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黄文勃 宋洪江）
张耀南一生走过的路，象许许多多的革命者所走过的路一样，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他的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显赫的名声，但人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虽历尽坎坷却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伟大精神。
1901年1月5日，张耀南出生在泰山西北麓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山东省长清县纸房村。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的血腥屠杀下失败了，兵荒马乱，使得百姓难以为生。父母给他起了个象征吉利的乳名一太平，学名星寿，字耀南。
张耀南的祖父家境贫寒，读书刻苦，后中了秀才，进了贡生，做过山西洪洞县知县。因感仕途艰险、天下不宁而告老还乡。父亲老实本分，只想继守祖业过日子。母亲则因受其家庭影响较多，思想开通，颇有主见，对张耀南的成长影响很大。
张耀南9岁入私塾，读的是“子日”、“诗云”那一套。1916年，考入长清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开始学习国语、历史、自然常识等文化知识。这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袁世凯却篡权复辟，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罢工抗议、游行示威，痛斥袁世凯的卖国勾当，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未能得逞而死。随后，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混战，又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这动荡的年代里，少年时代的张耀南，开始了对社会和人生的初步认识。他有几个亲戚在外地上“洋学堂”，有的参加了革命党，回来后就大讲民主、共和，什么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都可以上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还有什么要发展实业、振兴教育、富国强兵等等。
耀南看着眼前这贫困、落后、不平等的社会，听着那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宣传，受到很大感染。他从小常受父母“千金治业，万金睦邻”的家教，又受到古书上“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的思想影响，对“民主、平等”充满向往。当时，德国在中国修建铁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科学技术给张耀南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耀南接触的事物多了，眼界也开阔了。那时，一小有一个教员，常利用讲课的机会鼓动学生们“要有远大志愿，要做大事，不求做大官”，并且时常揭露和抨击军阀统治的黑暗，慷慨陈述中国如何内忧外患。讲到痛心之处，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张耀南和许多学生深受影响，有的学生干脆弃学从戎，为国效力去了。张耀南虽因年龄尚小没去当兵，．但在他心底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暗暗立下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大事业的志愿。
1919年夏，张耀南高小毕业了。这时，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已相当困难，但张耀南被一股强烈的报国热情所激励，很想做一番事业。他以为，要想做一番事业，就要学科学，学科学就必须学英文。听说教会学校英文教得好，并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张耀南便和三弟一起考入了济南的一所教会学校——济美中学。不料，入学后的情景使他大失所望，不仅教员的教学水平远不如国立学校，还强迫学生做礼拜、读圣经，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张耀南和一些同学因为“故意对抗学校”而被除名。而学校拒不退还学费。张耀南和一些同学去找校长（美国人）评理，义愤之下，学生们把校长的衣服也撕破了。在全校学生的声援下，终于迫使校方退还了学费。
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张耀南并没有灰心，在家闲住了半年多，还是想继续求学。但要是再考普通中学，每况愈下的家境已难以支撑，思考再三，他决定投考“官费”的师范学校。1920年夏，19岁的张耀南考入了设在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人们的思想大为活跃。尤其在学校，各种思潮、各种党派争论不休，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成了师生们争论的热门话题。当时二师的新任校长范明枢是个开明的民主主义者，他提倡思想自由，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到外国的圣经，无不提倡自由争论。在众说纷纭的各种思想、流派面前，张耀南一时感到无所适从。
