生活上和生产上有什么困难，人民政府尽量帮助你们解决。我的话杜临鸿又向他翻译了。他的紧张情绪立刻消失，拿凳子让我们坐。我说：你们吃饭，我们到外面坐，你吃了饭我们再聊聊。
他们吃完饭，我们进了屋就同他们拉起家常来。根据我在老解放区工作的经验，要叫农民相信你，首先你要相信农民。于是我把自己的家境身世跟他说了。
那个中年人听了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是有家私的人，没想到是个海帮人（即穷人），于是他也向我们诉说他家的处境。那个中年人名叫郭小梅，老人是他的父亲，女的是他的妻子，名叫陈彩娥，两个孩子是他的一双儿女。郭小梅是真正的农民，全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一家的生活。从他家的吃、穿、住来看，生活十分拮据。同时我们还了解到郭小梅自己历史清白，除了轮流做了3个月的甲长外，全都是在家务农。
我们为了扩大访贫问苦的范围，问郭小梅像他这样的家境和像他本人身世的有哪些人？他一口气排了20多户，其中有阮小玉、陈广梅、邱蒲松等。
接下去，我们3人一户一户地进行访问。同时向他们宣传成立农民协会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并宣传农民协会成立后进行减租减息，初步改善农民的生活。但我们发现一些贫农对我党我军和我人民政府有许多顾虑，归纳起来有四方面，一是国民党欺压老百姓，但共产党到底如何他们心中没有底？他们说解放军打仗勇敢，都很佩服，但解放军是不是保护老百姓的，还半信半疑；二是国民党造谣说国民党两年半反攻大陆，担心共产党不长久；三是为什么要成立农会，其意义仍然不明确；四是对减租减息衷心拥护，但向别人碗里捞饭吃觉得理不直气不壮。我们认为，以上这些思想疑虑若不解决，将是一事无成。于是我们的工作组分别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通过讨论、谈心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解除他们的思想疑虑，提高觉悟，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我们先召开了郭小梅、阮小玉、陈广梅、邱蒲松4个人的座谈会。我针对上述思想疑虑先发言，说：“据我们了解，老百姓都说国民党中央军不好，可是解放军好不好还不知道？这个我准备不多说，解放军来了几个月了，海门就住了一个团，好不好你们应该看到。”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郭小梅说他的爸爸说活了60多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他们都谈了亲眼见到解放军爱护老百姓的许多事实……我们认为他们都是讲的心里话，不是有意地奉承。
接着我又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而成立的，共产党艰苦奋斗了二十几年，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我们老解放区贫苦农民及我自己家怎样得到翻身，向他们作扼要的介绍，大军南下，也是为了这个……”大家听了眉飞色舞，喜出望外。
关于为什么农民要组织起来，我打了个比方，从吃饭桌上摸起一根筷子，一下折断；接着又拿起一把筷子，竭尽全力也未折断。于是，我说：“我们农民兄弟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封建制度，一个人是不行的，只有大家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大家听了，都信服地点点头。
关于减租减息问题，我们同他们通过算地主老财的剥削帐，算贫雇农的苦难帐，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让他们感到减租减息是天经地义的，应理直气壮地向被地主剥削去的一部分减了回来。真所谓阶级教育一抓就灵，经过算帐，访贫问苦，他们4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积极要求减租减息。
经过3个月的发动，于1949年12月成立了海门农民协会，会员达1570多人。会长是郭小梅，副会长是阮小玉，民兵队长是陈广梅。
其他群众团体也相继成立：全区工会会员1727人，渔会会员983人，青年团员199人，妇女会会员1616人，民兵233人。
接下去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工人增加工资。
十四
1951年2月，党中央提出严厉镇压反革命，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我们区委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大家还联系实际，总结了一年多来的剿匪反特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条是，一年多来剿匪反特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消灭了一些武装土匪，挖出了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但国民党的政治反动势力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三把刀”（即号称“剃头刀”的海门椒西镇镇长丁成德；号称“厨官刀”的海门三青团书记张以芳；号称“扁担刀”的码头霸郑邦南）根本没有触动。老百姓反映，他们是压在海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若不搬掉，海门人民永远抬不起头来。另一条是，由于我们对土匪宽大无边，土匪特务的胆子越来越大，反革命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獗，老百姓对党和人民政府十分不满，发牢骚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老百姓迫切要求党和人民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
