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民主革命期间，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推翻国民党的运动统治，曾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领导广大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演出过一个又一个有声有色的活剧。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张承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原籍浙江宁波北仑，上世纪20年代至沪求学，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最早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觉悟。在亲自参与抗日爱国的各项活动中，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毅然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以后又在革命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成为地下党的出色领导者。解放战争时期，他出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白色恐怖中，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全国解放后，又按照党的安排，在党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热心开展统战工作，为建设新上海而努力。直至晚年，他还在为发展沪港、沪甬的经济而操劳。他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上海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社会活动家。
目击“五卅”惨案 激发爱国热情
张承宗，原名德基，字履斋，号孟和，又名人俊，1910年6月4日生于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衙前村。6岁随父到上海，在市北中学附小读书，后入工部局华童公学读中学。
1925年5月30日那天，张承宗和二弟张困斋一起，在繁华的南京路至西藏路向东行走，见从外滩方向过来一支约万余人工人学生游行队伍，挥舞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兄弟俩站在定成银楼门口，忽听得一阵枪声，英国警官指挥巡捕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开枪，打死13人，重伤15人，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张承宗目睹此景，顿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帝国主义分子的野蛮行径震惊了张承宗那颗少年的心，使他认识了帝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欺侮中国人的。他和弟弟跑回家，把刚才看到的情景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和邻居，大家对英国巡捕的行为都很气愤。他们买了很多面包和饼干，让张承宗和张困斋送到老闸捕房去慰问被捕学生。第二天是星期天，张承宗和二弟仍然到南京路去，他们看到许多女工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冒着细雨在游行。南京路上到处是巡捕，荷枪实弹，用消防龙头妄图冲散游行群众。
6月1日一大早，张承宗到华童公学去。同学们已经聚集在操场上开会，控诉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的暴行。在台阶上发表演说的有张承宗的同班同学，也有高年级同学。演说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听讲者群情激愤。最后大会决定全校罢课，以响应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散会后他们就在附近的马路上开始游行示威。张承宗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这对于我提高反帝思想、强化爱国意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久，因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干涉、侮辱学生升国旗活动，引发了该校学生离校运动。一时间，许多教会学校纷纷响应。这一运动受到全市各界的广泛关注，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于是，由部分家长、工商界、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创办了光华大学，张承宗转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三年级，毕业后进入光华大学本科经济系。大学的日子里，正是北伐、大革命时期，校中政治气氛活跃，同学好友中传阅大量革命读物，各种思潮都有，他渐渐接触到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并第一次阅读到陈望道最早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五卅”运动一周年和两周年的纪念活动。
1927年春天，张承宗回到镇海，先是遇到国民革命军到达宁波、镇海，又是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觉得革命很有希望。但是很快风云突变，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共产党员、工人学生惨遭屠杀，风波立即扩及镇海，亲友中就有被捕被杀的。张承宗亲身领悟到：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曲折的、艰苦的。
投身抗日斗争 组织“银联”团体
1928年初，张承宗和同乡江南石桥双斢屋的俞雪莲结婚。婚后到上海市银行当职员，2年后转到辛泰银行当职员。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民奋起抗日，张承宗在亲友中募钱，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并和银行界几位同事自筹资金出版《石榴》半月刊，取名《石榴》，寓意一颗颗红色的心向着共产党。张承宗担任编辑，他以“皎川”、“判依”等笔名，写了《代发刊词》、《何以保华北》、《民权保障同盟》、《为镇海愚民辨》等文章。到1933年出版第4期，即遭国民党当局禁止而停刊。1934年张承宗参加社会科学者联盟和武装自卫活动，并在1935年4月加入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参加革命。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张承宗等人立即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参加的有上海市银行、辛泰银行、泰康食品公司和一些钱庄里的中下层职员、练习生等。1936年1月，张承宗以“职青盟”代表身份，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筹备会。这个筹备会下设6个大队，银钱业被编为第4大队，张承宗为大队长，下分3个中队，大部分成员是银行、钱庄、保险业、书店、药店、食品公司的职员，共七八十人。
这个时期活动频繁，遇有重大事件和纪念日，都要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警察用暴力镇压游行群众，时间长了，参加游行的总是这些积极分子，在工作方式和组织上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甚至还有冒险的行动，下层基础比较薄弱。“职救会”为逐步纠正这些倾向，更加深入银钱界职员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经商议，发起成立一个群众性组织“银钱业业余联谊会”。1936年10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员441人，张承宗当选为理事，还聘请上层知名人士为顾问，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广泛组织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扭转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拒绝利用合法、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从此，“银联”蓬勃发展，到1939年会员达1万多人。
