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水坑崖战斗后，敌人加强对鱼台伪化，湖西领导中心转移，主力部队开辟单、丰、金边。山东分局第五区党委——苏鲁豫区党委（肃托以后改称湖西地委）为了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争取抗日最后胜利，决定在湖边创立根据地。因为湖西是平原地区，只有鱼台地形复杂，有湖有山有平原，河流纵横交错，较大的河流特别是经丰沛边境的十字河、流经金鱼边境的万福河，许多小河汇流，造成复杂的地形。这些河网化地带，有灌溉排涝条件，土地肥沃，物资丰富，人口众多，村庄稠密，农民为了巩固河堤，培植了不少防护林，因此从内部和周围环境地形来说，鱼台在湖西地区创立 根据地，鱼台是最适宜的。其次，从鱼台县所居的位置看，也是创立根据地最合适的地区。鱼台位于湖西的中心，依山跨湖，东接滕县，北邻邹县、济宁，西接金乡，南为丰县、单县，东南是沛县，是江苏山东的结合部，我们可以依托微山湖向四面发展，距离大城市铁路线都比较远。
在政治方面，鱼台国民党没有什么基础，力量薄弱，县政权为单县朱彖为主的封建势力所掌握，与当时的地主封建势力有矛盾。这时我主力经常在鱼台及其附近活动，打了不少的胜仗，振奋人心，群众传作神话，地方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空前提高，群众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推翻不抗日的、鱼肉人民的朱县长（启森），选举人民的领袖李贞乾同志任鱼台县长。鱼台过去党的基础虽然薄弱，但目前发展最快，同时培养出一批新干部，各区党政群武都配备一套干部。这时行政区划仍是按照原来七个区划分的，区下设立乡、镇，区镇政权都改造了，乡政权绝大部分未改造，县委会，分区委员会都成立起来了，群众工作农救会自卫队在二、三、四、五区大部建立起来，结合培养发展了一批农村党员，至1939年8月，是鱼台县大发展时期。
鱼台县的工作好象是个刚刚降生的婴儿，诞生后就受到了致命伤，不幸于1939年9月发生了湖西肃托事件，这一案件直延续到11月才结束。开始是从湖边地委发起的，由于王洪鸣、白子明领导掌握的错误，大搞逼、供、信，使案件愈演愈烈，共杀死干部300多人，被肃着的干部也不在少数，把鱼台县、区工作肃垮了，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县长李贞乾因被肃受重伤，抬回来整理县政。肃托影响了整个湖西工作，这时敌人开始回师扫荡后方，国民党加紧反共，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形成了紧张局面。这时鱼台的进步士绅说：这些干部明明不是托匪，被肃死了，什么肃托，“分明是坏人杀好人”．o其他的人更远离我们，工农群众上上下下都恨透白子明，很多好干部都被他肃死了，究竟肃死了多少连个数目也不晓得，都是夜里枪毙的，一次在谷亭枪毙了不少！又一次在于王庄枪毙了不少！被扣压起来的更多了。牺牲同志的家属说：“我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托匪，如果真是托匪，杀了活该，但有什么根据？如果他真是托匪，组织不杀他，俺们也应当把他除掉；如果他不是托匪，是被错杀的，咱这托匪家属帽子怎能受得了。”
组织上为了恢复整顿鱼台县的工作，10月间派我到鱼台县委，这时县委书记是张子敬同志。当时县委的中心工作是恢复整顿组织，组织农救会自卫团，县委对外叫第一工作团，番号“红海”，县委分工我负责恢复整顿组织。在肃托前，鱼台县农村党员大致有290人，肃托后经过整顿起来的约三分之一。通过这次严重的摧残，许多党员垮了，七区龙固集附近原有二三十党员全部垮台，去找他接头时不敢见面，即使见了面，他们公开说：我们是不干了，白子明说都是托匪，组织全部叫解散。有少数区干部也是如此，怕革命斗争危险，不敢出来。