我们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为了震慑敌人，鼓舞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首先镇压了许海馨和“三把刀”等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匪首、恶霸、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拍手称好！从而使镇反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除天主教堂的一部敌台未挖出来外，海门所有的特务、窝匪全部肃清。从此，海门区得到安宁。
我自始至终参加审批案件的工作，离休后将这些素材写了一部书名为《暗礁》的剿匪反特小说。1993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刚结束，又马不停蹄地进行土地改革。
十五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端不合理。农村的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不到10，却占有70到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总共占有约20到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贫穷及落后的根源，也是我国独立富强的主要障碍。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实现。在老解放区，土改基本完成，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打倒了封建统治势力，广大贫农、雇农得到了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当前剩下来的新解放区这片热土，党中央为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摧毁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提出在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海门区的土地改革是1951年1月开始的，因为海门镇情况复杂，区委决定先搞7个乡，海门镇只派工作组先进行宣传教育，土地登记和初步划分成分，待7个乡结束之后再回过头来搞镇上的土改。乡下的土改3月初基本完成，区委集中力量抓镇的土改。
区委为便于对海门镇土改的领导，将全镇划为四片，一片是郊区，一片是义士街，一片是葭芷，还有一片是居民。又成立了4个土改工作队，区委领导成员亲自担任土改队队长，即区委书记程精业担任居民片土改队队长，副书记赵立祥担任郊区土改队队长，区委组织委员陈常修担任葭芷乡土改队队长，我担任义士街土改队长，原义士街土改工作组组长安郁林任副队长。
临进点之前，程精业向我交代了一个政策。他说，潘建霞先生家住义士街片，工作组给潘先生划地主兼工商业，潘先生思想不通，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自己不应被划地主兼工商业，应该划工商业兼有土地。所以，你进点后查查潘建霞先生的成分划得准不准？如果划得准就向他解释解释，若划错了就纠正过来。他是开明资本家，又是军工属，是工商界的领导骨干，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
我带领区委宣传干事和通讯员进了义士街土改点。首先检查划分成分和土地登记的情况。当时划分成分的规定是：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有土地，共九大类。划分成分的依据是：占有土地多少和剥削量多少而定。无土地农民，全靠出卖劳动力而维持自己的生活，划为雇工；无地或少量土地的农民，全靠租种土地维持生活，划为贫农；有土地而自耕自种、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农民划为中农；有土地，一部分自耕自种，一部分出租，剥削量不超过25的，划为富农；有土地在15亩以下，因丧失劳动力，靠租给他人耕种，剥削量不超过25的，划为小土地出租者；有的地主兼营工商业，其商业收入低于地租收入的，划为地主兼工商业，反之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有的工商业户，家有土地不超过15亩的，划工商业兼有土地。
有一天，潘建霞先生来到土改工作队，向我反映说。他乡下老家原有16亩土地，3年前卖了3亩，现只有13亩光景，并把卖地的地契交给工作队。我问土改队队员潘祖礼（即潘建霞的儿子）他父亲反映的情况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我们甄别了卖契，也是真的，经工作组讨论，原划的地主兼工商业改为工商业兼有土地。只有安郁林思想不通。我把这个情况带到区委会，由区委会决定。区委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应改划为工商业兼有土地。然而，安郁林同志思想仍不通。哪知这为我在“三反”运动中埋下了祸根……
我参加义士街土改，接受了老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从划分成分、没收土地、没收部分房屋和财产，直到分配土改果实，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土改，因而，土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到6月底基本结束。随即区委又另外组织力量进行复查，结果，没有发现有违犯政策或遗留问题。对此，区委对义士街的土改非常满意。其他片的土改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