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庭讲南下故事

zbhh 发表于2017-11-08 19:15:18

老兵剿匪不用枪

从一个在苏鲁边界打游击的普通战士,到先后担任5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南下干部胡友庭的经历可谓颇具传奇色彩。谈及往昔,87岁的胡友庭老人说:“我的一生可以分为这么几段:1949年以前,在苏鲁边界打游击;1949年随军南下接管杭州;随后到上海工作,在几所大学当党委书记(副书记或第二书记),其间短暂到福建工作,也是当高校的党委书记;最后回上海,依然是当高校的党委书记。

山东干部南下初期,主要的工作是剿匪、反霸、恢复生产。胡友庭老人回忆说,自己的剿匪工作“走了捷径”,所以能够较早地腾出时间来恢复生产。

“1949年之前,我主要在鲁南一带打游击,南下之前,我是中共赵铸县委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赵铸县就是现在的苍山县兰陵镇一带,我也算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了。”胡友庭回忆说,“杭州1949年5月3日解放,我5月7日就任杭州市艮山区区委书记,给我配备的副手,有以前山东临城县的县长,还有来自德州的一个公安局长。我们到任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依靠以前的保长,然后剿匪、反霸,稳定局势。”国民党撤退时,把以前的—个土匪委任为区长,这个土匪以前经常在这一带烧杀抢掠,群众基础不好,胡友庭抓住这个特点开展剿匪。

“当时解放军某部经过杭州想继续南下,但因为敌人把钱塘江大桥给炸毁了,解放军暂时停留在杭州。我找到解放军某部的一个团长,说借一个连的兵力给我,我先用几天来剿匪。这个团长很爽快,调了一个连的兵力给我,我把一个连的兵力分成3部分,我和区委的另外两名负责人分别带一队,日夜在我们的辖区穿插巡逻。我告诉辖区的群众,只要看到土匪,就高声地喊,然后我们就带着解放军过去。这样喊来喊去,土匪根本不敢在我的辖区里呆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土匪的势力彻底垮掉了。”几十年后,在对记者讲起当年的剿匪经历时,胡友庭依然非常兴奋,“我是在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干出来的,对付这些土匪还是有办法的。”

剿匪工作完成后,恢复生产的任务也急迫起来,“要开展生产,就得是先实施救济,当地生产资料、粮食非常缺乏,就需要从北方老解放区运过来救济市民,这个工作大约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纺织业是杭州市艮山区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胡友庭等人恢复经济的重点,“当时是5月,蚕丝就要下来了,我们区委、区政府的人就下去协调供应桑叶,准备收蚕丝。因为如果蚕丝卖不出去,整个工厂是要垮掉的。所以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纺织业恢复正常生产。

胡友庭说,南下之前自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只在省立五中读了一年书,可南下后先后当过5所高校的党委书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学习。

1950年5月以后,胡友庭先后担任了杭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01953年4月,胡友庭接到调令,要他去东北搞工业,“去东北之前,华东局带队领导让我们先在上海学习。这时,我接到通知,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匡亚明找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去华东师范大学当党委书记,不要去东北了。我说我文化水平低,在高校恐怕干不好,还是去东北吧。匡亚明说,这是舒同部长的意思。我不好再反对,只好到华东师范大学就任。”

1953年以后,胡友庭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同济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上海水产学院党委书记、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 1982年再任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历次运动,我没做过对不起知识分子的事情。我为人比较和善,反右派的时候,保护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维护了高校工作的正常开展。”

剿匪工作完成后,恢复生产的任务也急迫起来,_要开展生产,就得是先实施救济,当地生产资料、粮食非常缺乏,就需要从北方老解放区运过来救济市民,这个工作大约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纺织业是杭州市艮山区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胡友庭等人恢复经济的重点,“当时是5月,蚕丝就要下来了,我们区委、区政府的人就下去协调供应桑叶,准备收蚕丝。因为如果蚕丝卖不出去,整个工厂是要垮掉的。所以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纺织业恢复正常生产。”

胡友庭说,南下之前自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只在省立五中读了一年书,可南下后先后当过5所高校的党委书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学习。

1950年5月以后,胡友庭先后担任了杭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1953年4月,胡友庭接到调令要他去东北搞工业,“去东北之前,华东局带队领导让我们先在上海学习.这时,我接到通知,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匡亚明找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去华东师范大学当党委书记,不要去东北了。我说我文化水平低,在高校恐怕干不好,还是去东北吧。匡亚明说,这是舒同部长的意思。我不好再反对,只好到华东师范大学就任。”

1953年以后,胡友庭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同济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上海水产学院党委书记、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 1982年再任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历次运动,我没做过对不起知识分子的事情。我为人比较和善,反右派的时候,保护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维护了高校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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