1937年8月张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辛泰银行建立了上海第1个银行党支部，1938年建立了金融业党委，张承宗均为第一任书记。
“八一三”上海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各界救国会”改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银联”组织了“上海银业同人战时服务团”，发动群众，支持抗战，救济难胞，还组织百人大合唱，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宣传抗日。半年时间里“银联”发展党员一百余人，并动员和输送干部、积极分子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去。“银联”的党组织从总支发展为党委，成为上海职业界的一个重点党组织。它在实际斗争中以“联络感情，交流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高正当娱乐，增进服务效能，促进银钱业业务”为宗旨，广泛团结同仁的做法，得到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肯定，认为张承宗等同志的做法是“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是转变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个新经验”。江苏省委向中央汇报“银联”这种做法时，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
1939年，张承宗任地下党职业界党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职业生活》周刊。
当时，张承宗白天从早晨8点到晚上7点从事公开职业。下班以后，还要搞党的工作，联系有关的支部和党员，回到家里常常已经是深夜12点钟了，再开始着手编辑工作。他的家在一个二楼的后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大小，里面放一张床后，就剩下一条狭窄的走道，边角上放一只马桶。扶梯上钉有一块木板，夜深人静，妻子和孩子睡着后，张承宗就把这块木板当作写字台，在上面写文章，先后写出了三四十篇。1940年4月18日，《职业生活》周刊被公共租界部“谕令”停刊。
暂时撤离城市 奉命重回上海
1940年上海形势日益恶化，日本特务机关收集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黑名单，张承宗的名字也在里面（这是张承宗第一次被敌人列入黑名单）。江苏省委决定张承宗从公开的职业和“银联”等团体撤出，调入江苏省委新成立的情报委员会，担任书记，直接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领导，任务是派遣得力干部打入日伪政治经济组织，与敌伪作隐蔽的斗争。
1941年12月，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急转直下。日本特务和宪兵疯狂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逮捕抗日分子，禁止任何团体活动，不允许有3人以上的任何集会。中央为保护敌占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及各区委以上负责干部都撤离到新四军根据地去。1942年8月，张承宗奉命撤离到根据地。因为这是党内秘密行动，不能告诉妻儿，直到临行前，他才写下了一封告别信，偷偷塞在妻子的枕头下面，告诉她，自己到理想的地方去了，一定会回来的，就这样离开了上海。
江苏省委在淮南顾家圩子（现江苏盱眙县和安徽天长县交界处）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班设4个支部共二百几十人：一个是省委领导和机关同志，一个是工人界支部，另外是学生支部和职业界支部，张承宗是工人界支部书记。训练班主要是总结地下斗争经验，学习党的总路线和敌占区工作方针：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的总方针；敌占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个字方针，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准备。通过学习，干部们的思想都有很大提高，明确了奋斗目标，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城工部领导江苏、上海敌占区工作。3年中轮训干部近千人，派遣干部进出敌占区约2000人次，建立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的交通线，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城市作好准备。
振奋人心的喜讯终于传来，1945年8月8日党中央电告：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即将投降。当夜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领导彻夜未眠，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大中城市，进攻上海。8月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任书记，张承宗等4人为委员，命令城工部干部立即回上海，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八年抗战，苦日子终于熬出头了，城工部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兴奋异常，胜利即将到来，准备工作顺利进行。8月11日，张承宗迅速回到了阔别了3年的上海，站在滔滔的黄浦江边，此时的张承宗经过城工部3年的工作、学习、总结、锻炼，更成熟了，更老练了，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
一到上海，张承宗等立即找到了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等同志，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迅速传达到各级组织。全体党员不分昼夜，斗志昂扬，积极准备。广大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以及各界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许多工人已贴出“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任市长”等标语，学生们也准备了小旗、标语，市郊游击队准备分散隐蔽地进入市区和工人地下军会合，等待配合新四军浙东部队前来解放上海。
但是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蒋介石政府垄断了受降权，勾结伪军阻止我军攻打大城市。中共中央于8月21日14时和24时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终止，撤出游击队和地下军。新四军浙东部队北撤到山东，上海地下党从组织武装起义转向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以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和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继续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
掀起反蒋高潮 开辟第二战线
张承宗根据十多年的斗争经验，冷静沉着地思考“16字方针”的执行方案，深知党的工作必须牢牢扎根在群众之中，必须深入工人职员、教师学生之中做长期、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切戒盲动、急燥，不讲主客观条件蛮干。否则，必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要把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与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结合起来，提出适当的口号，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为此，市委深入发动组织群众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各行业工会400多个，参加职工30多万人，全市大中学校建立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在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全市性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知名人士11人组成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去请愿。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市民共5万多人聚集北火车站广场欢送。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现场指挥，张承宗等人参加指挥和现场联络。广场上人山人海，欢送队伍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口号，显示了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汇合、大检阅。