1939年11月16日，敌人开始向我主力部队苏鲁豫支队扫荡，这一战斗我方虽然打得不错（我记得在谷亭有一次战斗，我军将敌人全部包围，在这次战斗中苏鲁豫支队三大队队长刘正英同志牺牲，还有一次很出名的南阳战斗）但战后敌人在谷亭安下了据点。在这种情况下，主力部队转移，另开辟新地区单县，即以后的单、金、丰边一带的湖西根据地。我刚到鱼台县工作一个多月，对全县工作还不熟悉，忽然间县委会县政府张子敬、李贞乾同志都要跟着主力撤走。我当时主张鱼台的工作不能放弃，你们走就走吧！我们设法来坚持。我主力部队机关走后，1939年11月至1941年秋，敌人对鱼台进一步伪化，顽军对我进行全面大磨擦，敌人在谷亭安的据点，控制公路线，把鱼台拦腰切成两半，使我活动地区被分割，在狭小的范围内，把鱼台造成为半伪化的局面。这时县委配合各区的同志以湖为依托，在湖里设县政府办事处，由县政府一科科长高文浦同志负责，进行活动，将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1940年春，地委决定我任鱼台县委书记。后在鱼台县政府的基础上建立湖西专署，李贞乾同志任专员，鱼台县长由汪怀久（李中）同志担任。秋季上级为了打通湖西与山东分局的交通线，派主力一个营从铁路东过来开辟湖西的局面。没有几天部队撤走，环境继续恶化，1941年敌人5次强化治安，进一步加强了统治，四区王鲁，二区罗屯，五区南阳都新增设了据点，建立了伪区政权，伪区武装。另外为了保护谷亭至县城的公路交通线，在三教堂，旧城及城外大庙设了据点，企图使鱼台变成全部伪化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敌伪顽合流积极向我展开进攻，东南部丰沛顽军配合向我进攻；北部西部敌人利用羊山镇伪五县联防杆子会向二区进攻。经激战一天，我二区被迫撤至丰鱼边境。这时撤出的武装全县约近700人，区干部约300人。由于敌伪顽合流积极进攻，战斗频繁，主力减员很大，全县配合十一团活动，决定将鱼台的县区武装升级补充十一团。由于是新发展起来的地方武装，没有经过很好的整顿和战斗锻炼，地方性强，升到主力后，战斗残酷，逃亡减员很大。二区区中队那时不足200人，升主力时全部逃跑，回到鱼台二区，有的回家不干了，一部分由排长翟廷邦领着投敌。
水坑崖战斗的情况：
我带着县机关的干部配合十一团行动，主力通知越过十字河以东，他们在苇子园，叫我们在水坑崖驻扎。没有想到主力没去，单单我们后方机关去了，人员约有百名左右，有一个通讯班，有公安武装18人，带了18个案子（即犯人），余下的都是机关干部男女老少非战斗人员。这个庄子很大，有围寨。拂晓，我们被顽军包围。张大队副（捷三）向我报告，敌人已打到寨门边。这时轻重机枪声大作，我令他带一个班把敌人打回去，无论如何不要叫敌人占着寨墙子7。他带着一个班冲出去，不几分钟回来报告说，敌人已进入围墙。我随即登上炮楼，这时已满地遍野都是顽军，把我们围了三、四层。远远的看到主力在五六里远处，被顽军包围正战斗着，中间被隔断，使我们无法取得联系。看到丰二区区中队约30人在村子西头庙前，利用有利地形也与敌人开火。双方取得联系，当即召开一个干部会议，动员大家沉着应战，将非战斗人员组织起来，占着碉堡楼及大院子。我和张大队副带着战斗人员守着街头巷口，见到敌人来时就把敌人打回去。原来丰沛土顽毫无战斗力，看到我们出来，遭到伤亡回头就跑。到了下午4点钟后，顽军大举进攻，轻重机枪迫击炮掩护其部队前进，进入村庄后，就烧房子，一直烧到碉堡楼边，烟火弥漫。张大队副带着一个班从烟火里钻出去把敌人打退。战斗至天黑，我即命令突围，张大队副在前我在后安全冲出。经过这次战斗更加提高了我机关战斗人员的胜利信心。顽军以超过我30倍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县后方留守机关，不仅没达到目的，而且还伤亡四五十人，我仅伤1人，牺牲小鬼1名。