1923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大力倡导平民教育，提出了“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张耀南对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主张备加推崇，认为与自己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群众有了知识，有了文化，不就能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国家不也就能更快地富强了么！这是一条救国救民的路呀！张耀南兴奋了，他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这种中国古朴的民主思想出发，幻想着以自己的家产为资本，兴办农民学校，从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科学水平入手，组织生产合作社，扩大生产，进而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推而广之，不就可以民富国强了么！1923年底，他毅然舍弃了只差半年就要拿到手的毕业文凭，回到家中，准备为把文化知识奉献给农民而大干一场了。
张耀南极力说服了父母与家人，拿出自己的家产办义学，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开始了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实验。张耀南家出钱出料，由群众帮工，盖起了十几间草屋作教室，还请了3位志趣相同的同学荆继太、李德荣、边理庭作教员，并由张耀南家供给吃穿及零用钱，不拿薪水，耀南和三弟澄秋也当教员。1924年夏，张耀南创办的农民义学正式开学了。邻近的农民纷纷把子女送来了。白天，师生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晚上，约请农民免费上夜校，学文化，讲科学，破迷信。实验田里还开辟了苗圃，栽上了果树。一时间，张耀南家门庭若市，孩子们在学校里琅琅读书，农民在夜校里热烈讨论，禾苗在田地里茁壮成长，好一派欢乐、诱人的田园风光！张耀南看着这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心里乐开了花，他还盘算着养鸡、养蜂、养蚕……办个生产合作社，盼望着几年以后的丰收和新的发展。遗憾的是，他只想到为期不远的成功，却没有意识到社会动荡，会给他的实验带来困难。社会现实是无情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掠夺的加剧，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凋零和贫困。军阀之间更加激烈的混战和割据，使广大农民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削。在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下，官府横征暴敛，名目繁多的捐税已经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还要预征田赋税，最高的一年竞要预征3年。果树刚刚吐芽，“花果捐”就重重地压了下来。张耀南家骤然增加了10多口人的吃用开销，有时还要周济贫苦学生，使本来就已困难的家境更加捉襟见肘。怎么办？求官府施舍？那只是徒劳！张耀南只好咬着牙借高利贷。一年多下来，连同原来的欠债一起，竟达三千多块大洋（银元）。尽管张耀南全家节衣缩食，尽量发展生产，继续维持了两年，但旧债未还添新债，几乎全部家产都抵押出去了。张耀南虽然思想上还不认输，可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破产了。为生计所迫，邀来的同学陆续走了，不仅义学无法办下去，就连家里的生活也常有断炊之虞！张耀南只好和哥哥秋轩、三弟澄秋一起，靠种菜、借债和变卖财产来维持生活。
实验失败了，幻想破灭了。在那冷酷、黑暗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世外桃园”显然是行不通的。望着背起书包离去的学生，望着空空如也的教室，望着已经长起的树木，张耀南心里一阵阵痛楚。但他没有向社会低头，没有因挫折而消沉，仍准备着同这个罪恶的世界再次抗争。亲友的嘲讽，家人的责难，他并不在意，反而心胸豁达，自慰自勉。张耀南毁家办学虽未成功，其义举却被乡里人广为传扬。1928年4月，打着“革命”旗号的新军阀蒋介石的嫡系——张发奎、薛岳带领的“国民革命军”到达山东，一部分驻在长清县。他们表面上宣传“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标语。共产党是不是杀人放火，张耀南一时搞不清楚，但“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却正合他的想法。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张耀南也开始有所了解，认为通过三民主义是实现国富民强的道路，不由得信服起来。
