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是萧县陈坡村，地处苏鲁豫皖4省的交界处，距徐州只有70华里。这一带，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萧县也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我爸爸张庆林，原名陈怀玉，在上中学时接受了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参加了共产党。
我原名陈从龄，1927年11月25日出生，爸爸主张不给女孩子扎耳眼戴耳环，缠足，反对封建迷信旧礼教。记得我4岁那年大年初一，爸爸妈妈黎明起床，给我穿上新衣服，领我到爷爷奶奶屋里去拜年。未进门先叫声：“爹、娘，我们来给您老人家拜年啦。”妈妈很认真地跪下磕了两个头，爸爸不磕头，叫我跪下替他磕头，我不愿意，当场告爸爸的状：“奶奶，我爸爸不磕头，硬按我跪下替他磕头。”爷爷奶奶在床上起来坐下，批评爸爸说：“你不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可不能难为孩子，快把孩子交给我们，趁老少爷们还没来拜年，你躲到一边去。”
爸爸是我们家乡地下党的负责人，为了工作方便，和妈妈在郝集镇开了个杂货店，店名叫“宝大祥”，卖烟酒糖茶和小百货，有一个店员，也是地下工作者。爸爸和叔叔忙于地下工作，我妈妈负责看守店铺，接待来往的同志，收发信件。那时我五、六岁，爸爸叫我给镇上的地下党员送信送书刊。他们都是爸爸要好的同学。我送给他们东西，他们也给我家回送一些东西。有一次叔叔给我两个甜瓜拿回家，妈妈给我掰开吃时，一看没有瓜种，放着用猪尿泡裹好的东西，两片瓜是用火柴杆插起来的。当时我想，这是爸爸妈妈和叔叔家的秘密，我可不能告诉别人。爸爸经常叫我给郝集南北大街李老憨家、坑东牛南李乐君老师家送东西。后来才知道，李老憨是战前国共合作时共产党的代表，当国民党政府七区（郝集区）的区长。
1935年，爸爸送我到郝集小学上学。这是萧县的重点小学，各种设备如教室、办公室、电话、收音机、操场、网球场、花园、食堂、宿舍、图书室、文具店等，应有尽有。学生穿学生服，教室布置得很讲究。课程齐全，五、六年级就有英语课。教师和学生中，国共两党都有一定势力，国共两党的斗争有时很激烈。
爸爸有空时经常给我讲普希金的诗，讲白雪公主的故事，教育我要学习白雪公主勤劳勇敢的精神，白雪公主被后妈迫害，跑到深山老林里，和7个小矮人一起过日子，白天，七勇士出去打猎，她在家做饭搞家务，和小狗一起看门。白雪公主的心底太善良了，不会保护自己，差一点被后妈害死。爸爸问我怎么看白雪公主？我回答说：“白雪公主光勇敢善良，不会分清好人坏人，所以老是上当受骗。”爸爸笑着说：“俺从龄说的对，我们首先要先学会分清好人和坏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中国，就是坏人。凡不讲道理欺压老百姓的人都是坏人。我们好人要团结起来和敌人斗争，斗争时要机智勇敢，注意保护自己，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爸爸还给我讲苏联丹娘在卫国战争中和敌人英勇战斗的英雄事迹，给我讲花木兰替父出征的故事，叫我背诵《木兰诗》，所有这些，都使我铭记在心。
我上学后，爸爸常叫我给进步老师和同学送信和宣传品。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朱老师给我们讲：“张学良把蒋介石委员长扣起来啦，逼蒋下台，他好当大总统。中国如果没有蒋委员长领导，日本鬼子来了，我们都要作亡国奴。你们这些小学生，将来都得作奴隶，日本鬼子叫你趴在地上当马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一不顺心就把你打死。”朱老师领着我们骂张学良，老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们哭不出泪来，又怕老师批评，就向课桌上吐唾沫，擤鼻涕，再趴到上面假哭，互相偷看，把头伏在桌子底下暗笑。这时，高年级的大同学，扛着大旗，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我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出去看热闹，大同学发给我们五颜六色的小旗，要我们跟在后面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不抗日！打倒蒋介石！”大同学们站在高凳子上讲话，宣传抗日道理。