王河套战役：
鱼台县独立营最后有60余人，由县武装部长何宪超同志率领。配备轻机枪1挺，作战非常勇敢，与丰沛顽军作战，有时以少数人把顽军追至欢口，因此把顽军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经常进至丰鱼沛边活动。水坑崖战斗后不几天，何宪超同志来看我，我问他独立营住在王河套几天了，他说已住6天。我告诉他要警惕，今晚应早移动，他答应了，并对我说：“明天独立营即升主力”。当夜1时，部队开始造饭，2时部队尚未开始移动，外面岗上即打响了。敌人从西、西北、东北3面向我进攻，隔河南面是顽军，我军顽强抵抗，反复冲锋，敌我双方均有伤亡。最后敌人冲到炮楼下，被我们打死了几个，随令人去摘下敌人的枪弹，回来报告说：“何副政委，不对头，被打死的不是顽军，是日本鬼子。”他不相信，说：“哪里来的鬼子？是顽军假充日本鬼子，政委在水坑崖带咱机关坚持了一天还把顽军打退，怕什么？”后来主力来打增援，被日本鬼子压着也打不上来。这时又有人劝他突围，他不突围，一直战斗到天明，人员受到不少伤亡，这时突围已经晚了，他和指导员突围时壮烈牺牲。这次战役被俘10余人，逃出去是极少数。我们对给敌人的杀伤也很大。
1941年是敌人伪化顽化最严重的一年，也是我与敌伪顽战斗最残酷的一年，主力十一团匡斌团长刘仁贵政委配合鱼台县坚持丰北十字河一带。我鱼台一区三区武装在丰沛鱼边开展游击活动，尤其是一区房区长（大田？）带着区队，神出鬼没地活动在城区附近通往谷亭的公路线上，经常伏击敌伪小股武装，打死特务汉奸，使敌人非常震惊，群众情绪异常振奋，伪区乡政权两面动摇，因此敌人对我小部队活动更加重视。有一天我从鱼台北部敌占区回来，到鱼台城东10里季庙联络站见到姚念立同志，他告诉我，一三区中队就住在南边2里多路的村子，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的样子。到了村子里果然见到一三区住在村子内，当时有县政府科长马乐山配合他们一同行动，我去后叫他召集一个干部会，听取他们最近的工作活动汇报。他们说最近活动很顺利，有时在距鱼台城8里路驻扎，打得伪军特务不敢出头。在此庄已住了3天，我告诉他们应当分散深入内部进行小武工队式的活动，打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建立隐蔽活动地区，今日夜间赶快移动。还有一个女同志季凯隐蔽寄住在季庙，叫他们去人找回来与我一同去地委，到了6点多钟不见季凯来。我告诉说：“天已快要黑了，我只好先走，叫她明天去地委。”我离开该村南边，走了约20里正好到了十一团团部驻地，我就在十一团团部住下，睡到下半夜2点多钟听到东北枪响得很急，我随即找到团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说：“一定是与我一三区打上了，请赶快去增援，”他们即派了部队出发，赶到那里天已开始明了，与敌人打一仗，敌人撤走了。听说一三区被敌人消灭，部队即撤回来，晚上我又带一个连收容逃散的人员掩埋牺牲的同志。据被群众掩护下来的同志说，被俘的有一区房区长，三区区中队长李厚立和季凯等同志，有几十个人；牺牲的有三区区长金斐然同志等。这次一、三区又垮了。一区房区长被敌人带到鱼台县，经过敌人严刑审讯，威协利诱，始终不屈，光荣就义。一部分人员被敌人释放，季凯也被放出。一部分被解到济宁，李厚立背叛当了特务。
1941年10月13日，我去谷亭镇想整理该支部，住在妥协回来的原县委民运部长李××家里。殷茂芝原在县里做青年工作，亦从丰北回来，还有金超然，年万羔，听说我到谷亭，都去找我。当时我即向他们说明前途，动员他们出来继续抗日，如果蹲在家中更危险，即使不抗日也要躲开，以防万一。我告诉他们说：我去远坡村，找我们过去的乡支书张凤洲（已当了伪顽乡长）、周××（原是党员当了顽区长），十六日再回来。