这时，军阀张宗昌委派的长清县长E经逃跑了，土豪劣绅们又推举了原来的警察局长边兰舫代理县长，依然把持着县政。长清的国民党人急于夺权，但又感师出无名，力量单薄，于是想到了利用农民这支力量。张耀南的一位表兄是国民党员，他找到张耀南，鼓动他动员农民群众起来，去打倒在位的“贪官污吏”。早已对苛捐杂税怀着切肤之痛的张耀南，满口应承，自告奋勇，以“取消山区的花果捐”为号召，四处发动农民。就象干柴遇到烈火一样，蕴藏在农民心中多年的愤怒，一下子迸发了出来。1928年5月的一天，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执各色小纸旗，象一股股不可阻挡的洪流，涌进长清县城。张耀南带领的东南山乡的农民队伍是其中最大的一支。愤怒的农民冲进县衙，把边兰舫抓了出来。在一片“打倒贪官污吏！枪毙边兰舫！”的吼声中，枪毙了边兰舫，其他的土豪劣绅也都被吓破了胆。这是长清县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大家为斗争的胜利鄂欢呼雀跃。各路代表共同商定，成立长清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张耀南为主任委员。各区、乡、村也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召开群众大会，张耀南的大哥张秋轩、三弟张澄秋、姐夫王金田也都被推选为农民代表。
枪毙了边兰舫，国民党上台了，成立了国民党长清县党部。他们为了巩固其地位，便把张耀南等农民运动中的骨干分子登记为国民党预备党员。被救国救民的激情所驱使，张耀南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向农民作宣传，倾听农民的呼声，对农民提出的各种要求都答应下来，他满以为自己这个农会主任可以为农民群众解决些实际问题了。
可是，正在弹冠相庆的国民党新贵们，却对农民的要求上下推诿，不予理睬。甚至有风声说，长清的农民太过火了，要镇压一下，还想首先加害张耀南。已经取消了的花果捐、牛头税等又都恢复了，农民又被推进了十八层地狱。群众愤怒地说：“打倒旧劣绅换了新劣绅，他们比旧劣绅恶胆子更大。”张耀南为了农民的利益四处奔走呼号，却到处碰壁，他的满怀希望变为极度的失望！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受骗了，被利用了！张耀南以不能为群众谋利益为耻，愧对父老乡亲。他也认清了那些只顾自己升官发财而全然不管农民死活的国民党新贵们的真面目，不愿与之同流合污。遂不为农协筹委会主任每月40块现大洋的高薪所惑，愤然离去。
政治斗争的挫折，并没有磨掉张耀南救国救民的锐气。然而，严酷的生活现实再不允许他平静地考虑问题了。家中的财产在典押、变卖之后，仅剩了五亩地，还有欠债，全家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1928年秋，张耀南经人介绍，到县立第一小学当了教员，三弟澄秋也在本村公立小学当教员，挣点薪水藉以维持全家生计。但县立第一小学并不平静。国民党新贵们为争夺校长的位子，勾心斗角，打得不可开交。而张耀南却不同流合污，趋炎附势，一心扑在教学上，深得教员及学生们的信赖。1929年，张耀南被全校师生推选为代理校长。有的学生深怕国民党再派校长来，天真地劝他说：“张老师，你参加国民党吧，参加了就可以当校长了。”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你们好好想一想，我能参加国民党吗？”话虽不多，却启发了学生们的思考。由于学生们的坚决要求及大多数教职员的鼎力推荐，1930年，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正式委任张耀南为一小校长。
张耀南对中国旧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非常赞赏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体系，并在学校中大力推行。他常对学生讲：“你们将来要到社会上去，要回家劳动，所以一定要学些实际知识，做到既有文化知识，有思想，又有生产劳动本领，这样，进可以为国效力，退可以自食其力。”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劳动观念，张耀南组织了学生自治会，让学生自己管理伙食、办壁报。在校园里开辟了实验园地，栽种果树，植桑养蚕，喂养鸡、鸭、蜂。根据学生的年龄大小、兴趣爱好进行分工作业。张耀南常常和学生们一起劳动，共同探讨提高生产技术，注意引进优良品种。为了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他还亲自跑到省农学院园艺系去请教老师。张耀南要求学生必须学会生活自理，不准他们把脏衣服送回家洗；有的学生不会洗，他就手把手地教。上劳动课时，他教学生锄地、剪枝、拧辘轳。在张耀南和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各种劳动很快获得了丰硕成果：成群的来亨鸡、北京鸭在学校里落了户，黄澄澄的鸭梨压弯了树枝，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一小的师生特别爱惜集体劳动的成果，伸手可及的梨没有一个人摘，看到落在地上的梨，也拣起来交给分管梨树的同学。一小的学生在劳动中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作风，深得家长和社会舆论的好评。