中午我回家吃饭时，爸爸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我把在学校和在集会游行的情况告诉他。爸爸说：“你快吃饭上学，我有两封信，你想办法交给高年级的胡同学和李老师。”我到校没找到李老师，在六年级门外操场上玩玻璃球。胡同学看到我，就走过来，我把信交给了他，继续在操场上跑着玩。一会，看到李老师来了，我故意跑快跌倒哭起来，李老师过来把我拉起，帮我整理衣服时，我把信放到李老师布袋里，低声说：“是爸爸叫我马上送来的。”第二天，师生继续组织游行，但呼的口号变了。“张学良不是逼蒋介石下台，是动员蒋介石领导抗日！”“打倒日本鬼子！”“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过了几天，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先后讲话，都讲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学生讲话时，还要求蒋介石赶快释放张学良，叫张学良回到东北三省领导抗日。最后，用于电池收音机，收听宋美龄向全国人民的讲话。她说：“蒋委员长由张学良陪送，已安全回到南京，张学良正在南京和蒋委员长商量抗日大计，今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937年暑假，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爸爸在郝集小学举办了三期抗日骨干学习班，学员家远的，都是我妈妈做好饭菜，我帮爸爸送饭到学校给他们吃，他们穿脏的衣服，我拿回来交给妈妈洗好后，我再送给叔叔。在这段时间里，到我家来的人很多，有腿不好骑着黑毛驴的路迪生，还有路少堂、李公俭等，他们都是萧县地下党的负责人。办过学习班以后，各乡镇革命的群众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了，工、农、青、妇组织都很健全，还组织了识字班，宣传抗日，宣传妇女放脚，宣传讲卫生，打苍蝇等。民兵还组织军事演习。
“七·七”事变后，宿迁县固镇集的王考农叔叔就来我家，对外说是当店员，实际上是和我爸爸一起搞地下工作。他们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到陕北公学学习，由王考农叔叔带领去。爸爸叫杨楼火车站的曹老板和他的儿子负责买票护送上车去西安。来回送信送火车票的任务，都是爸爸叫我去找曹老板的女儿曹彦贞，我俩到客店去玩完成的。全国解放后，爸爸到固镇集找到王考农叔叔的母亲，才知道王叔叔留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牺牲了，她有个孙女叫王梅，在中央军委后勤医院工作。爸爸找到了王梅，经常和王奶奶祖孙两人联系。1960年我去看爸爸时，他忙着去开会，我帮助爸爸整理东西时，看到王奶奶给爸爸的回信说：“我儿子牺牲了，留下个孙女在外工作，她也有孩子，无力完全照顾我这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多亏怀玉侄你还经常给我寄钱来，维持生活。”我看完信后，一方面知道王叔叔牺牲感到难过，一方面知道爸爸还经常照顾王奶奶感到宽慰。
1938年5月中旬，日本鬼子侵占我的家乡，把爸爸妈妈开的店铺烧光了，我们回陈坡村家中住。屋后里多路，就是日本鬼子在陇海路上安的黄庙据点，住着20多个鬼子，铁路两侧都挖了很深的护路沟。老百性来往，必须从据点跟前经过。男人经过查得很严，农村妇女来回一般不查。爸爸就叫妈妈骑着毛驴，到黄庙北张庄民兵队长家，把发动抗日动员出来的枪运到路南来。他们用旧布把枪包好，捆在驴身外侧，上边再盖个被子，叫我妈妈抱着孩子骑在上面，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前后都有人掩护，到了据点时，男人们把东西放在鬼子跟前检查，我妈妈趁这个机会过路，把枪送到了游击队。