我先到东姚支部，回来到远坡村找到张风洲，他留我在他家住着。当天晚上我俩谈了话，叫他们了解敌顽情况，16日早2时他去种晚麦，我起床后吃过饭休息一会即赴谷亭。哪里想到刚走到庄当心，就见到敌伪军已站在顽区长周××的门口，另一部分人即去拍张凤洲的门，我知道坏事了，当即跟一个卖柴的人出来，敌人也没问。当时我怀疑谷亭也出了问题，因此我先到地主开明人士缪麻子家去（那时缪尚未反动），因他的家住在谷亭最东北角，刚到他的后门，这时他正从家中往外跑，猛然碰到我，使他心中更加害怕，当时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快走！快走！鬼子正在捕人。”我说：“老兄，咱是老百姓，怕什么？还能不叫老百姓上街赶集？”他慌忙地说：“你不看那就是日本鬼子在那里站岗，李厚立当了特务，回来带着敌人到处捕人，现在已奔金家去了。”另外跟他出来的那人，也非常惊慌。我告诉他，“走就走，别这样大惊小怪。”这时他们带着我随即奔远坡大道上去，我告诉他们，我刚从远坡来，那里早出问题了。这时跟他俩走了一二里路，斜叉顺往东南大路走去，在路上我问跟缪出来的那个人，他告诉我原是顽军冯子固的参谋。我对那人说：“现已出了危险，你老兄快走吧！”将他支走了。剩下缪和我两人，找个苇子烤把火。吃完早饭我即顺着湖边往四区李集去了，这时敌人正在李集捕人，到了常李寨也是如此。这次敌人实行全县大破坏，共捕去几十人，都是抗日妥协跑回来的分子，现有的秘密支部、党员一点也没遭到破坏。1941年秋季鱼南工委与金、济、鱼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鱼台县的形势一天天的恶化，湖西地委决定，把鱼台县委分成两个工作委员会：金济鱼工委，包括鱼台、金乡的北部和金乡、济宁的南部，由我任书记；鱼南工委包括一、三、六、七区和湖里，由原县青年负责人王安祥同志负责。吕英任县长。仍旧依靠丰北带领县区武装进行游击活动，金、济、鱼工委完全是秘密活动，这时工委仅我和组织部长杨汝岱同志，还有杨雪樵同志，在家不脱产。由于e 党员的减少，分区委员会改为特支和支部，县政府秘书赵芳洲同志与人配合活动，主要负责统战工作和争取敌伪军工作。开始有县府财政科长聂××负责征粮，但不久即被敌人捕去。鱼南工委书记王安祥同志坚持不久，因环境恶劣而离职回家。
强彦生的叛变：
强彦生原为党员，肃托后被开除党藉，任县大队副，有消极不满情绪。环境恶劣时借口有病请假回鱼台五区强家村居住，经过我多次动员说服回县大队工作。回队后与敌人作战被俘，解至济宁当了特务，随即向敌人告秘，说出我在鱼台活动的秘密地址，还带了七八个特务到鱼台县城和伪军配合捉我。这时伪军与我们有关系，将此消息告诉我们，没有配合他活动。适巧赵芳洲同志派通讯员去与伪军联系送信回来，强彦生在路上正碰上通讯员小纪（来顺），抓住小纪追问我们的下落，纪来顺告诉他，“我也当了汉奸了。”强彦生问他，“你什么时候干的？在哪里工作？”纪来顺说：“你被俘当了特务，我回家蹲不着就到伪军总部里干了，你如若不信可以查问。”结果，当地士绅、伪军都来证明，不得不把来顺放了。他抓不到我时，企图威协敲诈一些上层士绅，引起大家的愤怒，被亲邻和他父亲及伪军各方面将他骂了一顿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好狗护三村，你现在一开始就要整地方亲邻。”他父亲哭着对他说：“你的祖坟在这里，你想叫你的祖坟翻身，你就坏地方上的事，你这种不孝之子，我和你拼了吧！”弄得他没办法，只好罢休。
湖西地委为了加强城市与敌顽占区工作，又因我以公开的面目长期坚持隐蔽工作不合适，就把我调至地委负责城市敌占区工作，我于1942年4月到地委。
以上材料因对过去的事情不能记得太具体，时间前后往往记不清，只是我个人回忆，谈不上党的历史，仅供作参考，错误的地方必然会有，尚希改正。
（此文是1960年8月写的回忆录。原载山东省鱼台党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