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按照党的指示，我们在江川县台桥区进行征粮工作。在这期间，反动的地主阶级坚持顽固立场，阻挠和破坏征粮工作，并以其土匪武装与当时开往江川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暂编十三军第三十四团相勾结，发动了反革命叛乱暴动，驻台桥区工作的我革命同志七十余人惨遭杀害。这就是当时轰动江川县及周边的“五?二八”事件，即台桥事件。
1950年3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一大队和我所在的六大队二中队开赴玉溪，同地下党的同志胜利会师，大家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但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却又十分严峻：云南宣告和平解放不久，一切都百废俱兴，尤其是吃饭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一期间的粮食问题是关系到我党能否在新区站得住脚、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派出大批干部到农村从事征粮工作，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此，地委召开会议，部署征粮工作，接着南下的同志分赴各县工作。
赴玉溪的西南服务团成员，有25名同志被分派到江川县，由县委书记周祝三同志带队，与江川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同行，于3月12日傍晚赶到江川县城（今江城镇）o第二天一早，由周祝三同志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对上级征粮计划和部署进行了学习讨论，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会上，县委对全县的征粮工作作了全面安排布置。为适应征粮工作需要，县里成立了征粮大队，由县委书记任大队长，副书记和正副县长任副大队长，各区组成征粮中队并下设分队。
台桥区组成的是一支80余人的征粮工作队，中队长是地下党区委书记槐可荣同志，副中队长是南下干部李鸿昌同志。中队下设4个分队：一分队驻渔村，二分队驻前卫，三分队驻赵官，四分队驻小街（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o我被分配在由李鸿昌同志兼任分队长的二分队。
根据我党在新区的征粮政策，我们按田地（税银）的多少，采取累进计算的办法来征收公粮，广大中下层农民群众因田地少，这一征粮政策比较符合他们的实际，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并积极踊跃地交公粮。而地富阶级就不满意了，公开叫嚷“负担重”而进行抗拒。为确保征粮工作的进展，我们对那些抗交公粮的地主、富农采取了强制性措施，直到他交公粮为止。这一手段果然有效，打击了地富阶级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群众，征粮工作由此很快掀起了高潮。到4月20为止，台桥区入库公粮已达160万斤，达到征粮计划的70%以上。
然而，反动分子不会以此而甘心的，他们要以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进行疯狂的挣扎。 4月23日，海浒的大恶霸地主金绍云组织了反革命土匪武装暴动，杀害我征粮干部。台桥区的地富分子自恃有金匪撑腰，又纷纷顽抗起来，拒绝交粮，一些反动地主还勾结金绍云土匪准备进攻台桥区，形势变得严重。之后，征粮工作趋于停顿。
5月12日早晨6点左右，金匪数百人分头包围了前卫和赵官。被包围的两个征粮分队中，驻赵官的三分队受到很大损失，包括分队长牛文然同志在内的5名同志被敌人分别抓获而惨遭杀害。至5月13日，台桥区的公粮被土匪抢走40余万斤。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一二”事件。
五一二事件后，上级派起义部队暂编十三军第三十四团赴江川台桥一带剿匪，金绍云土匪退回到大街、海浒等地。 5月13日下午，江川县委组织了近百人的武装返回台桥区参加剿匪。返回的队伍于14日上午9时许赶到台桥，并与三十四团取得联系。该团的一、二、三营随同我们分别进驻渔村、前卫、小街。县委副书记黄河清同志驻渔村，县委秘书槐可荣同志驻小街，我随己任区委书记的李鸿昌同志仍驻前卫。我们的此时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碾米、送烧柴，以保证驻军足够的米和柴。
暂编三十四团进驻后几天，本地不少工作人员流露出对起义部队的不放心，他们向我们询问：“老大哥（对南下同志的尊称），上级为什么不派我们自己的部队来？”最后他们表明态度说：“这个部队不可靠，解放大军要是不来，我们就不干啦！”部分同志因此就在请假请不准的情况下回了家，还有的就干脆不辞而别就回了家。这样，我们分队只剩下了12名同志。
我们向黄河清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大约在5月24日（或25日）黄河清同志来到我们驻地召集我们12人开会，他结合全国形势对大家进行了开导，最后要求大家放下心来，积极工作，要经得住困难的考验。同时他也批评了不辞而别的同志。经黄河清同志的一番鼓动，同志们增强了信心，原想再请假走的同志都表示不走了，要和大家一道工作下去。
四
5月28日拂晓，人民解放军114团从东、南两个方向对金匪实行包围，发起进攻。东面打到石岩哨、大营、海浒等地，南面打到上头营，而北面和西面的三十四团却按兵不动。
我们征粮队的同志听到东面解放军进剿的枪声，兴奋极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大家邀约着出村，想找个高一点的地方看东边打仗的情况。这时三十四团一个卫兵用枪堵住我们说：“上头有命令，今天6点钟出去剿匪，你们好好守家，不准出村！”我们几人只好返回乡政府，围着火塘架起火来烧开水，大家一边和开水一边议论着东边打仗的情况。不料约在7时左右，来了三十四团的几十个官兵，他们用枪顶住我们说：“不准动！”这时我们才知道三十四团叛变了。