黄庙据点的鬼子，经常叫周围村给他送鸡鱼肉蛋，晚送一会，鬼子就到各村去抢，看到青年妇女就进行欺侮，天热时，日本鬼子在井边赤身裸体叫老百姓提水向他身上浇，老百姓对鬼子恨之入骨。为了消灭据点的鬼子，我爸爸和冯家平找陈坡、黄庙、张庄农会民兵组织了解敌情，摸清鬼子的活动情况，研究消灭敌人的时机和办法。确定先派劳工给鬼子做饭，作为内应。爸爸和鬼子通过摔跤交朋友，派人给据点送东西侦察地形。在和抗日游击队十七大队李忠道等人做好充分准备后，1938年7月22日，爸爸带领游击队攻打据点，先由4个人以送礼为名进去，其他几十人，有的在据点附近，和铁路两头隐蔽打增援。枪响以后，20多分钟就把敌人消灭了，共打死敌人20多个，得机枪1挺，长枪18支，手枪1支。中央机关杂志和大众日报都刊登了黄庙战斗的消息，鼓舞了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能取得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一个多月后，敌人叫被捕去的保长领着，到陈坡村，没抓到我家的人，就把我大祖父、大伯杀死，我们村仅有30户，杀死20多人，周围四个村杀死七八十人。从此，我们全家不敢住陈坡村。我的两个家，一个在郝集的家，被日本鬼子烧光，一个在陈坡的家，被日本鬼子抢光，差一点杀光，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实行的“三光”政策。1939年爸爸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任鱼台县委书记，妈妈领着我们来到湖西根据地，常住刘集和皇亲府一带，我们先后住在皇亲府田玉伯家，袁寨村袁善功家。妈妈住哪里，那里就是鱼台县的后方联络点。妈妈和我负责保存爸爸的文件和书刊，转递书信和消息。湖西地区搞敌工工作的同志，有时为了掩护自己，带我妈妈到黄口和杨楼火车站两侧活动。为了照顾爷爷奶奶，妈妈住到吴庄，湖西情报员袁善功也住到吴庄，以贩卖土布为掩护，经常到杨楼车站附近的冯场村联络点。我妈妈经常到黄口车站东刘旦村找隐蔽在那里的萧北县委书记李干联系。
1941年夏天，爸爸送我到湖西中学学习，把我托付杨一辰大爷。我当时13岁，还是个小孩样，但能够适应敌占区环境，会做掩护工作。杨大爷不断叫我跟着城工工作的同志到徐州一带去执行任务。
1942年春天，爸爸被调到微山湖东任沛滕边中心县委书记。这个县刚刚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全县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华中、山东去延安的地下交通线被敌人切断。爸爸只身一人就任，在敌人的心脏里搞党政组织、情报网站的恢复工作，很快打通了地下交通孔道，使中央、华中、山东的领导人，来往延安通行无阻。
1942年秋，爸爸到湖西地委汇报工作，正赶上日本鬼子对湖西地区进行大扫荡。妈妈和我姐妹3人住在单县皇亲府田玉伯家中，爸爸来领着我们和老百姓一起转移，夜间，西南方向枪炮声很紧，持续时间很长，爸爸判断那个地方一定出了大事。第二天，听老百姓传说：湖西专署叫敌人包围，李贞乾专员在突围时牺牲了。李贞乾原是鱼台县县长，是爸爸的亲密战友，我们两家友谊很深。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全家人坐在交通沟里伤心落泪，没有一个人说话。过了很长时间，爸爸说：“我们不能只看一时一地的损失，要看得远些。这次敌人大扫荡，是垂死挣扎。”为了扭转悲伤情绪，爸爸唱歌给我们听，歌词大意是：轰轰轰，莫斯科放了庆祝炮，世界都震动，人人齐欢笑……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倒小日本，咬紧牙，沉住气，咬紧牙，沉住气，渡过难关就是胜利。爸爸教育我们说：“要记住，在任何艰难环境里，也不能灰心丧气，为了给革命烈士报仇，要鼓起最大的勇气，和敌人拼到底。”1985年，我到贵州省找爸爸的老战友，了解爸爸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活动情况时，康永惠叔叔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庆林同志来贵州省搞社教，知道李贞乾大嫂住在大女儿家，专门去看望她，了解她身体不好，就去找老乡戴晓东副省长借了一部分钱送给她补养身体。
1942年，敌人大扫荡刚过去，爸爸就要返回沛滕边县，他到湖边交通线站了解到，所有去湖东的路，都被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爸爸一个人不好走，就回来带着我去，我们爷俩到一个老和尚处化装过湖，爸爸打扮成老和尚，穿上袈裟，背个马搭子；把我的小辫子剃光，穿上小和尚服，手中拿着钵，装作到四乡去化缘。我们在顽占区一边要饭一边走路，转到沛县东北角，才找到机会过了湖，住到沛滕边县湖里的船上。我戴着帽子，过几个月，头发就长长了。