从事教育，张耀南早有实践。在家乡办义学的艰难历程，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他更加注重对学生进行民主、爱国的熏陶和人生理想的启迪，而他自己则对社会、对时局更加关注，更加迫切希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张耀南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十分信仰，他常以三民主义为题，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在讲到民族主义时，张耀南对爱国、报国思想作了生动具体的讲解，他从古代抵御外患的民族英雄，讲到近代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入侵、震惊中华的“五卅惨案”……学生们从他充满期望的目光和慷慨激昂的语句中，感到了国家兴衰、民族安危的份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你们要站出来”，这句铿锵有力的话，久久地回响在学生耳边。在讲到民权主义时，张耀南尖锐地抨击了社会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主张“铲除不公”。在讲到民生主义时，张耀南深为终日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反而一无所有、吃不饱穿不暖而鸣不平，强调要实现“耕者有其田”，人人都应该吃饱穿暖……在张耀南的启发、影响下，学生们受到了民主、爱国思想的启蒙，为进一步接受革命思想打下了基础。后来，许多一小学生大多走上了革命道路，张耀南的教育和影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为了让学生们认识社会，了解国家现状，张耀南还用部分劳动收益组织学生到外地旅游，到工厂参观，增强了学生们对社会的感性认识。
张耀南治学严谨，不仅自己认真备课、讲课，对其他教员也同样严格要求，不允许有半点马虎。他聘请教员特别注意其教学水平和实际经验，发现不合格者坚决辞退，丝毫不讲情面。在张耀南的督促下，教员们无不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小的教学质．量之高，为全县以至邻县所公认，四面八方的家长都愿把子女送到一小读书。
张耀南对家庭贫苦而品学兼优的学生十分重视，唯恐埋没了人才。学生刘化东、张有壬学习成绩优异，但家境贫困，虽考上了县中学，因无力交纳学费被拒之门外。张耀南闻讯后，立即到县中交涉，终于使他们跨进了中学的大门。学生杜镜秋入学考试编入四年级，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突出，耀南老师让他升入五年级。张耀南不仅对学生在校学习情况关怀备至，还十分关心学生的假期生活以及毕业生的学习。每逢寒暑假，他都要派工友把书籍送到在家的学生手中，督促他们不要放松学业。1932年，张耀南又和一些师生一起，办起了巡回图书馆，主要是为毕业还乡的学生服务，便于他们不间断地学习，不断地接受新知识，不断地提高自己。
张耀南不但关心学生思想上的进步和学业上的提高，还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他常讲：学生还都是孩子，他们的父母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不关心谁关心！几百个学生上学，难免有生病的，张耀南专门安排教员就餐的小伙房为学生做病号饭，并从劳动收益中拨出一部分钱专用。张耀南与城里几位医生交往甚深，遇到学生生了病，张耀南就立即请他们来，使学生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学生一旦得了病，张耀南还亲自看护，喂饭喂水，不是父母胜似父母。
就这样，张耀南和学生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深深地爱着学生们，学生们也深深地尊敬他。同时，张耀南也赢得了家长们的信赖，进而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佩。
张耀南在献身教育的同时，时刻都在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他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带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不抵抗主义”，号召抵制日货。他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寻找政治上的出路。他请曾在苏联留学的女共产党员庄玉英到学校讲演，还聘请了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张少辉、张梦九、边鹏翔、韩锡夫等人到一小任教。有时，还去听听他们之间对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与探讨，对共产党的主张甚感兴趣。当张耀南得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庄玉英及张少辉、边鹏翔等人时，立即派人报信，使国民党派去的人扑了空。以后，张耀南又从《大公报》上看到了《苏联视察记》、《陕北之行》等进步文章和一些关于红军长征的消息，使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印象更深了。正巧，本校有一个职工在江西“剿共”时做过红军的俘虏，常谈起他的这段特殊经历，对红军作战英勇，纪律严明，优待俘虏，爱护老百姓的作风大加称赞，这使张耀南解除了对共产党、红军的疑虑，把救国救民的希望转向中国共产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了冀东，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张耀南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的行径极为愤慨。1936年底，张耀南看到了沈钧儒等人发表的“七君子声明”，听到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做的努力的消息，他对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争取团结抗日，主张释放蒋介石的言行十分钦佩，认为共产党的确是光明磊落，没有一党一派的私念，是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因而增加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向往，对共产党不讲旧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备加推崇。经董荣轩介绍，他参加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
