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下干部的选调问题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回忆，我泰山地区为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已于1948年秋根据上级指示开始进行提拔配备干部的工作，使各地、县区基本上配齐正副职两套班子，以便随时准备抽调南下。
1949年2月，泰山区按照每区配备干部6人，每县配备县级干部9人的要求，组织一个地委、四个县委的整套班子共计400余人，加上战士、勤杂人员共计700余人，编为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王醒同志任大队长，苏展同志任政委，李频如同志任宣传部长，马子诚同志任组织部长，韩寓吾同志任大队参谋长兼章丘第五中队队长，黄益源同志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大队下编六个中队：
第一中队为地专机关的南下干部，由闫墨林同志负责；第二中队为莱芜县南下干部，由周效儒同志负责；第三中队为泰安县南下干部，由刘刚、杨仲起同志负责；第四中队为历城（四个区），莱芜（八个区）的南下干部混编，由英宜之、王裕民同志负责；第五中队为章丘县的南下干部，由韩寓吾同志负责；第六中队由莱芜、历城部分干部组成。
1949年2月23日，全体南下干部第一大队的全体人员到泰山地委驻地——莱芜县寨里镇报到集中。24日进行编队，25日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大会由专员刘舜卿同志主持，地委书记林乎加作报告。26日至27日进行学习讨论，28日出发到达泰安县城住宿。3月1日在泰安火车站广场开欢送大会。在去参加欢送大会的路上（泰城东西大街），沿街两边集聚了成千上万的机关干部和居民。他们敲锣打鼓，手举横幅标语，高呼欢送南下干部的口号，气氛十分热烈。记得有两幅标语，使我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难忘。这两幅标语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过长江去，解放江南人民的倒悬！”
泰安县委在泰安火车站广场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在欢送大会上，刘众前（地委委员、泰安县委书记）、王醒同志分别代表泰安人民和南下干部致欢送词和致答词。然后，在泰安站登上火车。在临上车时，南下干部与前来欢送的同志与亲友一一握手告别。在临近中午时分，满载南下干部的火车拉响汽笛，一声长鸣，徐徐开动。车上车下相互挥手，依依告别。
我们这个南下干部大队在出发时就已明确，目的地是浙江省宁波地区，我们这个中队的目的地是接管定海县。
在我们之前，于1948年底，地委宣传部长金韬同志已率领84名干部赶赴华东局集中，编入华东局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华东局南下。当我们南下到达浙江时，他们已先期抵达并开始参加接管嘉兴地区的工作。
二、南下过程
1949年3月1日，我们乘车从泰安出发，当天火车开至临城（现改名薛城）停下，所有的南下干部下车后，按照中队分别到附近的各个村落住下。我们泰安南下干部第三中队奉命住进临城以北的陶家庄。在此修整学习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全体同志脱下便装，换上黄色军服，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实行军事化行动，学习军事知识。主要是学习出操、跑步、站队、点名等简单的军事知识。除此以外，更主要的是政治学习。记得当时主要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和《入城守则》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要求大家在思想上做好两手准备，即过江后用武力解放和部分地区、城市和平解放两种可能性的思想准备。
在修整学习结束后，根据山东省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的命令，我们一大队的行军路线是：沿运河东岸，从扬州、镇江渡江。于是我们从临城步行至徐州市转乘火车，沿陇海线东进，到新安镇下车后，沿着运河东岸向南步行了一天来到苏北的新店附近宿营。到深夜凌晨两点钟，突然接到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南下干部一大队改变行军路线，立即返回徐州，随三十五军支前，从浦口渡江。接到命令后立即集合出发，沿运河北上回到新安镇火车站，再乘火车赶到徐州，然后从徐州乘火车抵达淮河北岸下车（因前面的铁路大桥被国民党军队炸毁，火车不能向前行进），从临时用船搭起的简易桥上渡江过淮河，抵达蚌埠并继续步行前进。经明光到达滁县的周家大营住下来，修整待命。因这时已是1949年的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还在北京进行，所以只好在此宿营修整待命。
由于国民党在谈判中坚持“就地停战，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的策略，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谈判破裂。于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于4月21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21日立即行动，从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公里的战线上，万炮齐鸣，千帆竞发，百万雄师强度长江，很快占领了长江南岸。至此，东、西、中三路解放大军已有超过30万大军抵达长江南岸。我们跟随的三十五军渡江后，于4月23日完全占领南京。我们南下干部在4月24日凌晨接到立即行军，赶赴浦口渡江的命令后，沿津浦铁路步行前进，在太阳落山前赶到浦口码头，待机渡江。那为什么一定要赶在太阳落山前呢？当时上级下发通知说，长江北岸为国民党设置的长江防线，在5华里宽的地段埋设了大量地雷，为“布雷区”。我先头部队已派扫雷分队探测出埋设的位置，因来不及起出，故用石灰画上白圈做标记。所以，部队要求在通过这一路段时，必须一个跟一个行进，避开标记，以免天黑后看不清，触雷。
