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同志：我们早就想请苏部长谈谈红军时期的摄影工作情况。我们现在保存着一批红军时期的照片，其中也有苏部长的作品。今天把这些照片带来，请苏部长回忆一下，这些照片的拍摄经过；此外还有一些照片，请苏部长看看，是否知道这些照片的作者是谁？他们当时是怎样工作的。我们想通过对这些照片情况的了解，以便进一步知道摄影工作从红军的时期起如何执行着记录历史、报道军事活动的任务；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部队的摄影工作又是怎样一步步地加强的。
苏静将军谦虚地说：对红军时期的摄影工作情况我知道得也不多。我对摄影也不熟练，只是年轻的时候侨居缅甸时学过这门技术，后来在厦门做过摄影的生意，到了红军部队里，林总（指林彪元帅）知道我会摄影，便给了我一架机子，让我照一照。
高帆同志：请苏部长谈谈红军时期哪些同志参加过摄影工作，当时对这一工作有什么看法？
苏静将军：红军一军团部队的摄影从1932年才有。那时驻在漳州，起初是请照相馆给照，以后打仗缴获了相机，就自己照了。当时的条件很困难，有的机子没有片子，有一些片子不适合机子，特别是没有地方冲洗。有一次我在江西照了一批相，后来带到贵州才冲洗了。
当时红军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摄影，林总就是一个，一军团的参谋长徐彦刚就很注意收集照片。例如红军52师缴获了一批机关枪，为了培养机枪射手，成立了个训练班，朱总（朱德元帅）要去给训练班讲话，事先就告诉我一同去照相。
在长征路上，就没法照了。部队经过几次轻装，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找地方存下了。可是部队一到陕西，那时正处在“西安事变”的前夕，在西安买到了一批胶卷，杨勇同志送给了我一个方盒子的相机，据说这个相机还是从马鸿宾那里缴获过来的。这才又开始拍照。我们驻在宫河镇的部队，举行了一个运动会，我就拍了多张，并且把每张都编了号，你看，这张运动会的照片上面的字还是我那时写的。
后来，八路军东渡黄河，我照了一些，你们存的这张照片就是那时照的。平型关战斗，我也照了一些，其中有一张给日俘保管员治疗的照片，还拿到武汉去印成了传单，在阵地上散发给敌军，宣传我军的优俘政策。
我到延安的时候，罗总在抗大当校长，还找我去照了一些抗大生活的相片。以后，从各地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多了，有些人会照相，有些人很喜欢学照相，我存的机子也让他们要走了。照相的同志多，我就很少去拍照。
那时的摄影工作，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花本钱也不多，自己也不会照相制版。当拍照的时候，并不觉得多么重要。可是时间越久就越感到那些照片的宝贵了。
我记得那时拍下的照片印了好些都分别送给了有关同志例如边振武同志，杨勇同志，杨成武同志，肖华同志，肖向荣同志等我都送过。他们大概现在还保存着。我拍照抗大的照片，还送给了林总一批，不知道还保存着没有。我把照片给别人保存，自己只保存底片，我认为保存底片更重要，只是1942年在山东地区的反扫荡中，我把底片留在后方，想不到他们好心好意把底片和文件一起埋在地下了，结果因受到潮湿，都损坏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
红军时期，聂总（指聂荣臻元帅）也学会了照相，特别是后期，也经常照一照，他照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原载《摄影工作参考资料》（63.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