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陆凤林在2007年4月29日那天下午离去了，从此长眠于他的第二故乡——玉溪。父亲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兄妹的脑海里。父亲是山东省平邑县流峪乡加力箭村人，生于1924年6月，1945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家乡（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1948年7月离开家乡到山东鲁中南区党委工作；1949年调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六大队）南下，到达云南后被分配到玉溪地区江川县，即刻投入了征粮剿匪斗争。从此，父亲就在玉溪地区扎下了根，曾担任江川县第三区区委书记、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江城公社党委书记、玉溪县北城公社党委书记、峨山县委副书记、玉溪地区农林局局长，文革中受冲击下放到位于元江县的玉溪地区“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从“五?七”干校返回玉溪后，任玉溪地区农业局正处级副局长直至1983年离休。
在我们兄妹的记忆中，父亲很爱他的子女们，但又不是溺爱。父亲最痛恨小孩子撒谎和逃学行为，在我们兄妹当中，只要他发现谁有这种苗头，那就对谁“凶”得不得了，过后，又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家史，讲祖上如何待人诚实、如何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教育子女从小就要好好念书，做一个诚实的人。父亲也是一个讲孝道的人，爷爷奶奶在世时，我们兄妹还小，家庭人口多，经济并不宽余，但他和母亲省吃俭用，每年都要挤出钱来寄给爷爷奶奶及其他亲属。他常对我们说：“我离家多年，不能在你们的爷爷奶奶身边敬孝，只有寄点钱表示一下了。”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仍然尽力帮助老家的亲人们，在父亲的后几年里，他提供生活费资助老家一亲戚的孩子完成大学学业，父亲说：“一般的农村家庭供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能够为培养人才出点力是值得的”。老家一位乡亲的弟弟被所谓有“背景”的人非法致死，来信向父亲求救，父亲义不容辞地为这位农民乡亲奔走，多次去函向家乡省、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请求调查，终使凶犯受到法律制裁，那乡亲来信，充满了感激之情，父亲回信说：“不是我有什么能量，而是国家还是讲法律的。”直到父亲去世的一年前，还在关心家乡的建设，老家村党支部来信，希望父亲给上级反映一下有关的建设问题，父亲欣然接受，积极向当地县、乡政府反映，家乡的基层政府热情洋溢地向父亲回了信，称很受感动，表示将统筹考虑有关问题，并邀请父亲回家乡看一看。父亲说：“我很想回去看一看，但人老体弱，力不从心了。”确实，父亲离家几十年（1949年离家后，仅1971年回去了一次），未亲眼目睹家乡的变化。我们想，这算是父亲生前的一大憾事吧？我们的父亲虽然热心而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但涉及到自己和家庭的事从不曾向组织提过分要求。他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我们听到许多长辈这样评价。即使在文革那种逆境中，他也经常教育我们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父亲是西南服务团的一名老战士，他热爱这个战斗集体。针对少数人“南下干部来云南都官提一级、是来当官的”这种说法，父亲愤然地对我们说：“这不完全符合事实。是，有的同志在入滇之初是被提拔了，这不假，那是因为工作需要，但也不是普遍现象，比如你姥爷（李正一），在老区时就是县委书记，来云南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是县级干部。南下来的那么多同志，不少为征粮剿匪牺牲了，活下来的许多人也并未担任什么官职，默默工作了一辈子，有的还受了多年的冤屈。这些又怎么解释？”父亲说：“我们南下来是干革命的，是来搞建设的。”父亲曾给我们讲过在江川县参加征粮剿匪的经历。我们想，这就是对父亲所说“南下干革命、搞建设”的最好诠释。
经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一大队及六大队二中队于1950年3月到达玉溪，其中包括父亲在内的25名同志在县委书记周祝三的带领下，在江川县与地下党同志会合，及时投入征粮剿匪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征粮工作队广泛发动群众，数次与金绍云匪徒遭遇，并顽强抗击之，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征粮任务。是年5月28日，国民常起义部队三十四团叛变，搜捕、杀害我驻军军代表和征粮工作队员，父亲所在的征粮分队12名同志中，10名同志惨死在叛匪的枪口下，只有父亲和另外一名同志侥幸逃脱魔爪。那次牺牲的人们当中，有一些就是来自西南服务团的同志。
我们的父亲，他虽是一个普通的人，然而在我们兄妹心中，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陆建环 陆建南（执笔）陆玉芬 陆玉芳 陆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