我们穿过“布雷区”后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码头时，太阳已快要落山了。在岸边等候渡江时，夕阳的余辉反射到天空的白云上，好似一幅美丽的图画！当时，我还看到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在江面盘旋，不时向下用机枪扫射，进行垂死挣扎。
在天色渐渐暗下来，江面上从南岸返回的汽船——小火轮靠近码头。站在码头上的指挥人员招呼我们一个接一个登船渡江。汽轮开得很快，不一会就抵达长江南岸的下关码头。待大队全部人员到齐后，整队前进，进入南京市区。这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幸亏我们都备有雨具，举伞冒雨前进。在抵达南京市中心——新街口时，雨下得更大了，我们只好站在积水的马路上，等候找寻住房子的人。就这样，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由看房子的同志引路住进了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医院（当时，这所医院空无一人，我们在此住了近一个星期）。当我们住下时，已是4月25日的凌晨2点钟了。这一天的行程大约有一百四五十里，实在太累了。
接管南京的任务是第二野战军的，因他们从长江上游九江对岸渡江，过江后到南京还有一段路程，所以暂由三十五军进城后先行接管，开展工作。
记得在驻南京期间，我们三中队的15位同志被抽调参加接管工作，六位同志去南京机场抢运汽油，以防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据他们说，每两人押运一部装满汽油桶的大卡车，将汽油桶运到中山陵附近的河道里。因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的墓地，认为敌机不会轰炸，所以将大量的汽油运到那里存放。
在抢运汽油的过程中，有一天夜里，一部运油车在通过铁路道口时，与道上的一个小火车相撞，起火燃烧。当听到这一消息后，队伍领导派我和另二位同志前往了解情况，看看是否是我们派出去参加抢运汽油的同志。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天已经大亮，火也被扑灭。现场有一部烧毁的汽车和三具已烧成焦黑的尸体，根本无法辨认。当我们返回向队部领导汇报后，去伙房吃饭时，正好碰上去参加抢运汽油的六位同志。大家这才放了心。这天，国民党飞机真的来轰炸南京机场，未来得及抢运的汽油被炸起火，汽油桶爆炸后腾空而起，我们在驻地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进驻南京的第四天，第二野战军的干部抵达南京市，开始进行接管。我们南下干部大队完成移交后相继撤出市区，到达市郊十多华里外的农村住宿。经过十余天的休整、学习，我们搭乘火车继续前进，抵达苏州车站。下车后，在附近的农村住下。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开始行军穿过苏州市，沿运河向南进发。经吴江、平湖进入浙江到达嘉兴，然后继续沿着运河经石门、塘溪抵达杭州市郊的拱振桥住下待命。5月23日，接省委通知，宁波已于昨晚解放，命令我们明天一早乘汽车前往宁波。我们一大队的全体南下干部立即做好准备，于5月24日一早分乘汽车向宁波方向进发。途中，因公路高低不平不太好走，汽车开到曹娥江摆渡时已经日落西山，于是我们就在曹娥过夜。第二天继续乘车前进，于5月25日中午抵达宁波江北岸，我们三中队住进大同旅馆待命。
这时，因舟山定海尚未解放，不能按照原计划前往，故就在宁波分配工作。我于第三天被分配到宁波市军管会，任会计工作。
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
我们进入南京市的第三天（1949年4月27日），广大南下干部和三十五军军部的机关干部在南京“励志社”广场集合。在我们到达前，一大批由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组成的腰鼓队，打着腰鼓和三十五军军部的机关干部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我们南下干部大队到达不久，从南边大门开进两辆小轿车。车停下来后，从前面一部黑色车里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位女同志，年龄约在30岁，高挑个儿，瘦削身材，留着短发，身穿浅蓝色的旗袍，上披黑色毛坎肩，非常引人注目。她神采奕奕地健步走向前，与参加欢迎会的南下干部纵队和军队的首长握手问好。接着三十五军政治部梁主任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现在请她给大家讲话。”这时，掌声雷动，热烈欢迎陈修良同志讲话！
陈修良同志除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对广大南下干部进驻南京开展接管工作表示欢迎外，还简要介绍了当时南京的社会情况。讲话结束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散会时，口号声、腰鼓声汇成一片，气氛非常热烈！
当我们回到驻地后，大家在议论时，都对陈修良同志表示了钦佩和赞叹之情，并对我党有这样干练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赶到骄傲和自豪！
四、初到宁波时的印象
我们在南下开始，在山东临城集中整顿学习时，中队领导曾根据宁波地下党编写的一本小册子，其中简要介绍了宁波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风俗习惯及上层人物姓名的概括等参考资料，所以在思想上对南下的目的地已有些概念。在到达宁波后住在江北岸外马路，首先看到的是外滩，既有银行、海关大楼，又有水陆汽车站和航运码头。后来进入城里又看到了东门口的商业大街及江夏街的金融中心，感到宁波是一个较像样的城市。
另外，解放时因敌人仓惶逃离未受到战争破坏，水电供应也比较正常。当时市面平静如常：商店照常营业，工厂正常开工，学校按时上课，市民的生活安定，社会没有乱。这种情况让人觉得有点纳闷，不理解。后来经向四明出来的同志了解后，才知道，这完全要归功于宁波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宁波解放前夕，为了应对敌人的破坏，发动各行各业的广大职工群众奋起组织护厂、护店、护校取得的结果。
丁玉琦：泰安北集坡人，1929年出生，1946年2月参加工作，1947年入党，曾在泰安县政府秘书处任总会计，1949年2月随军南下浙江宁波，在宁波市协作办公室离休。