回到沛滕边县后，爸爸把我安排在张天刍家，天刍大娘给我理成学生头，为了掩护我，把爱华、建文妹的头发理成娃娃头。从此，我随他家的孩子，改名叫张建华，帮助天刍大娘招待来往的统战人物，给他们端饭送茶。县委负责同志和做城工工作的同志来张天刍家开会时，天刍大娘就叫我领着弟弟妹妹在大门外场边站岗，看到日本鬼子从三孔桥那边过来了，就向门里喊：“娘！我饿了，要吃饼。”屋里边的人就知道是日本鬼子来了，马上从后门撤到陈胡子家，转移出去；我们看到汉奸来了，就喊：“娘！我要吃窝窝头。”他们就知道是汉奸过来了，就派人出来应付过去。张天刍大爷经常把对上层人物工作情况和刚得到的情报，叫我送到夏镇南门外，交给我妈和王大娘，由她们马上转给我爸爸。有时送信件的同志化装成卖鱼卖菜的，在大门外叫卖时，天刍大娘就给我钱，出去买回东西，把信件交换过来。张天刍家是书香门弟，天刍大娘名叫李慧，高中文化程度，看我上不了学，就找个中学课本，抽空教我读书。北屋张老爷爷教我念《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当时我很爱学，认为学孔孟的书，总比上日本鬼子办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好。
沛滕边县是敌占区，华中、山东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从这里通过。到延安开会和学习的领导人，都从这里经过。有时为了掩护，也叫我陪他们过路过湖。我当时也想到延安上学，好有机会看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一次，我偷着跟随去延安学习的同志，一个交通站转一个交通站，他们没有发现我。到了湖西地委就被认出截住送回沛滕边县。爸爸怕我今后乱跑出事，确定让我上滨海中学学习。1943年先送我到山东分局城工部长杨一辰大爷和杨大娘家，杨大爷要我认真学习，好好干，将来全国解放，有学校上，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我服从组织，好好努力，争取实现个人的理想。全国解放，我的理想真正实现了，4次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并一同照像，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去滨海中学前，爸爸在费县苗庄对我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先表扬我跟他干地下工作，从小到现在没出过错，是个好孩子；接着批评我偷着去延安，是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今后在革命阵营里，绝不能允许这种行为存在，这种行为容易出危险，你要牢牢记住，不能再有第二次。过了一会，爸爸又用缓和的口气说：建华，你今年十五岁了，身个长得已像个大人了，你到滨海区后，就得完全独立生活了，今后的行为和前途，都得靠自己来掌握了。我们干的是共产主义的事业，无论到哪里，都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在革命大家庭的熔炉里，把自己炼成红色的革命者。又说：社会是个大染缸，走对了路，可以把你染成红色；一旦走错了路，也可以把你染成灰色、黑色，一失足就会成为千古恨。爸爸最后说：建华，你也快成大人了，到滨海区后，在婚姻问题上，可能会碰到男同志追求你。解决这个问题，关键看你自己，如你不同意，态度又坚决，没有哪个硬强迫你。爸爸希望你到滨海区后，要集中精力搞好学习和工作，在党培养下，能成为有用的人材以后，再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爸爸希望你积极创造条件，到入党年龄后，争取早日入党，把自己锻炼成有一定独立工作能力的革命者，做一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现在已年过70，回忆过去走过的路，没有辜负爸爸对我的期望。
1999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