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宁阳县人，1947年秋季，我正在学校读书，向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周志刚同志说我符合条件，但当时党中央决定要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讲组织研究让我作为第一批入团，但由于形势变化学校没有正式组织，我们这批学生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随时准备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于是，1949年1月10日党组织决定由同学王庆珠、宋绍河介绍我人党，支部书记赵志刚主持支部大会吸收我为中共党员。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1950年1月10日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1月20日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平阴县银行办事处工作。当时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县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要组织干部到南方去新解放区接管政权。
我和同班同学、我的人党介绍人宋绍河怀着革命热情，一起到县委组织部报名要求南下，县委组织部口头通知我们春节将临，先回家过节，节后集中学习。我回家后知道父亲也报名南下。为照顾家庭，组织将父亲留下继续到宁阳县去工作。我回机关后，县委举行了欢送会，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我们留影纪念。我们与泰西地委南下干部会合后，到山东临城学习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农村工作要点等，为南下开辟新区工作做准备。4月1日我们从临城乘坐火车经陇海铁路到达新安镇附近的村庄，继续学习党的有关政策、纪律等。每人发一套新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我感到莫大的光荣。
我们徒步行军向南方赶路，约4月中句到达江苏高邮县境内，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4月20日，国民党长江防线被我军突破，形势发展很快，4月29日，我们日夜急行军向长江进发。为了保证完成行军任务，不使一个人掉队，大队对体弱者和病号组织坐小木船从运河前进。我们当时也乘船从运河南下。当天下毛毛雨，共有七八条小船，每条船坐八至十个人，没有雨具我们就用木棍或长枪在船上撑布毯遮雨，但大家身上还是被淋湿。坐在船上也挺冷，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两个人背靠背地取暖。夜深时，小木船在高邮湖里迷了方向。当时下着小雨，只看到水连天、天连水，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了。在前进中突然看到有座小山头，有人喊着，准备上岸找个向导，但靠近时发现是艘大商船。我们多次叫“老板”，船舱里出来一个人，他同意给我们带路到扬州。30日天蒙蒙亮时，我们到达扬州。然后急行军到瓜州，乘船到镇江，之后我们日夜兼程赶路，乘火车从丹阳、无锡至望亭站下车，因铁路被破坏，步行到苏州。
休息一天后，5月9日连夜乘船到达湖州，休息一夜，第二天乘汽车到达目的地杭州。到杭州后，领导宣布“杭州已被兄弟部队接管”，要求我们暂住杭州休息，等待命令。后来组织分配我们去浙江西部建德专区(也就是四专区)接管伪政权。我们5月17日从杭州坐汽车至桐庐，18日晚南北干部会师联欢，然后组织宣布地委、专署及各县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由平阴、宁阳两县组成的第四中队接管已由金萧支队解放的分水县，王文彬任县委书记、田振华任县长。第二天，我们乘船沿分水江北上到达分水县城关镇—武盛镇，受到金萧支队分水办事处主任项雷和副主任李新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22口在江西会馆召开南北干部的会师大会，宣布县委书记和县长，还有组织部部长谭洪洲、宣传部部长刘活源、民运部长刘建新、公安局局长张克明及机关各科室和4个区的工作人员。我被分配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没有过几天，组织决定我到县公安局工作。
残酷的剿匪战斗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残兵败将和散兵游勇趁我政权还不巩固，按照国民党的应变措施，纠集不少土匪组织，如桐分办事处、淳(安)分(水)办事处及土匪王之辉支队等，攻击我区公所，阻击我工作人员。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发生，保证县机关的安全，组织派一个连的解放军住在城边制高点县简易师范学校内，担负保卫县城和县机关。6至7月，分水县及周围土匪四起，他们疯狂地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区乡干部。约7月初，我三区区委开会时被土匪包围，区中队叛变，巩元松等几个同志被土匪打死。逃出的同志到县城报告后，驻分水部队黄连长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前去救援，由于没有侦察敌人的情况，误入伏击圈，遭到埋伏袭击。敌人占领3个山头的制高点，两边山头火力控制，中间山头重机枪把守，三面火力夹击。