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苏 静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混乱，为稳定局面，中央决定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实行军管。1967年4月，由周恩来提名，总参党委决定，派开国中将苏静到外交部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铁道部已经成为“文革”期间的重灾区，群众为分为两个派系，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各不相让。一见到军代表了，都逼军代表表态：自己一派是真正的“左派”。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表态一旦出错，无疑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军队的同志刚到地方，情况不熟悉，心中没有底。面对巨大的压力，有人提醒苏静，战争年代既然和林副统帅非常熟悉，何不以老部下的名义去摸摸底？苏静心中有一定之规，一直没有去。

　　军管会这边没动静，中央文革那边可是专门搞煽风点火的阴谋。他们对铁道部那边火烧得不旺大为不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上谢富治跑到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名曰“支左”，实为“支派”。大会一开始，陈伯达就让他们想支持的一派的头头坐到主席台上来。这样一来，另外一派的群众就不干了。眼看会场大乱，局面失控，苏静挺身而出，请另一派的头头也上台来坐。这等于和中央文革公开唱对台戏，在政治上已经冒了极大的风险。陈伯达一见阴谋没有得逞，很生气，站起身，带着他的人下了主席台，把苏静晾在了台上。苏静也不含糊，你下台我也下台。台上变得空无一人，会开不下去了。陈伯达没办法，只好再次请苏静上台主持会议，苏静就再次把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都请上台。陈伯达再无计可施。这下算是把中央文革给彻底得罪了。陈伯达走后，北京街头“打倒苏静”的大标语开始满天飞。苏静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过了不久，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来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中央文革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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