张承宗还领导了科技和警察系统的地下党委，团结了一大批科技界的专家、教授、知识界知名人士，壮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在反动统治的心脏部门国民党警察局里，建立了地下党警察委员会。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党员人数从100发展到500人，建立党支部20个。各警察分局、监狱、“飞行堡垒大队”中都有党支部，党的积极分子有2000多人。
张承宗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策动他们相互打击。1947年7月27日，张承宗回家途中听到一阵枪声，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回家后立即打电话给警委书记，原来是国民党宪兵与警察在金都戏院发生冲突，打死打伤14名警察，一时秩序大乱。张承宗抓住这一时机，通知警委向新成、老闸分局和警校传达惨案经过，发起全市警察大罢岗。警校学员分坐10多辆卡车到宪兵团部，高呼“杀人偿命！”此事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严厉训斥上海市长吴国桢。高层官员怕事态扩大，马上答应了警方的要求。
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7000余人，冲破敌人阻挠，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20日，上海等地学生在南京示威请愿，被国民党军警打成重伤20多人，被打500多人，被捕20多人。24日，上海73所大中学校罢课，参加学生5万多人。接着工人也参加进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显示了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发展，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5月30日，毛泽东指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给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民主运动以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1947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张承宗任书记，直接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直至上海解放。
坚守战斗岗位 迎接解放大军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张承宗马上部署各党委，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护厂护校斗争，秘密组织了上海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工人、职员、学生、教师参加人民保安队6万人，参加宣传队4万人。对国民党机关、海关、邮电、铁路、水电煤气、公共交通、银行报馆、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的财产档案作好保护工作，为共产党接管作好准备。
1949年3月，国民党侦察并破坏了上海市委机关的秘密电台，逮捕了报务员秦鸿钧和电台领导人张承宗的弟弟张困斋，张承宗也险遭不测。战争离上海越来越近，敌人也越来越疯狂，张承宗等人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在解放区的陈毅、刘晓等领导得知消息后，非常关心，指示刘长胜、张承宗等撤离到解放区。但他们却毅然致电华东局，坚决要求留在上海指挥迎接解放的战斗。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开始攻入市区，直到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其时战火激烈，硝烟弥漫，张承宗和市委通知全党9000余名党员，10万人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连夜出动，进入各岗位，配合迎接解放军。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电话从未中断，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维持秩序，这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是武装夺取政权史上的奇迹。
5月25日清晨，张承宗奉刘长胜之命，到新开河与第三野战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将军会晤，两人紧紧握手，张承宗激动万分，地下党员和上海人民盼望的胜利时刻终于来到了。
27日晚上，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与刘长胜、张承宗握着手说：“哎呀，我们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呀！”几十年来一直在白色恐怖残酷迫害环境下，沉着冷静指挥地下党战斗的张承宗，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张承宗时年38岁，体重仅50公斤。
开展统一战线 广交知心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张承宗殚精竭虑，忘我地投入建设新上海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上海市科委副主任。1962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秘书长。1973年后任中共普陀区委副书记、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上海市第7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第6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全国政协第5、6届委员。
1980年以后，张承宗已是七八十岁高龄，仍积极活动，广交海内外朋友，团结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他多方位开展活动，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副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一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改革开放以后，张承宗发起并组织“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担任名誉会长，出版《沪港经济》杂志并撰写文章，该杂志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张承宗积极响应邓小平关于“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与李储文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并担任名誉会长。为促进沪港、沪甬经济比翼齐飞奔走于三地之间，招商引资，卓有成效。
他所负责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常组织和接受海内外人士捐献珍贵文物，但他家中没有一件明清瓷器，没有一枚古币，更不用说青铜器和唐三彩了。在担任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席时，组织全市各行业编写党史、工运史、学运史，常参加审稿讨论会。自己编写出版了《红艳千般》、《晓珠天上》两本文集，成为宝贵的文史资料。
1996年12月20日，张承宗因病于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