一开火黄连长脚部受伤，战士们全部被阻在稻田里，无法前进。黄连长命令一个班攻击中间山头，12名英勇的战士中有11人壮烈牺牲，还有1名战士最后攻上山头，夺过敌人机枪就向两边山头横扫，一下子把敌人打昏了。敌人紧急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了一段路程，因为力量悬殊，又加我军伤亡惨重，很快就撤下了战斗。撤下战斗时，已是黄昏，县机关干部及民兵组成担架队连夜去打扫战场。敌人派侦察员去县城摸情况，半路上与我打扫战场的队伍相遇，他们躲在草丛里观察动静，看到很多人开往土匪逃跑的方向，也就是战场的方向，还有北方人讲话，大都扛着“枪”，还有抬“炮”的，好象解放大军，土匪放弃了原先攻打三区区公所后再攻打县城的计划，连夜向淳安方向逃跑了。之后调查得知，县大队有个中队长与土匪有联系，他们打算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打下县城。
抓获的地主恶霸和土匪头子都被关押在看守所，公安局干部既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要防止罪犯逃跑和敌人越狱，所以每天傍晚城区戒严，我们就押着几十名犯人转移到地势高的分水简师的教室里关押。第二天拂晓又押着这些犯人返回看守所，每天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我每次深夜在校门口放哨时都很紧张，时时刻刻注视前后左右，深怕土匪来摸哨，也怕被关押的犯人会出事。我值勤时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经过数月，土匪大部被歼，形势有所好转，我们也就相对安定了。但是隐蔽斗争也随之更加尖锐激烈复杂起来。敌人失败的前夕，制定了系列对付我们的应变方案，先是公开地与我们对抗，如果失败就转入秘密的方式斗争。我们在年底前后，就破获土匪“桐分联络站”，组成人员涉及三四十人，为首的被捉后予以处决。以后又陆续发现“独立大队”“联络处”等反动组织，均被我们及时破获并给予有力打击，初步肃清了敌人的残余势力。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纷纷组织了农民协会。
经过半年时间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消灭公开武装的匪特，分水县普遍建立了人民政权，全县社会治安开始稳定，但公安力量不足，不能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10月，组织决定在分水吸收12名文化、家庭出身好的青年参加公安队伍，先到建德专区行政干校进行培训，指定我为组长，带领大家经过桐庐步行两天到建德。因土匪肃清不久，怕走山路时被土匪阻截，一路上我非常谨慎，提醒大家时刻注意动向，直到安全到达建德专署行政干校。两个月的学习顺利结束后，有的分配回县工作，有几个人留在专区公安处工作，我仍回县公安局秘书股。
回来没几天，因毕浦派出所建立，我被任命为代所长，负责维护区公所所在地毕浦及二区的治安工作。之后不久取消了建制，我又回到了县局，被分配在政保股工作，具体负责机关保卫。我在公安局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担任过文书、秘书、所长、股员、副股长，秘书股长、政保股长、政治协理员、副局长等职务。并在专区行政干校和临安地委党校各学习一次，还在临安专区行政干校担任中小学教师学习班的班主任。1954年11月县人民检察院成立，我担任第一任检察长和中共分水县县委委员，期间我到浙江政法干校检察班学习检察业务，担任班长，组织领导学员学习。1956年7月，我被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为县人委副县长，并任县人委党组成员、政法党组书记，负责全县公、检、法、民政等部门领导协调工作。同时，兼任过建设浙江省新登经分水至淳安公路副总指挥职务。1957年7月1日，我作为分水县党员代表出席在杭州召开的浙江省第二届党代会。
记忆犹新的几件事
①分水县刚解放不久，县机关各种运动不断。我是县机关干部，年年都要抽一段时间下去做群众工作，组织上一方面锻炼考验自己，另一方面参加具体群众性的领导活动，如1950年土改、镇反时，我被抽调到岭霞乡工作，工作队委分配我到诸村工作。诸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约六七里路，地处山湾中问，三而环山，风景优美。我负责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寻找苦大仇深又有强烈翻身愿望的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阶级觉悟，动员他们起来与地主恶霸进行斗争。经过一个来月工作，以雇农余得水为代表的一批骨干，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积极参加全乡的土改运动，余还担任村农会主任，他在各项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县委的表扬。在诸村工作中，虽然语言不太通，但是我努力学习当地方言，除了开大会进行宣传动员外，还天天早上站在村边的小山头上用硬纸做成小喇叭筒广播党的方针政策。虽然工作十分困难，但我还是认真去做。有空我就走家串户，通过家访作个别群众的工作，发动群众起来积极参加土改、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当时我的工作得到区委书记董毅民同志的肯定。我是外地人不熟悉当地情况，因为周围都是山，这里又是分水与淳安、昌化三县交界处，附近还有匪情活动，我住在一祠堂，自己很警惕。我发现群众对我的安全也很注意，尤其是余得水等一些村干部很晚时还经常到我住的地方去检查周围环境。