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耀南目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大片河山沦陷的惨状。眼看山东也保不住了，他便暗暗地下了决心：一不到大后方避难，二誓死不当亡国奴，敌人打来了，就坚决拉队伍跟敌人干。张耀南和进步教员一起，把学生组织起来，教唱《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张贴标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张耀南还利用与赵子明（靖茂泉）、石仲白等早先建立的“育才文教合作社”，掩护党的活动，筹集抗日经费，联络各界进步人士。
这时，党组织派魏金三、夏页文等回到长清，发展抗日力量，准备组织抗日武装，他们很快在青年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魏金三过去也曾在一小上过学，对张耀南的为人很了解，所以注意树立在长清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爱国者张耀南教师这面旗帜。他们与张耀南结合在一起，开展了更为广泛的抗战宣传活动。为在全县动员更多的民众参加抗战，魏金三、张耀南等又发起成立了“长清县民众抗敌后援会”，大伙一起推选张耀南为主任，魏金三、夏页文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利用“后援会”这个组织形式，更加广泛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发动各阶层人士募捐，支援前线将士。张耀南与这些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以空前的激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活动之中，他亲自带领学生上街宣传，演活报剧；串连、动员各界人士支持、参加抗战。听说魏金三和党派来的几个同志被国民党驻军扣押，张耀南急忙跑去交涉，并以身家性命担保，使魏金三等人平安获释。在党的领导下，在张耀南等人的努力下，长清县各界人士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要组织队伍，必须有人、有枪、有钱。人的问题好解决，在张耀南任教的10个年头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但枪和钱又从哪里来呢？一心搞枪搞钱组织抗日武装的张耀南，一时还没能识别那些假抗日分子的真面目。10月的一天，县立中学校长张隆吉(国民党CC)找到张耀南，拉他参加“学行社”。“学行社”是干什么的？张耀南搞不清楚，张隆吉解释说：学行社也称cc．也是国民党，也实行三民主义，当前主要任务是吸收新生力量抗日。听说国民党，张耀南不由眉头一皱-又听说实行三民主义，抗日，又消除了不少疑虑。
“发不发枪？钱？”张耀南关心的是这个。“只要有组织，就发。”张隆吉这样回答。听了这话，张耀南半信半疑地答应了。第二天，他和县立中学的两名学生一起，参加了张隆吉主持的入社仪式。至于怎样组织队伍抗日，何时发枪、发钱，张隆吉只是以“好好干”一类话来搪塞。没过几天，传来了日本侵略军占领德州、逼近黄河的消息，张隆吉慌忙带着学校的存款和一部分学生悄悄地溜了。直到张隆吉把钱带走，把学生赶回来，张耀南这才知道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国民党官员逃跑了，城里仍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旅。共产党的负责人魏金三委托张耀南出面与其旅长谈判，要求给一部分枪械。这个旅长坚持把拉起来的人交给他带走，张耀南、魏金三当然不接受，三次谈判没有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耀南同魏金三等共产党人以“民先”队员为核心，组织起一支数十人的游击队，但枪枝、经费依然未能解决。由于形势日趋紧张，魏金三等决定，全体队员离开县城，暂时分散回家，继续筹措枪枝和经费，听候通知集中，张耀南也回到了纸房村。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强渡黄河，很快攻占了济南、泰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及10万大军不战而逃，形势急转直下。在那种非常时刻，涨耀南依然四处奔波，宣传抗日，还筹借到一部分捐款和枪枝。1938年2月4日，张耀南接到集合的通知，立即携带三支步枪和捐款，火速赶到七区南坦山村魏金三家中。在这里，他见副了党组织派来的帮助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共产党员万晓塘、袁彰武（袁振）、冯向前（冯乐进）等，心里顿时感到有依靠了。面对即将开始的戎马生涯，张耀南的心里十分坦然，跟共产党走，坚决抗日救国，他是铁了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