叛匪将我们捆绑起来，又把身上的钱和钢笔等物品都搜去，然后把我们12名同志关押在前卫村中寺旁的一间烤烟房里。烤房里堆了不少稻草，我们都仰靠在草堆上。这时我发现有光线从顶处透进来，于是反退下绳子（绑扎的不紧）顺着烤杆向上爬，想看看能否从上边钻出去，但不多会叛匪就从外面打开门喝令我们出去，我这时也已到地面了。趁同志们陆续往门外走的功夫，我把绳子急忙又套上，跟着出了门。这时天很黑，叛匪们只是点了下人数，没有看出绑着我的绳子是松的。
我们被叛匪押着走出前卫村时，看到驻三十四团的我方军代表也被绑着。也许叛匪认为我们12人在一起不好看管吧，就把我们分隔成6人一队的两队（未和军代表在一起）。走到业家山山顶上停歇时，另外的那6个同志（均为本地人）被叛匪带着走到离我们约二百米远的一块草地上坐下。十多分钟后，叛匪又押着我们上路，当我们走到豹子洞村后山时，听到了业家山顶上传来枪声。又走了不远，叛匪叫住我们停止前进，这时叛匪的队伍就在我们面前陆续走过。我们6个同志中，4个坐着，一个斜靠着，我则习惯性地蹲着。 10多名叛匪看守着我们，除了一名端着枪站在我们面前外，其余的枪口朝天抱在怀里，也坐在地上。这时有两个背短枪的家伙交头接耳商量枪决我们的事，被我们听见，这时大家乱了起来。我想，反正都是死，如果这时跑也许有条生路。于是我趁匪徒们不注意的一瞬间，顺势一跃朝山坡下冲将下去，顺着沟壑跑了起来，叛匪立即朝我射击，枪声响成一片，这时我腿部不由地震动了一下，估计是负伤了，不过未感到疼痛，仍拼命地先前跑。借着夜色的掩护一口气跑出近两公里后，感到大腿部一阵剧烈的疼痛，这才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大腿中了一弹。由于是夜里，视线不明，所以叛匪们才没有击中我的致命处。此刻，我又累又疼，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只好隐藏在灌木丛中，约过了半小时，不见叛匪追来，周围一片寂静，我这才从灌木丛中站立起来，咬着牙一步步朝玉溪方向走去。
我就这样走着，一直到天亮。因情况不明，白天就躲藏着休息，傍晚又接着走，冒着倾盆大雨踉跄在泥泞的山径间。又一次天亮了，我走到原玉溪县的江川口村，实在支持不住了，便打主意进村找火暖和一下。终于还是找到一位好心的农民大哥，让我进家烤了火，后将我送出村，并给指了路。顺着他指的路，好不容易走到当时的玉溪县三区人民政府大门前，这是卫兵同志朝我喊话：“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两天没吃饭了，找点饭吃。”卫兵同志呵斥道：“这里没有饭，到别处找去吧！’’我见他头上戴的是五角帽，知道是自己人，于是赶忙从怀里取出八一五角红星军帽递给他，这位卫兵同志“哦”了一声，马上向我敬个了一个军礼说：“对不起，原来是老大哥呀？”说着很热情地把我让进大门。这是我身边围上了十几名同志，他们很亲热地向我问长问短，打听情况。顿时一股暖流遍周身。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终于到家了，又和自己人在一起了！尤其是彭瞩初同志（他是西南服务团一大队下来的）更是热情得很，他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我换上，又找人将我沾满泥和血的衣服洗好烘干，端来饭陪我吃，而后又叫来两名武装同志牵来一匹马，将我护送到玉溪地委会。
这天中午12时到了地委会，正巧碰上县委书记会议休会时吃中饭。县委书记周祝三和县长李明里两同志连忙扶我下马，见到自己的领导同志，真是千言万语想倾诉，但当时却又说不出多少话来。周祝三同志要背我去卫生所检查治疗，我谢绝了。两位领导同志只好扶驾着我去卫生所检查了伤势，上了药，出来时我被安排到玉溪专署住下。
过了3天，从江川又送来一位负伤的同志，我一看，原来是黄志吉，他也是和我同时死里逃生出来的。 6名同志当中（其实是12名），只有我俩幸存下来了，两人都感慨万千，在玉溪的几天里，我们两人每天晚上都同睡一张床，我向他讲了那天晚上跑后的经历，他详细地告诉我那个晚上我跑后的情景：那个晚上我是第一个跑，坐着的四个同志也跑了起来，敌人朝我们疯狂射击，黄志吉同志是斜靠着山坡最后一个跑。就这样，我第一个跑、黄志吉最后一个跑，两人逃脱了叛匪的魔爪。牺牲的同志中，包括黄河清、槐可荣、李鸿昌、董俊松等在内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
五
事件之后，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寻找和掩埋烈士遗体的工作，并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之后，县委又组织了一批干部进驻台桥区，恢复重建了区委会、区政府和区农协，我也在这时随队重返台桥，投入到剿匪、保护税收的斗争中去。
1950年8月上旬，上级集中了优势兵力，即解放军一 六团、玉溪军分区独立团以及江川、华宁、玉溪等县的地方武装，组成剿匪大军，于8月17日分头向金绍云匪徒进攻。 8月18日，盘踞在坝区的大股土匪溃逃到山区。县委抓住这大好时机，立即组织了大批次的工作组深入农村宣传这一喜讯，把剿匪的政策交待给群众，发动群众肃清散匪，新的局面打开了。
解放军乘胜向山区进剿。经安化大捷、华宁青龙战斗，金匪主力被消灭殆尽，最后全歼逃窜至孤山的金绍云残匪，并活捉匪首金绍云。也是在这年八月，我人民解放军在新平歼灭了叛军三十四团，活捉其团长、叛首头目王耀云。最后，金、王两匪首被押赴玉溪，公审后被执行枪决。从此，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日益安定，劳动生产的热情日益高涨，为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也老了，但想起当年和我们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那些牺牲了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支充满活力的队伍中去了。2007年4月1日于玉溪
作者简介：陆凤林，山东省平邑县人，1945年1月参加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江川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峨山县委副书记、玉溪地区农林局局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