虽然在诸村工作只有三个来月，但由于我认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又加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与诸村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②当时我们工作的条件和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因是供给制，吃饭由组织统一管理，下乡在群众家用餐或在基层单位用餐都要付粮票和钞票，生活十分俭朴。我们出差到杭州，不管春夏秋冬，靠人力拉的交通船沿天目溪到桐庐县城住一夜，再坐机动船到抗州算好的。如果下乡去全靠跑路，那时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只要是组织交给的任务，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去努力完成。在三区(百江)执行工作任务时，有一次下午快要吃晚饭时，接到县一个电话，要我当天晚上赶到离百江约40华里的百岁去参加全乡治安工作会议。因为路远，而且还要翻过一座大山，于是我喝点水就出发了，经过小跑式的走路，在天快黑时到了虎梯岭脚，乘天未黑赶快爬岭，到山头时已经天黑。山头上有几户农民，我说明来意后，在一户农民家一起吃了一餐地瓜玉米粥饭，付了饭钱就又动身了，他们讲山上有野兽不安全，要派两个民兵送我，虽然对我很热情，我还是谢绝了。为了赶上会议，吃好饭我就动身，走出几户人家后就是松林，在树林里走路，听到一种风吹的可怕声音，我把枪弹上膛，握着枪硬着头皮向前走。当时想万一碰上野兽和坏人，我就开枪自卫，紧张地走了约五六里路时，碰到一个岔路;是走哪条正确，没有地方问路，我就停在那里一边休息，一边思考，努力回忆地图记载，大胆地选了一条北边的路走下去，结果到晚上快9时赶到百岁，开会人员还未到齐。事后回想起来真是可怕的一幕。
③我到临安行政干校担任班主任，组织对中小学教师进行阶级教育。在学习班结束后，一个姓马的老师找到我，说朋友请他向政府询问，如果国民党人员委托保管东西，向政府交待后，追究不追究责任。我向他讲明党和政府的政策，只要是自己主动交出，没有干过危害人民的事情政府不会追究。他听了我的话后，讲了在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在他家藏了一些枪支，要求政府马上去取，我听后马上带两三个人去他家把国民党存放的枪支和弹药取回来，经过清点有美造卡宾枪、左轮，德造冲锋枪、木壳枪和手枪共5支及数千发子弹。局长张克明同志同意我使用左轮枪，这枪全新未用过，子弹300发，从此我告别木壳枪，使用美造左轮手枪数年。
④解放初期为了搞清敌人的社会基础及调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县公安局举办两期反动党、团、特骨干分子及伪乡保长一类的人员集训。集训期间，要动员他们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因此收集不少材料，为镇反和维护社会治安打下了良好基础。其中一期由我负责，自天组织他们学习、交待问题，晚上集中住宿，由流动哨保卫。期问，我临时受命杭州去调查核实一件事。六七天后我返回分水，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集训班在我离开后，一些人阴谋进行暴动，并准备两箱煤油放火烧毁房子，杀死我和其他同志夺取枪支上山去打游击。因为他们定的暴动时间是我回来的当天晚上，由于我回来的时间推迟了两天，所以他们的作案时间一再推后，时间一长，被我们发觉，当时公安队武装包围集训班，由局长出面讲话，并将为首的几个主要犯罪分子一个一个捆绑关押。
⑤我任分水县副县长和县委委员时，按县委规定每个委员都分工蹲一个乡，我负责离县城约五六十里路的罗山乡。农业生产是农村干部的中心工作，要千方百计增产粮食，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种了试验田，水稻生长情况很好，当时预计亩产湿谷可达到900多斤，应是可观的成绩。在县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要我汇报生产情况，我讲了估产情况就被县委书记打断了话。他说:“老赵，你不要讲了，有的大队农业亩产已达2000多斤，你湿谷900斤还讲什么，算了吧!”不再讲了，只听那个大队农业社的介绍。我认为这么高的亩产是不可能的。事后去县委办公室了解，知道那是四五亩的稻子收好后集中在一起算一亩的产量。当时县里为了提高产量，在县农场搞晚稻试验，除了行进的小株密植外，待稻子灌浆时，将三四亩或五六亩的秧苗集中到一亩田里创高产。几亩秧苗集中在一亩田里，秧苗挤在一起根本不通风，没几天秧苗都腐烂了，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增产只会减产，因此组织机关干部白天黑夜用小鼓风机向稻秧里鼓风，但事与愿违，凡是稻苗集中的稻秧都腐烂了。最后严重减产以至颗粒无收。分水县水稻当时平均亩产只有400斤上下，而邻县新登和桐庐都上报800斤至1000斤。我县在上级的督促下勉强报800斤。春节过后，全县就开始闹粮荒，我蹲点的罗山乡乡长因开仓(国家粮库)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被撤职处分。
“大跃进”中要大办钢铁，地委还要我县给新登县支援炼钢铁的燃料，我县砍了一批树木，组织100多民工，由我和另一个同志一起带队，民工肩挑着木柴，从中午开始行走，到第二天天亮赶到新登县城，送去所谓炼钢铁的燃料。到新登县后，叫我们到县政府机关食堂吃了不要钱的大锅饭(“大跃进”的产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民工早到的吃饱了，晚到的吃不饱，甚至没有的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